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2014年4月,经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领导小组、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批准,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成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的历史,最早可追溯 到1989年成立的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举办“东亚文化交流——艺与术”国际学术研讨会

12月7日,由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宗教文化研究所、韩国蔚山大学校人文大学日本语日本学科联合举办的"东亚文化交流——艺与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工商大学隆重举行。会议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院长江静教授主持,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白俄罗斯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东亚视域下的童蒙读物比较研究——以《千字文》与《开蒙要训》之比较为例

汉字启蒙教育是"汉字文化圈"存在的先决条件,于是《急就篇》、《千字文》、《开蒙要训》、《太公家教》、《兔园策府》、《三字经》等我国传统启蒙读物便走出了国门,成了古代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童蒙的案头书,并进一步演变、生发,形成了"童蒙读物子文化圈"。然它们最终的命运却不相同:在中土流传的有之;在域外流传的有之;中土、域外同时流传的有之;中土、域外均不传的亦有之。文本本身的差异是造成不同结果的最重要因素。在这里我们以在属性、产生时代、编录内容、编排形式等方面均颇具可比性的《千字文》和《开蒙要训》为例,由收字用韵、内容层次、对后世的影响三方面将二者加以比较,考察二者间的异同及由此带来的不同结果。

琉球“己酉倭乱”与明代东亚局势推演之研究——兼论琉球的历史归属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的"己酉倭乱"使得琉球王国不仅国破家亡,还与萨摩藩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掟十五条》等条约。然由于季风等原因,琉球未能将国难的信息及时传递至明朝,致使坐失解决良机。之后虽有遣使相告,但信息模糊,明廷并未明了其"倭乱"实情。万历四十年真相大白的"己酉倭乱"震动明廷朝野,各级官吏、士绅就援救琉球、封贡、海防、朝日关系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最终,明廷以限制琉球贡期为措施,泄泄焉了结了萨摩入侵琉球后的中日琉三国关系。

无声的对话--东亚笔谈文献研究之二

"笔谈"以汉字为媒介通过视觉而非听觉传递知识、沟通信息,是东亚地区特有的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的交际方式,这种由多国人士参与、话题随意、现场挥毫形成的文本,无法归为任何一种传统的文献体裁,其特点可归纳为:(1)新的交际方式;(2)新的文献体裁;(3)新的研究资料。纵观东亚各国悠久的交往历史,作为跨语言交际之笔谈,并非是偶发的、临时的、应急的现象,而是官方的、持续的、主流的交流形式;同时,作为常态的、权威性的、高品位的沟通方式,贯穿了东亚官民交流的千余年历史。现存约万件笔谈文献,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学、思想、民俗等资料,是一座亟需发掘的文献宝库。

燕行使笔谈文献概述——东亚笔谈文献研究之一

东亚各国在中国文化影响之下,相继从野蛮状态迈入文明阶段,而借用中国文字是这一转捩的标志。因此在近代以前的千余年间,东亚各国虽语言互不相同,但汉字成为相互沟通的主要媒介。明清时代来自朝鲜、越南的外交使节,大多具有较高的中国文化素养,他们通过笔谈与中国朝野人士交流,或诗歌酬唱,或笔意通情,或沟通信息,或询问风俗,因而留下弥足珍贵、数量可观的笔谈文献。这些文献是即时对话的实录,相对于经过修饰的正史,具有原始态和临场感;相对于转瞬即逝的会话,富有知识性和历史价值。

浙江工商大学成功举办“非文字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20年11月21日,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东亚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资助和《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社的协助下,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成功举办"东亚视域下的中日文化关系——以非文字交流为中心"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收到研究报告二十余篇。

虚拟场域下青年群体极化研究

“网生一代”的青年对虚拟场域的依赖性强,与互联网的黏度高。“舆情快闪”的背景下,青年群体易受到个体、媒体、群体的情绪煽动和引导,极易产生群体极化现象。文章以青年为对象,以“舆情快闪”为触发点,探讨青年群体极化的呈现方式,分析虚拟场域传播机制下青年群体极化的消减与反复,思考青年群体极化的风险防控及对策。

