崇信义塾:浙江大学的间接源头

浙江大学校歌中有“海纳百川”一词，实际上，浙江大学本身也如大海一般是由众多源流汇聚而成的。宁波崇信义塾就是浙江大学的一个间接源头。本文依据美国长老会的档案文献对崇信义塾作一探讨，以更深入地认识浙江大学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1914—1927年浙江大学筹建运动

1897年求是书院的成立,标识着近代浙江高等教育的开端,此后几度更名,入民国后改称浙江高等学校,但是不久教育部即废除各省高等。随着1914年最后一批学生毕业后,浙江高等学校停办,浙江顿失文化重心。直到1927年成立第三中山大学,浙江才重现最高学府,期间长达13年为空白期。(1)虽然这13年浙江并未拥有国人自主的大学,但是并不意味着这段时间浙江人士对高等教育的漠视,相反各类人物纷纷提出重设大学的主张,热闹非凡。围绕着浙江最高学府的重建,各类人物的努力、各种利益群体的纠葛、浙江省议会的举措、地域冲突都一一呈现出来,此类种种亦颇能窥探当时社会环境和世态变迁。

浙江大学创建的若干史实考辨

浙江大学创建至今已有百余年,由于年代已比较久远,建校时的大部分原始档案早已散佚,导致后人在叙述校史时,于时空人事方面多有误判。根据当时的报刊、原始档案、当事人的信件和日记等资料,结合时人回忆,对浙江大学创建过程中诸如汪康年创办崇实书院与求是书院创建的关系、廖寿丰与林启在求是书院创办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求是书院创办初期是新式学堂还是新式书院、求是书院之后有没有改称过"求是大学堂"等重要问题,可以得出更为可靠的结论,澄清浙江大学创建的一些历史过程。

从“转向革命”到“被革命”——对黔系军阀参与北伐的历史考察

北伐战争前夕,以袁祖铭为首的黔系军阀被刘湘等四川军阀打败,退驻湘黔边境。为觅求生存空间,黔军陆续与广州革命政府接洽,脱离北洋军阀,归附国民革命军。广州政府为减少北伐阻力,也积极争取黔军。黔军一度作为北伐左翼军的主力向湘西、鄂西等地进发,配合了中央军在两湖战场的作战。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革命军内部矛盾日益激化。黔军首领袁祖铭、彭汉章先后在常德、汉口被唐生智以"不革命"、"反革命"的罪名捕杀。宁汉分立后,黔军王天培第十军继续随南京方面北伐,但因徐州战役失败,王天培被蒋介石作为"替罪羔羊"杀害,所部被收编或解散。至此,一度参与北伐的黔系军阀全部被北伐军消灭。而在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的大环境之下,黔系军阀从"革命"的对象转变为"革命"的参与者,最终却以"不革命"、"反革命"而被消灭的历史过程与最终命运,亦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当时"革命"、"反革命"等话语的任意性、专断性。

罗宗洛与光复初期台湾大学接收及改制困境

日本投降后,许多台湾地区民众积极支持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的工作。罗宗洛与杜聪明为首的台籍教授合作,扩大录用台籍精英,也留用部分日籍教员,将台北帝国大学改制为台湾大学。然而,台湾地区与中国内地仍是双轨体制,台币与法币价差甚大,国民政府无法拨款给中央驻台各级机构,暂由行政长官公署代垫,给台湾地区财政很大负担。台大校长罗宗洛多次请求行政长官陈仪垫付台大经费,但陈仪却想介入台大人事案,并欲自办省级独立学院,争取台湾地区高等教育的控制权,让罗宗洛相当不满。再加上双轨体制导致台大经费拮据,使台大医院的台籍医师未能及时补上编制,引发“罢诊风潮”,让罗宗洛决心辞职,也让许多台湾地区精英借题发挥,批评陈仪施政不公,抨击行政长官公署的经济统制政策,无形中埋下了二二八事变的火种。

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

宋代劝农之制起源颇早 ,其内容一是君王亲耕藉田 ,为天下率 ;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向民众传递君王重视农事的信息 ,以达到劝勉诱导的目的。秦汉以后 ,随着帝制国家职能的不断理性化 ,劝农典礼日渐被纳入日常行政的范畴。至北宋 ,地方州县长官均以劝农使入衔 ,从此成为定制。每年春季二月出郊 ,作劝农文以劝诱农功 ,也成了地方长官的经常性职责。至宋代定型的劝农制度是中国传统“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的政治文化在生产领域的一个典型表现 ,它对当时民众的社会行为有一定的影响 。

义乌模式:从市镇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考察

本文认为自宋代以来中国部分地区形成了一种市镇经济形态 ,义乌小商品市场是在社会分工和生产的专业化推动下兴起的 ,而市场又反过来推动经济的增长 ,并使市镇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其中交通运输条件的变化对义乌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因此义乌模式的形成又是区域历史发展的结果。

民族主义的裂变——以孙中山与苏俄关系为中心的分析

关于孙中山晚年民族主义的“苏俄转向”的解释,学界一直聚讼纷纭。本文通过对已经解密的档案的分析,认为这一转向乃是孙中山在寻求国家统一过程中,与国内各政治、军事的实力角逐的结果,也是选择在华国际的势力,尤其是在与苏俄的物质援助及意识形态输入之间博弈的结果,是孙中山对政治的纯技术化对待的产物。这一转向,预示着近代中国由传统的道德政治向现代的技术政治的转型,它将中国带入欧美霸权与苏俄霸权两极对抗的世界权力结构之中。孙中山晚年的民族主义在为中国奠定统一基础的同时,也使中国成为苏俄国际战略的牺牲品,民族主义与利害关系的亲缘由此得以充分体现,它所遗留的政治后果还有待进一步清理。

