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文明史变革意蕴——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具有深刻的文明史变革意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之下,文明的本质和内核不是宗教文化等社会意识要素,而是物质生产和财富创造,由此确立了“富裕”作为文明标尺这一“经济事实”,从“匮乏”走向“富裕”是文明演进的核心线索。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开辟的文明的“近经济”阐释的理论空间中,“文明社会”史与私有制历史同期、“富裕”与“贫困”并存成了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经济悖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则把这一经济悖论推向了极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基础和制度优势之下,不仅体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且体现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协调,破解了文明的经济悖论,实现了对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伟大变革,由此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理性主义与抽象劳动的形而上学本质——兼论马克思与黑格尔、费希特的内在联系

从马克思哲学与理性主义的内在联系揭示抽象劳动的形而上学本质,对于阐扬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当代性具有独特的价值。理性主义是指一种受理性支配的思维方法和社会原则,肇始于柏拉图的理念论和笛卡尔的“我思”哲学,其与抽象劳动的联系最终显示在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原则中。抽象劳动是商品、货币、资本的“价值实体”,也是支配、控制生产过程,进而建构现代社会的“主体”。马克思对黑格尔自我意识活动与资本价值运动的存在论批判反映了这种联系。从思想史追溯,“绝对主体”的内在运行机制最早体现在费希特的知识学原理中。资本价值不仅“设定”自我,而且通过“设定”以自身为根据的“非我”来实现自我的运动。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体劳动、生产过程、社会关系愈发表现为抽象劳动预先设定的对象化产物。

重释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

马克思在论述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时明确指出,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然而,关于“批判”本质的本体论根基、理论指向以及在现实运用中的表现形式,学界还尚未达成共识。在特定的叙述语境中,马克思论述了“社会存在”为辩证法的“批判”功能发挥本质性作用奠定根基,使得辩证法的批判性在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根基上获证自身的本质地位;马克思在深入社会历史总体以揭示资本主义生成逻辑的过程中,呈现了辩证法“批判”本质的理论指向在于历史总体的批判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运用中,马克思揭露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本质对立,并在审视人与人之间差异性统一关系中形成了应然批判的现实运用方式。只有回到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与实践语境中,才能获得对辩证法“批判”本质的充分理解。

《实践论》哲学意蕴的再探讨——以三对关系为中心的理论考察

《实践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典范之作。哲学性质维度,《实践论》科学阐释了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同时包含着重要的辩证法思想,是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哲学内容维度,通过《实践论》可以概括出“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总公式,其中“从实践到认识”是认识活动的首要环节,“从认识到实践”是认识活动的必由之路,最终实现了“认识和实践的统一”,从而阐明认识活动的本质规定。哲学形态维度,《实践论》既承继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路,也蕴含着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因子,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统一。在三对关系的能动把握中全面体悟《实践论》的哲学意蕴,持续增强推进“两个结合”的方法论自觉,有助于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马克思历史概念的理论阐释与当代意义

马克思是一位“具有杰出历史感的哲学家”,历史概念占据着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位置。思辨哲学家和古典经济学家较早地展开了对历史的反思与考察,前者驻足“精神世界”找寻世界的理性而深陷神秘主义的窠臼,后者聚焦于“个人利益”寻求牟利之方并塑造了天然合理的社会形态。马克思精准地剖析了他们的形而上学思维范式及其永恒论、辩护论的意图。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统合“历史”和“现实”的生成性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将研究视域从神学问题转向世俗问题,研究领域从逻辑思辨转向现实生活,历史发展的策略从理性和解转向革命实践。同时,马克思立足于现实个人及其感性对象性活动,深刻阐释了历史的发生学根据、本体论基础和主体性问题,在时间和空间、自然与社会、乡村和城市、过往和未来之间勾勒了历史的全景并呈现了历史的张力,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得以成型,“历史之谜”也得到了妥善回应。在世界局势大变化的今天,我们必须树立“大历史观”以把握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契机和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以践履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抱负。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历史演进的学理探析——从“第一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理论是其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的聚焦点,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理论基石。从理论内涵看,质量因素、科学技术和生产关系构成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三维。面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曲折探索,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时代主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命题,指出必须清醒认识落后生产力的实际情况,形成了以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以科学技术体制改革解放科技生产力的重要思想。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新阶段新问题新矛盾,习近平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明确了以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加快形成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并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的发展路径。从对“落后生产力”实际的深刻认识到加快形成“先进生产力”质态的战略举措,从“第一生产力”到“第一动力”,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在以质量变革、科技创新、深化改革助推生产力结构性转变这一关键点上,习近平“新质生产力”思想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第一生产力”理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马克思自然观的辩证性及其当代发展