钓鱼岛记载始出文献之研究综述

对最早记载钓鱼岛文献的研究结果,目前主要有"《山海经》说"、"《隋书》说"、"宋元针本说"、"《顺风相送》说"及"《三十六姓所传针本》说"等几种。其中,"《山海经》说"和"《隋书》说"争议较大,缺乏力证。"宋元针本说"虽合乎逻辑,但尚需物证来确认。"《顺风相送》说"是目前最大的共识,尤其是得到了官方认可之后,几乎成为定说,但因其成书年代扑朔,因而尚存商榷余地。而"《三十六姓所传针本》说"因原书散佚,看似可信度高,但有待实物来补正。

《使琉球录》中的钓鱼岛史料性质之研究

明清两代琉球册封使所撰写的出使报告是记载钓鱼岛主权属我的最丰富、最集中的文献。从明朝嘉靖十四年(1535)陈侃的《使琉球录》到清朝同治五年(1866)赵新的《续琉球国志略》,十三部官方正式出使奏报连续不断地记载了中琉航线上的钓鱼列岛是在我国的海疆之内,起"镇山""界山"作用的赤尾屿位于中琉自然疆域分界的"落漈""黑水沟"以西,属中国所有,而姑米山乃琉球王国西南极限,是进入其国境之门户,琉球所辖的三十六岛不包括钓鱼列屿。除递呈朝廷的出使报告外,在琉球册封使的饯别诗文、使团成员所著的文集甚至与使节相关的家谱、墓志铭等传世、出土文献中,都留有较多的钓鱼岛相关记载,它们再次有力地证明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确凿无疑。

东亚视域中的“汉文学”

"汉文学"为"汉文典籍之学",尤其指中国典籍传播区域的域外汉文典籍。以阅读域外人士创作的汉文遗产,探寻其中国因素,考察其民族特色,并从中发掘裨益于国学研究及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资料。对域外汉文典籍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其一、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其二、中国文化对域外文化的影响;其三、中国文化激发域外文化的创新。

中国文化走出去之东亚经验与教训

中国文化走向东亚诸国已有千年之久,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教训。出走的文化大致具有三种命运:一是中外并存但各有千秋;二是我失他存,这不仅为我们保存了文化命脉,还时有回流现象;三是我存他失,这大都是优胜劣汰、自然选择之结果。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实行一刀切政策,应根据区域不同分别对待。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较深基础的东亚诸国来说,在继续发送传统文化的波频之同时,应注意层次和内涵。然关键是文化的激活与创新,激活潜藏于东亚诸国文化中的中国元素,再向他们输送一些具有新时代普世价值的地方文化和文化产品。而欧美地区则有所不同,在当今开展中国文化元素表象传播、文化产品出口之际,要充分吸取中国文化走向东亚的经验与教训,首先把汉文习得作为长远战略贯彻实施,保护和激活华人华侨的中国文化情结和热情,从而擘画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真正蓝图。

麦克考利《百人一首》和歌翻译与研究

和歌作为日本韵文学中最古老的形式之一,素以遣词雅致考究、韵律简单优美、风格简洁而意境深远著称。藤原定家编集的"小仓百人一首"是一部颇负盛名的和歌选集,对和歌甚至日本诗歌整体而言很有代表性。1899年美国学者麦克考利将其译成英文并展开系统研究。麦克考利从对日本诗歌整体特征的把握入手,恰切地评判了《百人一首》的价值与影响,并在译介过程中着意凸显和歌的形式技巧,对和歌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产生了持续的助推作用。

绿色金融和数字技术协调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经济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手段,而绿色金融和数字技术协同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引入绿色金融与数字技术拓展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推导分析绿色金融与数字技术协同发展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并构建绿色金融与数字技术协调发展指数,以2011年至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测度分析以及实证检验,证实了两者协调发展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检验表明,两者协调发展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和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处于环境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金融初始禀赋高地区的企业以及属于污染类行业的企业,两者协调发展对企业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在发展数字经济大背景下,为了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和数字技术协调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需要构建新型数字化绿色金融体系,完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制定有效的绿色创新激励制度。

