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赋能中国现代慈善及其限度

在数字技术被快速应用于慈善事业但数字鸿沟、数字欺诈等问题却不断暴露的时期,十分有必要讨论数字技术如何赋能现代慈善及其限度这一问题。现代慈善从一种文化理念转化为一种全球性实践,科学技术的赋能作用十分关键。当前,数字技术沿着科学技术赋能现代慈善的基本进路,在公益化、大众化、效率化和法治化四个方面有效促进了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与此同时产生了“逆公益化”“参与冷漠”、公平与效率失衡、法治信任弱化等潜在风险。要持续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并防范其风险,亟需加强政策供给,尽快开展数字慈善监测评估工作,以及积极促进慈善事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中国慈善政策的演进特征与制度逻辑——基于1994—2023年的政策文本分析

慈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在政策工具理论视角下建立分析框架,对1994—2023年间中央层面的431份政策进行内容分析发现,政府组合应用环境型、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对慈善事业进行规范管理和培育发展,其中环境型政策工具始终居于主导性地位,供给型政策工具的数量相对稳定,需求型政策工具在创新发展期略有增多,但总量一直有限。慈善政策工具的选择体现了政府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强监管弱赋能”制度逻辑,但总体而言政府对慈善事业的监管在不断减弱,而赋能在持续增多。慈善政策的未来发展需要更多关注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应用,以更好地回应慈善事业发展的现实需求。

空间地理与动态能力:街区慈善生态形成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慈善基地的双案例比较研究

基层慈善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已有研究多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分析单元剖析基层慈善的发展,忽略慈善活动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片区联动格局,因此构建跨行政区划的、注重多主体协同的基层慈善生态成为基层慈善发展中的重要议题。本文提出基于“街区”场域的基层慈善生态概念,以空间地理和动态能力为分析维度,其中空间地理维度包括区位环境和政策支持环境等静态条件,动态能力维度包括合作网络形成和组织学习机制等动态条件。通过对杭州市两个慈善基地的比较研究发现,空间地理与动态能力共同作用于显性与隐性的慈善绩效,有利的政策与区位环境仅是街区慈善发展的基石,紧密的合作网络与持续的组织学习则是增强慈善主体适应力、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升其整体能力与绩效表现的关键机制。

慈善事业现代化中数字技术应用的偏离与矫治

慈善事业唯有坚定且全面地推进现代化进程,才能完成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在智能时代,数字技术得以充分利用既是慈善事业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慈善事业现代化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数字技术能促进慈善资源分配更高效、更精准和更主动;促进慈善组织与社会成员的连接更便捷、更深入和更持久;促进慈善环境更文明、更包容和更开阔。但从实践来看,数字技术的应用与慈善事业现代化出现了结构性偏离:数字应用层次低;慈善环境愈加封闭;个体慈善和公益营销增势明显,但组织化慈善的活跃度和慈善组织的存在感均下降。为了避免出现方向性偏离,亟需从底层致因入手对结构性偏离进行矫治。追根溯源,偏离的背后由表及里依次是各类组织的乏力、相关制度的缺漏和对慈善事业现代化进程全景及数字技术局限的认知不足。相应地,矫治的思路应是升级认知,处理好多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慈善事业与相关系统的关系,为慈善方式的成长提供空间和支撑;处理好技术与人文的关系,用“小数据”完善大数据,促进算法智能与慈善智慧相结合;处理好组织与技术的关系,增强慈善组织数字技术应用的自主权,提升互联网平台的“慈善”含量;处理好组织与制度的关系,明确各类组织在现代慈善事业运行体系中的角色并完善监管与评估制度。

中国公益慈善“强国家—强社会”发展模式及其构建路径

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需要理清公益慈善发展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现有研究在阐述公益慈善“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时大多将其分开讨论,而公益慈善“强国家—强社会”发展模式强调“强国家”与“强社会”之间的强互动关系。构建公益慈善“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是中国特色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需要推动公益慈善“强国家”与“强社会”互为依托、彼此嵌入和相互赋能。鉴于当前中国公益慈善“强国家—强社会”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公益慈善“强国家”压缩“强社会”发展空间、“强社会”难以与“强国家”形成有效互动以及“强国家”与“强社会”彼此割裂等问题,须强化政府的引导支持和自我革新能力,提升公益慈善组织的组织化程度和创新活力,并持续推动公益慈善中国家与社会的协调互动,从而形成发展合力。

社会主体研究方法对个人慈善捐赠的启示

为了促进个人慈善捐赠的发展,此研究以社会主体研究方法探讨得出对个人慈善捐赠的启示。首先,此研究探讨了个人慈善捐赠的重要性。其次,就个人慈善捐赠不乐观的现状,分析出了个人慈善捐赠存在个人慈善捐赠意识不强,民众信任问题以及慈善组织单一难以吸引捐赠者这三个问题。然后,针对以上问题,此研究提出了三条建议,包括加强人民群众慈善意识,完善慈善法规与评估机制,发展慈善组织与丰富慈善内容。最后,此研究得出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将有助于实现人人慈善,推动慈善事业的繁荣和长远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数字技术与慈善事业的转型发展

