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驱动逻辑与机制设计——基于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研究

多元机制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设计或现实影响业已得到广泛关注,但研究者多讨论以政府为主体的行政机制和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机制的作用与影响,较为忽视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社群机制推动共同富裕的不同驱动逻辑、机制设计与具体作用发挥。以浙江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研究对象,论文构建了“制度逻辑驱动-多元机制互补嵌合-多领域作用发挥”的理论分析框架,深度剖析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驱动逻辑和内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1)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受到政府逻辑、市场逻辑、社群逻辑等不同制度逻辑驱动;(2)不同制度逻辑组合影响社会组织在经济发展、收入分配、社会治理等共同富裕不同领域发挥的异质性作用;(3)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发挥通过多元机制互补嵌合加以实现。在理论层面,研究丰富了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多元机制互补嵌合促进共同富裕研究;在实践层面,研究结论为我国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限权:信息技术在纵向政府间治理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浙江省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改革的研究

数字技术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基于“最多跑一次”改革等“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践,已有研究侧重刻画数字技术在推动数字治理和建设整体性政府中的作用机制,较少注意到数字技术也是约束行政权力、强化纵向政府间治理的有效途径。浙江省2018-2020年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改革的追踪研究表明,数字技术使得高层级政府在纵向治理中逐步超越了目标管理,加强了流程控制。具体而言,省级政府构建的在线审批平台减少了地方行政机构的自由裁量权,提高了行政审批的规范化程度。基于2019年浙江省633份企业家调查问卷的数据拟合序次逻辑斯蒂模型进一步显示,在线审批平台可以通过提高行政审批的规范程度来提高企业家的投资意愿。上述发现增加了学界对数字技术在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中作用方式的认识,表明数字技术具备约束行政权力、强化纵向治理等重塑政府组织架构的潜力。

全球气候治理新进展——区域碳排放权分配研究综述

碳排放权作为稀缺的公共资源,其实质是一种新型发展权。科学合理分配有限的碳排放权对实现《巴黎协定》温控目标至关重要。从原则、方法、尺度与方案等维度对碳排放权分配的文献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归纳。研究表明,国内外学者大多基于公平性和效率性原则探索碳排放权分配;分配方法分为指标法、博弈论法、数据包络分析法和综合法等,各有利弊和适用条件;分配尺度大多涉及国际和区际两个层面,前者由于各国不同的利益诉求较难形成共识性方案,后者主要关注省际分配,更小尺度的研究相对较少。未来碳排放权分配研究趋向于多原则兼顾、多方法联用,涵盖国际、省际、市际及行业、企业等不同尺度。本研究可为制定科学合理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提供理论依据,为我国更为积极有效地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公共治理机制:信息、决策与执行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是一起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公共管理者可以通过建立完善公共治理机制实现对疫情的预测、控制和干预。在中国,地方政府是构建和运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治理机制的关键主体,它们需要在应对疫情时综合协调包含行政体系、医疗机构、供应商、志愿者和社区居民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关系。在涉及多元主体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治理机制中,政府需要承担元治理角色,核心责任是为多元主体的有效互动提供规则、建立秩序、促成集体行动。湖北省武汉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案例表明,一些地方政府仍然采用了行政主导方式来应对治理难题,而且行政体系的治理能力较为有限,影响了疫情防控效果。如何完善地方政府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治理机制?在信息机制方面,地方政府应建立更加多元、透明的信息渠道,增强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敏锐度;通过借助“互联网+”技术优化数据开放,更好协调多元主体的自主治理。在决策机制方面,地方政府应完善更加全面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应急预案,明确行政部门和志愿部门、社区等职责,提高应急决策水平。在执行机制方面,地方政府既要加强行政体系内部的资源调配能力,又要提高与市场主体、志愿部门的合作能力,确保应急措施有效。

大学生选择党政机关就业的生涯激励：公共服务动机,还是政治效能感？

准确理解驱动大学生进入党政机关就业的生涯激励,是提高党政机关在人才市场竞争力的关键。面向浙江大学2017年应届本科毕业生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显示,只有8.4%的大学生有意愿加入党政机关,且男性、党员更有可能做出这一选择。在大学生看来,党政机关工作既普通、又独特。普通是指体制内工作不再是不可替代的金饭碗,它既有福利待遇好、工作稳定和社会地位高等优点,也有薪酬回报低、工作压力大等不足。独特则是指党政机关工作的公共性,即它提供了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机会。大学生党政机关职业选择的差异,既不根植于他们对体制内工作认知的分化,也并非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而是来源于个人政治效能感的不同。这一发现有助于学界更为准确地理解大学生进入党政部门就业的生涯激励,也挑战了市场化改革将削弱党政机关组织能力的观点。

