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生宗教信仰探源及对策分析——以浙江师范大学为例

随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不断深化,大学生的宗教信仰问题已逐渐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本课题组以浙江师范大学学生为对象,调查研究大学生宗教信仰的基本情况,分析当代大学生信仰生成的各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大学生宗教信仰问题的教育对策。最后总结了目前大学生宗教信仰问题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从而为未来大学生信仰教育的研究提供参考。

试论新传媒对当今大学生人际关系和伦理道德的影响——以浙江师范大学为例

当今大学生是社会的栋梁,民族的希望,理应具备高尚的人格品质,但他们作为新传媒的受众主体,其人际关系和伦理道德受新传媒的影响也日益突显出来。本次调查从我校大学生入手",以小见大"来反映新传媒对当今大学生的影响,揭示其原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以促使当今大学生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伦理道德的形成。

关于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以浙江省部分高校为例

自2004年8月中央16号文件下达以来,全国各地高校掀起了新一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改革高潮。经过五年的努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状况总体上有了很大改观,但仍存在着一些复杂的矛盾与问题,面临着各种严峻挑战。文章通过对浙江省13所高校在校大学生与教师的问卷调查,对近五年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实效、存在问题及对策进行了探讨分析。

协商民主取向的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浙江省常山县“民情沟通日”制度调查与分析

浙江省常山县的"民情沟通日"制度是一项以民主协商为取向的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其构建的协商型村民公共参与具有公共性和公开性、平等性和广泛性、商议性和互动性等重要特点。这种制度将沟通与协商引入民主决策过程,创新了村民公共参与的方式;将沟通与协商嵌入利益协调和整合过程,促进了村民参与的理性;将程序和规范引入沟通、协商过程,提升了村民公共参与的制度化。多元化利益需求、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以及地方政府和精英的主动推动是决定协商型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

便民服务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以浙江省上虞市便民服务中心为例

上虞便民服务中心是全国首创的规范性"政府超市",实现了地方政府服务机制创新,初步形成了一套以便民、效能为取向的政府服务制度体系,获得了民众的广泛认同和上级政府的肯定,其经验被推广到了全国。这一地方政府管理创新是当代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体现。便民服务中心的实践表明:集权未必低效率,资源整合是提高政府效能的重要方式。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几个问题

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现有资源的稀缺性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对基本矛盾,其运动和发展的情状,一方面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则可能成为制约和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至少从技术角度强化了资源的稀缺性,原有的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或许还相对充裕的资源,现在也已经变得日益稀缺了;世界人口的空前增长,则又从需求层面固化了资源的有限性,从前的人口低自然增长条件下可能还比较丰富的资源,现在也已经显得愈发匮乏了。众所周知,在所有稀缺性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为稀缺的资源,而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则是最稀缺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对应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问题随之而来。

公共事业登记管理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公共事业登记管理是公共事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一系列法规条例的出台,公共事业登记管理逐渐走上规范化的轨道。在取得成效的同时,公共事业登记管理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公共事业的发展。因此,对公共事业登记管理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以此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家族管理模式中的差序格局性——对浙江台州经济发展模式的忧和思

浙江台州经济是主要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发展,其民营经济主要采用家族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在台州经济发展初期带来了瞩目的成绩。但是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性也融入了家族管理模式中,这种家族管理模式逐渐显现出其弊端,也是近几年来,台州经济逐渐放慢的一个原因。本文通过描述目前台州民营经济发展的现状,指出具有差序格局性的家庭管理模式所带来的优势与劣势,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

浙江师范大学校园旅游资源开发浅析

近年来,高校校园旅游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最为引人瞩目的是武汉大学每年三月至四月的樱花节,游客众多,武汉大学因此成为"中国最美丽的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位于历史文化名城——金华,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为浙江师范大学校园旅游资源开发带来了先天的优势。浙江师范大学校园旅游资源有着自身的特色,开发的可行性,开发的形式和面临的问题。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分析

农村公共服务的长期性供给短缺,既有历史原因,也与现实中政府投入不足密切相关。而政府投入的不足,从公共政策角度看,并非是单纯的政府财力问题,它在根本层面上受制于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农民失声、无力和参与缺乏。要鼓励农民采取包括组织化在内的各种方式汇聚力量,全程参与相关政策过程,扩展农民的政策博弈分配份额。