马克思自然观是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观的基础上建立的,他的自然观融合并超越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中的自然思想。自然观虽然不是马克思的理论重点,但他的主要理论中都贯穿了这一解释维度。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自然观的理论核心,这种关系置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研究的总体结构之中,因而它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抽象争论,为解决现代社会自然生态危机提供了合理可行的认识路径。马克思辩证自然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就是“生命共同体”思想,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态内涵,又反映了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建设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化改革的特质分析——以三次重要全会为中心的考察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在中国共产党接续推进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不断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特质:在持续性与动态性的统一中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议题,在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中遵循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聚焦性与系统性的统一中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治理模式,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中彰显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意蕴。这些特质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深化改革进程中的政治智慧和实践能力,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支撑。

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形态话语逻辑的解析、批判与超越

政治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定政治文明结构与发展水平的系统性呈现。作为政治文明核心的政治权力是理解政治文明形态的钥匙。权力来源、授权形式、权力结构和运行方式是政治权力系统的基本话语构成,以此为视角,社会契约、选举授权、分权制衡与资本主义民主法治的“契约型”话语逻辑构成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基本理论叙事。理论上的契约权遮蔽事实上的资本权、周期性选举积弊、分权制衡治理低效、资本主义民主法治内生缺陷等,导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实践面临诸多困境。超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话语逻辑的理论叙事是建构技术权、双向授权与整合性权力相统一的话语逻辑。

开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新境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和独特的哲学思考,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方面的最新成果。如何把握其精髓要义和科学体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对新时代治国理政道理的科学阐述;“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对新时代治国理政道理的学理性表述;从“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到“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再到“六个必须坚持”,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深入的学理化阐释。其中,“六个必须坚持”更是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理及其精髓要义。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到“六个必须坚持”的层层推进,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不断系统化与哲学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的哲学新境界,要求深入探究其内在的哲学要义和精髓灵魂,并按照“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建构”的要求,全面阐述这一思想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

精神富有:人文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维度

人文经济学强调通过统筹把握人文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实现人文与经济共生共荣。精神富有是人文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维度,发展人文经济是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经济思想,共同指向了个体精神富有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联系在中国共产党对精神富有的百年探索中得到具象表达。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运行中的精神富有以超越物化逻辑、实现“人文回归经济”、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面向,并在不同地区的经济实践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形成了多样化的人文经济实践模式。未来应以回归“人本身”为价值意蕴、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为重要方向、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保障,不断推动精神富有视域下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赢得精神主动和历史主动。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发展与历史突破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智慧结晶,依托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创新和理论突破得到具体化表达。中国共产党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的计划经济模式,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以全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物质基础,实现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有机结合,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并根据时代需要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理念,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制度保障,展现了国家治理制度层面的创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运动规律的认识,根据具体国情作出从改革开放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展现了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创新,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孕育出伟大理论,集中体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创新,实现了思想理论的历史性突破。

习近平著作对外传播的基本特征、时代使命与优化路径——基于共情传播理论视角

习近平著作的对外传播是新时代中国理论在世界舞台上的集中呈现。以共情传播理论为分析视角,习近平著作的“走出去”已经在叙事逻辑、内容选取、话语方式、平台搭建方面形成一系列积极特征。与此同时,日趋激烈的国际话语权竞争、复杂多变的传播对象、迭代升级的媒介技术也对习近平著作的对外传播提出更高要求,体系化、精准化、智媒化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习近平著作从“走出去”迈向“走进去”的优化路径包括:增加情感交汇点,夯实“命运与共”基础;依据受众特点,制定“点对点”传播方案;推进本土化战略,提升“他乡人”引流效应;以全媒体汇聚传播合力,营造“身体共在”氛围。

道德进步的阐释方式:从自然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

道德进步是人类繁荣的美好愿景。然而,道德进步在学理上遭遇了“道德”的主观性争执“、进步”的相对主义质疑以及“道德进步”的意识形态挑战,给其造成了阐释困难。进化伦理学将“进化”等价为“进步”,在生物学的自然事实支撑中为道德进步打开了一条自然主义进化阐释道路,但无法摆脱来自形而上与认识论的质疑,是一种有限的阐释方式。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自然主义的风险在于“从自然科学走向神秘主义”,道德进步构成危险的“现代唯灵论”。历史唯物主义以建筑学式的类比说明了道德的客观性,以建构主义的可错道德确定了最低的进步判定标准,阐明了阶级社会中道德的根本性质,并划定了“真正人的道德”的进步目标,为道德进步奠定了达观主义。