社会企业如何参与社会治理?一个环保领域的案例研究及启示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社会治理的进步需要社会力量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则是一种有效的参与机制。垃圾分类是环境治理中的关键瓶颈,而社会企业为垃圾治理的现代化提供理论和模式支撑。以致力于环境治理的新兴社会企业案例“虎哥回收”为例,以“政府购买-规模效应”的基本框架分析社会企业参与的垃圾治理新模式。分析结果表明,社会企业在垃圾回收领域扮演“民生经纪人”角色,政府应通过购买服务推动社会企业规模化和可持续化运营。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改革方案比较研究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职工去世时其个人账户有余额的,余额部分可继承;领空个人账户余额仍然存活的参保职工可以继续领取个人账户待遇直至身故,带来个人账户基金收支缺口。在计发月数偏小、个人账户投资收益率不高、记账利率虚高情况下,基金收支缺口进一步扩大。本文对四种个人账户改革方案进行模拟,比较不同改革方案的优缺点。研究发现:(1)在“仅取消可继承规定”的方案一下,或“不可继承+按平均退休余命调整计发月数”的方案二下,遗产差都远小于长寿差,个人账户无法实现基金收支平衡;(2)如取消可继承规定,能消除个人账户收支缺口的计发月数远高于可支付至平均退休余命的计发月数;(3)在“可继承+个人账户实际余额‘领空不领’”的方案三下,或“可继承+按极限年龄调整计发月数”的方案四下均可实现个人账户基金收支平衡;但方案三下长寿参保职工在领空个人账户余额后养老金替代率会大幅陡降,方案四则将待遇降低的冲击分摊在整个待遇领取期。个人账户改革方案需要在可继承规定、基金收支平衡和养老金替代率之间做权衡选择。上述研究发现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改革同样具有参考意义。

超国家主义退潮下的新英欧互动——后脱欧时代英国—欧盟移民社会保障合作问题研究

围绕移民的福利和主权争议是影响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的焦点议题。本文认为,逆全球化局势下超国家主义的撤退和国家主义的阶段性回潮在英国的国家、政党和国民层面构建了脱欧底色。对于移民“搭福利便车”的指摘则是一种“选择性建构”,忽视了移民对东道国财政的积极贡献和其福利领取资格上的“次公民”待遇。英国加入欧盟四十余年来,形成了稳定的移民福利场域,“福利去边界化”和“福利超国家主义”的福利惯习(文化)持久地浸染和内化于各行动者,即使未来英国退出欧盟,惯习的粘性和英国—欧盟互动所留下的制度痕迹不会凭空消散;福利接受者的抵抗策略更使英国不能轻易关闭福利共治空间。因此,在后脱欧时代,英国难以回到福利的国家主义,未来英国和欧盟仍需在社会保障领域探索新的合作方案。这可能指向英国与欧盟在福利领域乃至国家层面的合作新路径:在国家主义和超国家主义之间徘徊的耦合的第三条道路,这种探索还暗含英国未来重新校准自己国家身份和国际定位的尝试。

低保赡养费核算如何平衡家庭义务与国家责任——基于浙江省赡养费核算改革案例的研究

低保对象认定过程中的赡养费核算涉及家庭义务与国家责任的权衡问题。论文基于浙江省赡养费核算改革案例,分析低保赡养费核算中家庭义务与国家责任的平衡问题。研究发现,赡养费核算改革越来越强调子女赡养的家庭义务;改革后的核算办法可能导致供养义务人不愿意履行赡养义务和供养义务人实际无赡养能力的两类老年群体遭遇“漏保”风险;地方民政部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采用地方性赡养费核算办法和地方性社会救助联席会议机制进行调适,努力降低“漏保”风险。基于案例分析,研究提出通过“家庭第一责任+国家兜底责任”来兼顾家庭义务与国家责任、适度提高赡养费核算的扣除金额、赋予地方对特殊困难对象赡养费核算问题的自由裁量权等政策建议,并提出民政部门兜底保障和倡导孝顺的关系、完善救助制度以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或老年福利制度等未来研究方向。

专栏导语:公共管理学术研究的“新冠”大考

新冠疫情对世界各地的国家治理体系都是一种考验。3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专程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习近平,2020)。由此延伸,全球性爆发的新冠疫情已经成为对社会科学所有领域既有学问的一次大考,也为公共管理学界重新考察公共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一个机会。

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和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

民众幸福感的提升,不仅源于经济流动(即相对收入的提高),还源于社会流动(即社会地位的改善)。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Bootstrap方法检验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流动感知和社会流动预期均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在社会流动预期与幸福感之间具有遮掩效应,在社会流动感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具有中介效应;社会公平感在社会流动感知与幸福感之间、社会流动预期与幸福感之间、社会流动预期与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均发挥着调节作用。该研究不仅揭示了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对幸福感的作用机制,还具有新的公共政策价值,即社会政策的目标定位可从弱势群体向非弱势群体拓展,回应社会流动高预期人群对公共服务治理(尤其是公平性)的关切,从而带来提升民众幸福感和获得感之效。

