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八战略”指引下的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浙江省推进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建设深度融合的经验与展望

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推进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建设深度融合,是浙江与时俱进地书写忠实践行“八八战略”新篇章,推进“八八战略”再深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浙江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从理论溯源是对“八八战略”关于数字浙江、法治浙江、信用建设、机关效能建设等重大战略内容的发展和丰富,是着力改善浙江发展软、硬环境的具体实践,也是对“八八战略”所体现的辩证思维、系统观念的具体运用。在历经物理融合、化学融合阶段后,浙江建设数字法治政府已进入体系融合阶段,着力在现有成效和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制度规则体系、平台支撑体系、协同履职体系和数据治理体系方面的优势,打造数字法治政府浙江样本。

涉诉信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涉诉信访尽管不完全符合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但当前它在利益表达、权利救济、矛盾化解三方面的功能是不容抹杀的。作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清官文化情结、经济转型期纵横交错的矛盾冲突、法律信仰缺失构成了这一制度深厚的社会背景。本文从形式、途径、内容、类型、目的、运作机制等六个方面对涉诉信访进行实证剖析,建议完善涉诉信访工作机制,逐步弱化信访权利救济功能,发挥其投诉与建议的作用,并通过加强法治建设,从源头上减少涉诉信访量,使涉诉信访本身不再被"问题化"。

论数字技术发展对社会治理的影响——以浙江为例

随着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向公共服务领域推进,数字技术为浙江社会治理创新带来了五大变革。但与此同时,当前浙江数字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面临着应用边界不清晰、外部环境不完善、绩效评价有待进一步科学化等问题。需要从观念、制度、法律等三个层面进行创新,进而实现数字技术和浙江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

依法治省的宏伟工程——“九五”期间浙江省地方立法述评

一、地方立法,成绩显著 "九五"期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和依法治省的方针,紧密结合我省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实际,继续加强和不断改进地方立法工作,共制定和批准了151个地方性法规.其中制定地方性法规83件,批准杭州、宁波两市地方性法规68件.这些法规的颁布和实施,对保障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在我省的有效贯彻实施,促进、引导和规范我省社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中央立法提供了有益经验,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出了一份贡献.……

广告监管方式和手段研究——兼论《广告法》之修改与完善

从广告业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监管环节来探讨广告监管的各种制度载体和方式、手段,既有助于我们较为全面地总结广告监管实践中的各种举措,也有助于对广告法制中的各种制度设计进行评判,进而对广告法的修改完善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的内在关系及互动谱系——兼论实现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良性互动的路径

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管理的经验性维度,法治是社会管理的规范性维度。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之间呈现有正关联、负关联和非关联三种样态,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将法治视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手段,也不能简单地将社会管理创新视为法治的规范对象。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之间的互动,既蕴含着积极的良性互动,也蕴含着消极互动。通过法治化实现理性社会管理创新,通过理性社会管理创新实现法治发展,构成了推动和实现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良性互动的两条基本路径。

知识产权本体研究——以符号学和符号哲学理论为指导

知识产权本体是知识产权研究领域中最基础,也是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知识产权本体研究存在着本质分析进路、客体分析进路、哲学分析进路三种研究途径,应当综合采用此三种研究进路。从本质分析进路上看,知识产权是一种符号财产权;从客体分析进路上看,知识产权是对特定符号的支配权;从哲学分析进路上看,知识产权是一种符号世界中的财产权。总之,知识产权是一种符号产权,既保护符号形式,也保护符号信息。

论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法律运动——“法治浙江”建设的宏观思考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国际组织努力推进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法律运动,制订或正在制订若干个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法律规范。这些国际法律规范均强调了地方政府自治的必要性,规定了地方政府权力配置和行使的基本准则,对于世界各国的地方政府改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应密切关注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动向,加强地方法治建设。浙江法治建设已具备良好的国际环境,也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今后应努力促进宪政基础建设,充分领会和认识“法治浙江”建设的基石范畴。

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的转型升级——以浙江为例

进入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形势和新变化。在法治政府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动力机制上,法治政府建设面临从政府自我革命到党政合力推动的转型,形成党委领导、党政同责、各方参与、齐抓共管、共建共享的多元动力机制。在法治政府建设的理念和目标上,数字政府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新增长点,在数字政府理念和架构的支撑下,转型升级后的法治政府将在政府职能转变、行政决策模式、信息公开理念、事中事后监管方式、权力监督体系等方面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法治政府建设的评估标准和方式上,分散化的地方法治政府评估向具有引领性、示范性、统一性的国家评估体系转变。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需要对理念、机制、工具、手段、方法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性变革的基础上开启转型升级之路。