精神政治与自由危机——关于新自由主义精神治理术的批判与反思

作为一种极为隐蔽且攻心为上的治理权术,精神政治将人的精神视作新的生产力并利用数字技术作为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工具。究其实质,精神政治就是要通过“优化思想”来造就一批从心理上慑服资本及其统治的仆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新自由主义关于自由的许诺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和精神压榨的噱头。以自我剥削、自我强迫为主要特点的精神治理术俨然造就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难分彼此、施害者和受害者合二为一的情形。功绩主体臆想自己的自由处境,现实的个人却在无形社会压力的裹挟下苟延残喘,精神倦怠与心理抑郁等时代症候无不控诉着主体陷入了更深层次的自由危机。面对精神政治的运作逻辑及其社会后果,唯有对资本及其逻辑的实质性批判,方能真正破除精神枷锁、实现精神解放。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教条主义的批判及当代启示

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先驱和工人运动活动家的普列汉诺夫曾对教条主义予以深刻批判,也因批判教条主义而享誉俄国,但在俄国革命道路这一重大问题上,他在晚年却戏剧性地走向了教条主义。其表现为:以“两个决不会”批评列宁的《四月提纲》是散播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的疯狂企图,批评列宁依靠觉悟不高的劳动群众开展革命,批评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盲目乐观。列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有力地批判了普列汉诺夫,指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强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并非只有一种,肯定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拥有有利的阶级条件。列宁对普列汉诺夫教条主义的批判体现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的科学态度、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大无畏精神。坚持这些优良传统对于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郭大力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

郭大力作为《资本论》第一部中文全译本的译者,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翻译家。与此同时,作为第一批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郭大力理论联系实际,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深入研究了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为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有益探索。本文认为,这些珍贵的政治经济学思想首先体现在郭大力对经济思想性质的认识上,他认为经济思想应当以人在生产活动中缔结的社会关系(又称为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其次体现在对生产建设发展的认识上,他指出当时的中国要实现生产发展、经济进步,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最后体现在对当时中国的农村建设的认识上,他强调要促进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进而发展农村生产。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旨向与实践超越

党的二十大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作出了深刻阐释,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于牢牢把握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原则、根本遵循、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更进一步而论,在理论旨向上,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回应和走出了一条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在实践维度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证实了对于“西式”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超越。

面向统一大市场的人工智能伦理标准——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模型

建设数字经济时代的统一大市场,须人工智能伦理标准先行。欧美已先行一步加快建设数字经济“统一大市场”,并在人工智能伦理标准研制方面先拔头筹,但在基础理论方面研究较少。本文以人工智能伦理标准的基本概念为突破口,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资源和方法,在西方标准理论基础上提出“知识体系-准则-指令-标准”的人类社会运行规则体系。人工智能伦理标准模型——水分子模型——阐明人工智能伦理的社会价值原则如何转移到标准的技术性能原则和经济效率原则的原理和机制,构建一种中国特色人工智能伦理标准的概念与模型,为当代中国人工智能伦理标准及其话语模式提供新的基础理论。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人工智能伦理标准模型有助于从底层技术上保障“共同富裕”等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原则的转移与实现,有助于为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产业落地提供伦理辩护,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竞争力、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的协同发展。

马克思的《莱茵报》时期:告别启蒙主义的语境与方法

马克思的《莱茵报》时期是一个以理念批判现实,同时由现实检验哲学的特殊的思想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对启蒙主义及其历史成果的反思与批判,其中包括了对启蒙政治哲学的价值应然的反思,以及对德国古典哲学所提炼的启蒙理念的批判。《莱茵报》时期的政论群和通信表明,马克思对待启蒙主义更多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他不仅继承了黑格尔哲学对启蒙智识的反思,更自觉地辨识了启蒙主义在德国的两种形态。马克思一方面以康德式的启蒙理念批判普鲁士国家政治,另一方面则对篡改启蒙主义的普鲁士官方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进行解构。正是基于对现实政治及其现代理念的“清理”与批判,“物质利益难题”以及理性国家与现实的矛盾迅速推动马克思走向新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有效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