中国教会大学图书馆发展史略

本文主要论述近现代中国教会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历史、特点及其贡献。

略论历史上的避讳

中国古代有各种忌讳，避讳是其中最普遍和最重的一种。避讳起源于西周，但当时的规定还比较宽松，如不避偏名和嫌名，在诗文中不必避讳，特别是只对死者加以避讳等。从秦汉以后，避讳逐渐严格化，不仅生者也须讳名，二名要偏讳，要避嫌名，无论说话或写字都要避讳，盛行私讳，甚至为避讳而改姓等等。避讳的方法很多，至少有改字、空字、缺笔等七种。避讳虽然使史籍的记载造成了混乱，给史料的运用增加了困难，但是如果人们掌握了它的规律，却可以利用避讳来鉴别史书和史料的真真伪。因此，研究避讳学对史学研究和古籍整理都有一定的意义。

从地图看历史上中韩日“世界”观念的差异——以朝鲜的天下图和日本的南瞻部洲图为主

17世纪初刊行的《利玛窦世界地图》在中韩日三国产生的影响各有不同。本文探究其原因,认为是由于历史上中韩日"世界"观念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从三国的地图上见读,并做出具体分析。作者以朝鲜的天下图和日本的南瞻部洲图为主对本题做了论述。结论是:在中国,牢固的传统"天下"观使利氏地图熔入明清地图的中华中心主义大统;在朝鲜,变异的"天下"观仍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大总",利氏地图传入较早却影响有限,而特殊的"天下图"得以产生和流传;在日本,利氏地图虽也遭到传统的"三国"观的拒斥,但实际上得到较为深广的"受容",后来其南瞻部洲图也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世界观念。

南宋的历史地位与“宋韵”文化

长期以来,宋高宗被认为是一个令人不齿的反面人物,对他创建的南宋评价也很低。但就是这样一个朝代,面对尖锐复杂的民族斗争,享国却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特别是它的宋韵文化,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现,在今天仍然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和传承。由此可见,以往人们对宋高宗的认识怀有一定的成见,对南宋历史地位的认识存在着偏颇。只要我们不怀个人爱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评价宋高宗,对南宋的所谓“权相政治”“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进行具体分析,对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进行全面研究,就会认识到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只有在宋朝特别是南宋才能孕育出如此光辉灿烂的宋韵文化。

论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历史功绩

胡雪岩是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先驱人物之一,协助左宗棠加强海防,并协办福州船政局;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机器设备和技术,力助左宗棠开发大西北;购运西方先进武器装备左军,及时收复新疆。他推行慈善事业,为国为民做了一系列善事。两次东渡扶桑,从日本购回我国流失海外的文物。他创立"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金字招牌,并树立了"诚信"、"戒欺"的榜样。

试论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由唐宋两朝国情比较所见

长期以来,人们虽不时以唐宋并称,但言及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时,除在文化上有所肯定以外,总是将它说得那么不堪,与唐朝相比,简直不可望其项背。事实上,宋朝除国土面积不及唐朝以外,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农民的社会地位等方面,都要优于唐朝,对后世的中国乃至世界,无论是贡献或影响,也比唐朝要大得多。唐朝的军事力量虽然一度十分强大,但它给百姓带来的多半不是福祉而是祸害,所以并不值得夸耀。从总体而言,宋朝的历史地位要高于唐朝,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是从清初至近代,唐朝却多受歌颂,宋朝则常被贬抑,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受到清朝初年以王夫之为代表的学者借贬低宋朝以影射清朝的一些论著的影响。二是近代中国不断受到列强欺凌,遭致丧权辱国,人们一方面着意将宋朝贬低为一个屈辱投降、腐败无能的典型,加以鞭笞。另一方面对一度称雄四方的唐朝,竭力加以美化,以满足自己心理上的需要。时至今日,我们有必要还原宋朝的历史地位,重视和吸取其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

1927～1937年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关系新论

冯玉祥和蒋介石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冯蒋关系的变化十分微妙。在1927～1937年间,冯玉祥对蒋介石从联合到分立再到联合,走过了一个"从最初的军事配合到主动联蒋'清党'"到"从武力讨蒋到促蒋下台",再到"从联蒋抗日到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历史轨迹。作者分3个阶段考察了他们的联合与分立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从传统到近代——晚清浙江学术的变迁

清代嘉道以后 ,浙江传统学术日趋衰微 ,无论是理学还是汉学 ,都在走向败落。与此同时 ,传统学术内部出现了一股世俗化、理性化的趋势 ,在学术内容、学术精神、学术方法等方面作好了迎接西学的准备。在此基础上 ,浙江学者们继承和发扬传统学术中的优秀部分 ,吸纳西学 。

浙江籍知识分子与新文化运动

民国初年的浙江籍知识分子是一个极富个性的知识分子群体 ,他们大多承袭“乾嘉遗风” ,先放洋日本 ,归国后集汇于中国政治文化中枢北京 ,且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在新文化运动中 ,他们以其独特个性涉足思想、文化、教育、艺术等几乎所有领域 ,且建功甚伟 ,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构素之一。而上述独特个性和突出贡献的背后隐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

人权保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实践——以防疫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自1931年11月成立以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在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方面给予 了苏区人民在人权方面以相当的体现。在大规模疫病袭来之际,苏维埃政府除了采取各种措施对人民进行积 极的治疗外,还不断完善自身的防疫机制,从实践中对人民的生命权给予了充分的保障。苏维埃政府在防疫 问题上的努力,与同一时期国民党政府相比,呈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也体现出了两种不同的人权保障 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