数字技术对慈善领域的全面渗透使重新思考慈善事业中“人道主义”与“科学精神”的关系成为必要。作为对传统慈善科学精神不足的回应,科学慈善从价值和实践两个层面推动慈善关注社会进步和加强绩效管理,为慈善事业注入了科学因子。数字技术应用实现了对慈善的全方位赋能,极大地拓展了慈善的领域和功能,有效提升了慈善效益,使科学慈善步入黄金时期。然而,科学慈善过于强调科学精神而忽略了慈善应有的“温度”,带来数字鸿沟、数字失信和数字冷漠等问题,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慈善的人道主义色彩。人工智能的发展为科学慈善转向寻求人道主义与科学精神相平衡的“数智慈善”提供了契机。在迈向数智慈善的进程中,要着重处理好技术应用与制度建设、过程管理与结果评价、集中化与多元化三组关系。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目标定位与路径选择——基于浙江省11市《实施方案》的文本研究

共同富裕建设是一项长期和系统工程,需要顶层设计的宏观指引和地方层面的差异化设计与执行。在中央战略框架之下,地方如何因地制宜细化共同富裕的目标定位、设计共同富裕的政策路径?本文基于浙江11个设区市的共同富裕建设《实施方案》的文本研究发现,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各地对共同富裕的目标定位有先富引领、特色示范、后发跨越等三种类型,形成了创新驱动发展、激发民营经济创富、推进生态富民惠民、促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城乡融合发展共富、畅通内外循环聚富、数字化改革重塑社会治理、跨区域协作和实现精神富足等九大政策路径。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目标定位与路径选择可以归纳为“省级整体示范下的地方差异竞争”模式,该模式对于全国各地推进共同富裕以及理解当代中国政府在复杂治理目标中的政策执行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论“士”在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作为本质上是精神价值的守护者和发扬者,“士”在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士人丰富与发展了中国古代慈善思想理论,并以此指导其慈善实践。中国古代慈善分为民间慈善与官办慈善两类。士人主导了古代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时作为地方官员的主体,有力地推动了古代官办慈善的发展。

乡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与实践路径——基于杭州市第一批共富联合体中80个村庄的调研

扎实推动乡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是持续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如何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内源式发展则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本文以浙江省杭州市发布的第一批共富联合体中80个村庄为案例,通过NCA与QCA混合的方法发现党建、能人、产业、文化等因素是影响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变量。在多重变量作用下,以内源式发展为导向的乡村共同富裕呈现出伙伴协作型、文化认同型、产业融合集约型、综合发展型等四类“殊途同归”路径,且乡村内在动力的产生和内源机制的变化具有交替性与动态演进性。因此,需因地制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等情况,注重空间布局,坚持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道路,加快打造乡村共同富裕建设的样板品牌。这不仅能丰富乡村共同富裕理论研究,也为其他地区选择匹配性乡村内源式发展策略提供有益启示。

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超宽带数字信道建模

在超宽带通信技术中,获取高质量的信道冲激响应数据对系统设计和性能优化至关重要。引入最小二乘生成对抗网络和改进的损失函数,能显著提升信道数据的捕捉和复现能力。结合特征匹配技术和条件生成对抗网络,可以增强生成数据的细节准确性和多样性,还能使模型根据不同通信环境和信号场景进行数据生成。在模型训练阶段,采用能够代表全局特征的重构信道数据,而在测试阶段使用了经历无线衰落的实际信道数据。实验结果显示,模型在小样本数据集和复杂衰落信道环境下的表现优于带有梯度惩罚的Wasserstein生成对抗网络(WGAN-GP),识别准确率提高4.8%,模式崩溃问题减少5%。

社会企业的动态合法性构建——基于雅恩健康的案例研究

社会企业近些年在我国不断创立,但总体仍处于发展不完善状态,如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获取合法性是社会企业行稳致远的基石。社会企业类型繁多,就商业企业转型的社会企业而言,可以优先选择与员工、顾客等微观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化战略获得合法性。研究表明,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企业专注于不同方面的合法性,在创始阶段,社会企业努力通过群体社会化来获取关系合法性,以追求价值上的认同感。在成长阶段,社会企业专注于通过任务社会化来获取市场合法性,使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在成熟阶段,社会企业通过组织社会化来获取社会合法性,以解决可持续问题。通过一项单案例阐释在社会企业发展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社会化策略在其获取合法性中的作用。