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雇佣工资和规模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企业薪酬调查与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对接形成的"企业-员工"匹配数据,从企业雇佣决策的整体性出发,将缴费负担及其影响置于我国缴费监管的制度背景之下,运用系统估计法模拟社保缴费对企业雇佣工资和雇佣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企业实际承担的社保缴费费率越高,其雇佣工资越低、雇佣规模越小,社会保险以降低工资和减少就业的方式对劳动力市场运行存在双重影响;②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看,缴费负担对雇佣工资的影响强于对雇佣规模的影响,但雇佣规模缩减不仅是劳动者就业机会的损失更是企业经营风险的积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尤其需要关注;③从雇佣工资影响的程度看,缴费负担极大部分由企业承担,雇佣规模因缴费负担而缩减是用工成本上升的直接体现;④从雇佣工资影响的结构看,缴费负担对职工福利有显著负影响、对奖金津贴形式的工资部分有更强的负影响,进一步反映出缴费负担形成的成本压力不可轻视,成本压力持续积累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影响极其深远。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本文建议合理缴费负担,严格缴费执法,以此谋求社会保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有效协同。

基于生态效率的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

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科学测度城市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对于推进国家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紧迫的现实意义。本文将环境投入产出分析与数据包络分析相结合,构建了包含二氧化碳、氨氮和氮氧化物三类主要环境负荷的城市全产业部门生态效率评价模型,并以厦门市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表明,生产视角下,厦门市24个产业部门中“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农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分别是最大的二氧化碳、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部门;消费视角下,“农业”的氨氮排放量最高,“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业”的二氧化碳和氮氧化物排放量最高。厦门市24个部门在生产和消费视角下的生态效率均值分别为0.54和0.51,其中第一产业的生态效率最高,第二产业的生态效率最低,第三产业在生产视角下的生态效率高于消费视角。建议综合生产与消费视角的分析结果,统筹推进重点产业部门减污降碳,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生态效率提升,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

“三治一体”中的道德治理--作为道德协商主体的乡贤参事会

近年,乡贤参事会在乡村"三治一体"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在学界引起争论,其中不乏质疑之声。本文运用道德治理、协商民主与理想观察者理论,以浙江省德清县的乡贤参事会为例,分析其在"三治一体"结构中处于何种地位。研究发现,民间自主产生的乡贤参事会具有"理想观察者"的中立与公正特征,因此可以发挥协商民主的道德谈商与调控功能;其运行机制依赖于道德主体的自主调控,在"三治一体"治理结构中具有核心地位;因此,乡贤参事会作为道德协商主体,对化解基层社会治理失灵不仅必要,而且也是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实践。

探索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中国方案———基于安徽、山西与浙江县域医共体的调查

整合型医疗服务的兴起是近年来国际医改最为显著的发展趋势和重要内容。构建整合型卫生服务体系的关键在于加强初级卫生保健,我国2009年新医改提出的“强基层”战略与之高度契合。县域医共体建设已被实践证明是走出基层医疗卫生发展困境,促进分级诊疗、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的可行方案。本文对安徽、山西和浙江三省县域医共体建设的制度设计、政策效应及实践经验进行了刻画和总结,并提出了县域医共体建设面临的问题以及应对之道。

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的多元路径分析

行业协会商会是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主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研究大都关注行业协会商会的经济服务功能或从现象出发描述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而较少从理论视角去构建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与机制。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与自主治理理论提出了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路径与机制的分析框架: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管理的辅助机制、参与社会自治的补充机制与参与社会共治的协同机制。通过对温州市行业协会商会案例的考察发现,温州商会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完善安全生产等社会管理事项,开展行业自律、助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参与环境自治等社会自治领域,以及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培养社会人才充分就业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等社会共治方面进行了探索性实践。为了更好地推进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党委与政府要充分认识到行业协会商会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多元化角色,同时要赋权赋能行业协会商会以增强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

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共治模式——以宁波市鄞州区为例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已有研究大都关注多元主体在政府机制、市场机制与社群机制中的治理行为与治理成效,而较少对多种治理机制如何互补协同构建起共治模式进行探究。基于合作生产理论和合作治理理论,本文提出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共治模式可以分为补缺模式、协同模式与替代模式。通过对宁波市鄞州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案例研究发现,补缺模式有效盘活了志愿者群体、社区原住民等社会资本力量,在社会自治领域激发群体活力;协同模式有效聚合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在社会共治领域协同多元主体应对网络治理与统战新形势;替代模式有效促进了基层社会组织在社群的竞争与合作中共同成长,在社会共治与社会管理领域发挥更好效能。

基于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改革

社会保障是国家反贫困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也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途径,在推进共同富裕中担当重要职责。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社会保障制度,1980年代之后逐步进行改革,实现了制度转型和惠及范围扩展,促进了共同富裕。但应该看到,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不足,对改善全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贡献不大。今后应当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设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有效率的社会保障体系。

数字化、非正规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非正规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这个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再度成为热点。尽管政府很努力,但我国面向就业者的社会保险参保率一直不高,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因而需要重新审视传统俾斯麦社会保障模式的适用范围。在数字化背景下,必须更加注重社会保障权益的公平性、社会保障责任的清晰度和社会保障技术的先进性。因此,要从整体上构建适应数字化时代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造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推进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创新。

建设适应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制度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国家发展的基本任务之一,社会保障制度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从共同富裕的视角看,还存在诸多缺陷,因而要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适应共同富裕的进程。具体而言,社会保障制度要实现三个“增强”:增强反贫困功能,增强收入再分配功能,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据此,现阶段的重点是:优化社会保障项目体系和层次结构,改进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设计,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