治理村庄：农村新兴经济精英的社会责任--以浙江省永康市的私营企业主治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私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村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新社会群体迅速崛起,积极参与村庄政治生活,甚至主政村庄。治理村庄是农村新兴经济精英的一种社会责任,也是私营企业主社会责任的最新发展,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是农村个体与私营非农经济发展、农村社会成员分化、乡村文化变迁的必然;又是国家建构现代农村经济、现代农村基层民主的产物;也是村民的发展期待、村庄的维权期待、派系的利益期待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村委会选举中私营企业主的竞选行为——以浙江省永康市龙村为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迅速崛起,并积极参与村级民主选举,介入农村政治生活,成为嵌入村民自治的重要变量。在浙江省龙村的村委会选举中,一些私营企业主利用企业网络关系资源,凭借经济实力,依靠派系组织积极参加竞选。在选举中采取了多种拉票策略和营销型的宣传策略,表现出复杂的行为动机,如积累社会资本、奠定政治基础、提高社会地位、实现自身价值等。通过实证分析,应该得出如下结论:参与竞选的农村私营企业主不仅是理性的"经济人",而且也是理性的"社会人";私营企业主的捐赠行为意在获取民众认同,提高自身竞争力,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私营企业主的竞争性参与应当激励,但需要规范。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基层组织重构与创新——以改革以来的浙江省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根据村民自治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浙江省农村建构了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和村经济合作社等多个组织并列的多元化组织结构,实现了农村基层组织的重构。受乡村治理环境影响,实际运作中的农村基层组织主要有村级组织、村级配套组织、超村落民间组织等,形成了独特的横向和纵向组织关系。提升村民自治和发展农村社会,有待农村基层组织的整合和创新。特别是要整合村级领导集体、重建村庄组织、创设新型农村基层组织。

浙江省欠发达农村地区卫生服务公平性研究

通过对浙江省3个欠发达县867户2452名农村居民卫生服务的调查,从健康水平、卫生服务利用、卫生筹资和卫生资源分布等方面综合评价了浙江省欠发达农村地区卫生服务公平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促进卫生服务公平的建议。

集体经济资源丰富背景下的村庄治理——以浙江A村为例

集体经济资源状况与村庄治理运行有着密切关系。A村在其集体经济发展后,村庄治理呈现出权力结构一体化、决策机制民主化、村治运作制度化等变化,形成了突出程序合法性权威、村民公共参与程度高、能人治理与制度化初步结合等特点。村庄治理活动主要围绕村集体经济资源的分配而展开,属于典型的分配型村庄。在分配型村庄中,村庄治理的后续发展态势、村庄治理过程中民主监督的缺失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研究——以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为考察对象

景宁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但濒临消亡的危机。应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法和地方性的法律保护条例,遵循"抢救在先,保护为主"的立法原则,采取"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法律保护模式。

政府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的对策:一种系统的视角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公共服务质量问题愈显重要。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因素贯穿于整个反馈式系统的政府服务过程中。在当下的公共服务实践中存在的政府对民众需求感知的独断性、服务标准制定的偏离性、服务提供的低效性以及服务改进的迟滞性等问题,必须通过转变政府行政理念、加强与民众的互动、加速服务流程再造、提高政府执行力等对策来解决。

草根智慧与社会空间的再造--浙江经验的一种空间社会学解读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可归纳为,通过"流动走商"、"办厂坐商"和"资本扩张"依次实现生存空间的拓展、发展空间的内敛和向资本空间的迈进,进而完成空间的再造。在这个过程中,因自然空间"倒逼"形成的"草根文化"(表现为浙江人的流动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及一系列地方政策的推进,充分释放出以"流动"为内核的草根文化和草根行动的潜力,并随着经验的积累不断更新和调整其表现形式,从人员流动到产品流动最后演变为资本流动。因此,浙江经济的成就是一种社会性的创造活力与政策性的支持相结合的产物,而不能理解为一种自上而下或由外而内的规划和设计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