政府公益创投与项目制的耦合机制分析

我国政府公益创投出现了与政府购买服务趋同、难以赋能社会组织的突出问题。基于耦合共振理论的分析表明,政府购买服务所内含的项目制逻辑与公益创投存在张力,但二者在目标、流程和中介组织上存在耦合的可能性。对J省XL公益创投的案例分析显示,在基本条件具备的前提下,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化、有控制的授权、复合型赋能和多重激励等机制能够将耦合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公益创投与项目制的耦合体现了项目制所具有的弹性空间和公益创投转型发展的可能方向。

社会组织如何更好嵌入数字时代社会网络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虚拟互联技术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动了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改变和影响,并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慈善促进共同富裕的浙江探索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慈善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渠道,在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实现中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共同富裕建设示范区,浙江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充分发挥慈善事业促进共同富裕(简称慈善促富)的作用,在引导和支持社会参与、加强资金保障、丰富平台载体和促进结队帮扶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中外高校社会捐赠比较与政策启示

社会捐赠是高校办学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欧美国家高校的社会捐赠基金规模较大、管理专业、投资收益可观,在办学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在数量上实现了快速增长,但无论是捐赠基金规模还是投资管理都与欧美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中外高校社会捐赠差距的形成是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政策环境和管理体制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与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发展时间不长有一定关系。要提升我国高校社会捐赠水平,健全社会支持长效机制,迫切需要理顺教育基金会与高校的关系、加强对教育基金会的政策支持、建立高校教育基金会评价体系、完善高校教育基金会内部治理、重视高校捐赠基金的保值增值以及积极营造教育捐赠的文化氛围。

第三次分配的社会机制:基本构成与作用机理

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第三次分配主要通过发挥社会机制的作用来弥补第一次和第二次分配的不足。既有研究均认同第三次分配是社会机制调节的资源配置活动,但对社会机制的具体内容缺乏探讨。对上海市的调查资料进行扎根理论分析发现,第三次分配的社会机制由志愿意向、公共利益和社群构成,其中志愿意向是第三次分配的供给侧,公共利益是需求侧,社群发挥调节社会资源的作用,是社会机制的核心。在与市场机制、行政机制相并列的意义上建立第三次分配社会机制的理论模型,对于理解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机理并基于此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资源拼凑下社会企业实现双元经营过程研究——基于“平安大姐”的纵向单案例研究

基于资源拼凑理论和双元价值理论,以“平安大姐”为研究样本,采用单案例分析其实现双元运营系统的资源拼凑过程,构建“动机—行为(资源拼凑)—结果(价值获取)”的逻辑链条,以揭示社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关键问题及相应的资源拼凑行为。研究发现,社会企业实现双元经营的过程包括“拼凑利用”“突破资源约束”“即兴创作”三大核心资源拼凑环节。“拼凑利用”阶段,社会企业将现有资源进行整合利用,实现了社会价值创造;“突破资源约束”阶段,社会企业将现有资源重组利用,驱动了商业营收增长;“即兴创作”阶段,社会企业对资源即兴发挥,形成社会企业双元经营策略。丰富了资源拼凑理论在社会企业双元经营情境下的应用,为企业提供了可操作的资源拼凑策略模板,指导其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兼顾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的个体模仿与群体趋同——形成机制,边界条件以及结果

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的个体间模仿和群体内趋同问题进行系统梳理,有助于认识既有研究的总体格局,寻找亟待弥补的理论缺口。建立分析框架发现了以下三方面结论:第一,从作用机制看,强制性、规范性和模仿性三重制度压力解释了履责中的“被动模仿”,而对竞争优势的追求解释了履责中的“主动选择”。第二,从边界条件看,企业自身、群体内部以及外部环境三类因素会对企业履责的同群影响产生显著调节作用。第三,从结果看,群体影响下企业履责行为可能有助于企业当期和未来价值的提升,但也可能导致社会责任的整体产出偏离最优水平。基于这些结果,梳理出了五个有待探索的关键性议题。Providing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peer imitation and group isomorphism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overall pattern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identify theoretical gap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urgently. Three aspects of conclusions were found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established. Fir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chanisms, the coercive, normative and mimetic pressure explain why companies “passively” imitate each other, while the pursuit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explains why companies “actively” choose to tak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undary conditions, factors from companies, groups and the society will have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peer influence of corporation’s social responsibility fulfillment. Thirdly, as for the results, the group isomorphism may contribu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current and future value of the companies, but may cause the total produc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deviate from the ideal level. Based on these results, this paper identifies five key issues that need to be explored.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横店集团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研究

新时代发展背景下,社会责任问题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焦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内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在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衍生出了许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受到政府、企业以及民众的关注。横店集团是一家多元化的中国特大型民营企业,其发展战略是“多元化发展,专业化经营”。在发展的过程中,横店集团一直积极践行社会责任,解决社会问题。本文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横店集团履行社会责任展开研究,探索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在动力与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