传入日本的钟馗信仰研究

钟馗信仰形成于魏晋,在唐代进入宫廷傩仪,成为国家瘟疫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宋元伴随着傩仪走入民间开始逐步世俗化。隋唐之际,遣隋使、遣唐使开始往返于中日之间,钟馗信仰遂东传日本。然而传至日本的钟馗并未出现在国家祭祀中,而在形成初期即以民间信仰的形式表现出来。日本钟馗信仰的这一特点,不仅反映出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方式,更体现出日本对中国道教吸收的特点。

多组学技术解析发酵水产食品风味形成机理研究进展

发酵水产食品风味形成机制复杂,制备和发酵过程中的原料、所用发酵剂以及设备和加工工艺中的多种微生物相互作用,导致形成的风味成分种类多样,从单一层面对不同发酵水产食品风味成分解析较为困难。近年来,通过利用对不同层面准确解析的组学技术,研究基因表达调控、蛋白质转录翻译及相互作用,并对代谢物进行定性及定量分析,可用于明确特征风味成分,揭示风味形成机制。因此,多组学技术可以用于动态检测发酵过程中水产品风味成分变化并解析风味形成机制、构建风味化合物代谢网络,探究风味相关微生物及酶作用关系。本文综述水产品发酵中风味形成的主要代谢途径、多组学技术应用于解析水产品发酵过程中风味形成的研究进展,以及多组学技术在发酵水产品风味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东亚镜像中的“国清寺”

陈隋之际是中国重新走向统一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佛教界经过各宗长期的教理探索与传教实践,谋求各种学说融合与统一的气运日趋高涨之时。由中国人独自创建的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便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应运而生。天台宗的大乘思想、中国元素、兼容并蓄等特点,使其在汉译佛教圈内迅速传播,日本与朝鲜先后创立本国的天台宗。日本与朝鲜的天台宗信徒不仅视中国天台山国清寺为祖庭,历代巡礼求法者不绝于途;而且把国清寺移植到本国,通过这些镜像传递中国文化基因的同时,在本土化过程中萌生出新文化元素。

林罗山与朝鲜通信使的笔谈研究--以《韩客笔语》为中心

1607年至1811年间被派遣赴日的十二次朝鲜通信使是近世日朝关系史上重要的历史记录。而日本文人识士与朝鲜通信使间的接触和交流也是"锁国时代"下日本对外文化交流史上无比华丽的篇章。笔谈唱和作为日朝文人交流的重要形式,留下的众多记录和资料也越来越受学界重视。林罗山作为在"文禄庆长之役"后重建的日朝外交关系中担任通信使接待的幕府代表之一,与其中六次通信使都有接触,《林罗山文集》中记载的《韩客笔语》是研究林罗山与通信使交流的重要史料,在面对面直接的对话中更能体现双方观点和相互认知的不同。

韩小荆《〈可洪音义〉研究——以文字为中心》评介

韩小荆博士为2010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专攻近代汉字学及古典文献学研究。2009年10月其博士论文《〈可洪音义〉研究——以文字为中心》（下文简称《研究》）由巴蜀书社出版了,全书130多万字,实可谓洋洋大观。

中日学人稻作文化起源观之研究

近百年来,稻作文化的起源与传播,一直是中日两国学人热议的研究领域。在稻作文化起源方面,围绕“那文化说”“阿萨姆・云南起源说”和“粳稻长江流域起源说”,先后展开过频繁的交流与对话,但迄今尚未达成共识,仅“粳稻长江流域起源说”时下较具影响力,但最终结果如何,有待后世学者评判。围绕稻作文化的东传,日方先后有“北方说”(华北说)、“南方说”(华南说)、“直传说”(华中说)和“间接说”问世,但同样有待后世学者做进一步的探讨与裁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