流动人口权益保障和服务管理的法学观察——第五届“长三角法学论坛”综述

第五届"长三角法学论坛"以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权益保障和服务管理为个案,就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的相关法理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梳理和探究,就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实践作了系统的总结和提升,就流动人口犯罪及其控制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和经验交流,并就流动人口法制的现状及其完善进行了深入评判和探索。

构建“法治浙江指数” 助推法治浙江建设

构建"法治指数"指标体系作为健全法治浙江建设的推进机制被写入《法治浙江建设规划(2020—2025年)》,对浙江法治评估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法治浙江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央精神与浙江实际;构建指标体系群组,增强指数建构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发挥内部评估、第三方评估(专家评估)和公众评估不同优势,合理安排评估主体和方法;兼顾指标体系逻辑性、集成性与操作便捷性、数据化,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注重被评估主体之间的可比较性,最大可能降低区域差异带来的结果偏差。"法治浙江指数"的运行应专班运作,并建立实施信息发布机制、评估人员回避制度和结果告知申辩机制等程序装置,改善"法治浙江指数"指标体系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加强对"法治浙江指数"的"再评估"和"法治浙江指数"公共数据的开放和利用,提升"法治浙江指数"的效用。

黑社会犯罪的社会基础与防范对策

黑社会犯罪的社会基础与防范对策陈有西（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一）黑社会犯罪值得注意。黑社会犯罪是有组织的、有明确目的的、有较定型的犯罪手段的性质恶劣的集团型犯罪。中国历史上就有黑社会，改革开放后开始重新出现黑社会萌芽，现已成为影响中国治...

精神富有的社会是一个法治完善的社会

法治是当今世界文明国家的价值共识,是"物质富裕、精神富有"之现代化社会的必然要素,是法治是精神富有之社会建设的最好制度保障,一个精神富有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法治完善的社会。浙江要进一步深化对"法治浙江"战略之重要意义的认识,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加大力度,完善举措,深入建设"法治浙江",在法治维度上努力实现全省精神富有。

关于浙江建设廉洁政治的思考

为深入学习十八大精神，本刊近期组织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青年学者对党的十八大报告进行了专题学习和座谈，现将部分研究文章刊发如下。

“法治浙江”与浙江经济发展

推进“法治浙江”建设,是浙江经济继续保持在全国前列的需要,是进一步发挥浙江先发优势的需要。

涉外合同与中外法律比较研究

对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的特点进行比较研究,这门学科称为“比较法学”。这种比较研究有助于了解其他国家的法律,促进本国法律和国际法的发展,以及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对法律进行比较研究由来已久。例如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曾对158个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十八世纪法国学者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曾对东西方各国很多法制进行了比较研究,因而被西方的某些法学家称为比较法学的奠基人。这种比较研究直到十九世纪才作为法学的一门学科发展起来。1831年法兰西学院第一次开设“

法治政府建设的二维结构--合法性、最佳性及其互动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及法治行政实践中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以约束公权力、保障私权利为核心的合法性考量,二是以提高政府效能为核心的最佳性考量。行政法理论也应当围绕合法性和最佳性的二维结构展开,在具体的展开路径上,合法性考量和最佳性考量均以主体——行为——程序——监督为逻辑顺序,但在内容向度和考量节点上大相径庭。在多元方法论的支撑下,以书面执法指南、实验性法律及其绩效评估数据库、制度创新模块数据库等为实践载体,合法性与最佳性应当并且可能进行互动与循环,从而实现最佳的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之下,上述二维结构的互动使得法治行政因此成为一种"生产力"。

行政法视野中的民营经济与政府规制改革

民营经济的发展与政府规制改革关系密切。其中,民营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对政府规制和行政法理论实践产生了重要冲击。而政府规制改革则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法治环境,政府采用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政策工具和执行工具来实现规制目的。文章在阐述和梳理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以电动自行车为个案,对政府的规制形式和规制程序进行了剖析,并以此为契机展望行政法学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