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治疗在移植肝保存与功能修复中的研究进展

肝移植是目前治疗终末期肝病最有效的手段。但供体器官短缺问题严重制约了临床肝移植的发展,缺血再灌注损伤及免疫排斥反应所造成的术后肝功能不全也使移植疗效受到显著影响。为改善供肝短缺现状,进一步提高肝移植疗效,多种基于干细胞和体细胞的治疗策略已经逐渐应用于移植肝功能修复与提升。目前细胞治疗的干预时间点可分为移植肝离体前、机械灌注阶段和再灌注后。本文综合了现有研究,就细胞治疗在移植肝保存与功能修复中的作用及潜在机制进行综述,以助力细胞治疗在肝移植领域的应用与推广。

血清学标志物甲胎蛋白、PIVKA-Ⅱ和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联合诊断肝癌的meta分析

目的:探讨血清生物标志物甲胎蛋白(AFP)、维生素K缺失或拮抗剂Ⅱ诱导的蛋白质(PIVKA-Ⅱ)和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PC-3)单独或联合用于肝细胞癌(以下简称肝癌)诊断的价值。方法: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三个数据库,收集2002年以来发表的AFP、PIVKA-Ⅱ和GPC-3单独或联合用于诊断肝癌的文献。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文献并提取相关数据。利用诊断准确性研究的质量评价(QUADAS)检查表对纳入的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并采用Meta DiSc软件、Review Manager 5.4软件和Stata 15.1软件对AFP、PIVKA-Ⅱ和GPC-3单用和联合使用诊断肝癌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敏感度、特异度等指标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共纳入32篇文献。Meta分析结果显示,单个标志物用于诊断肝癌时,PIVKA-Ⅱ的AUC值最高,为0.88(95%CI:0.85~0.91),其次是GPC-3和AFP;多个标志物联合用于诊断肝癌的AUC均高于单个标志物,其中PIVKA-Ⅱ联合GPC-3诊断的AUC值最高,为0.90(95%CI:0.87~0.92)。单个标志物用于诊断肝癌时,PIVKA-Ⅱ和GPC-3的敏感度相对较高(分别为0.75和0.76),但GPC-3的特异度不如PIVKA-Ⅱ和AFP(AFP、PIVKA-Ⅱ和GPC-3分别为0.87、0.88和0.81);多个标志物联合用于诊断肝癌的敏感度较单个标志物诊断时有所提高,但特异度无明显提高。单个标志物用于诊断肝癌时,PIVKA-Ⅱ的诊断比值比(DOR)最高,为22(95%CI:13~36),其次是GPC-3和AFP;两个标志物联合用于诊断肝癌的DOR均高于单个标志物,其中AFP联合GPC-3诊断的DOR最高,为25(95%CI:9~67);三个标志物联合用于诊断肝癌时的DOR明显降低,为10(95%CI:7~45)。结论:单个标志物用于肝癌诊断时,PIVKA-Ⅱ的诊断价值更高。两种标志物联合能显著提高肝癌诊断的敏感度,三种标志物联合未能进一步提高诊断价值。结合临床实际,推荐AFP联合PIVKA-Ⅱ用于肝癌的诊断。

中国肝癌肝移植临床实践指南(2021版)

肝细胞癌(以下简称肝癌)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肝脏恶性肿瘤,据统计中国每年超过30万人死于肝癌。肝移植是全世界公认的治疗终末期肝病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肝移植事业发展迅猛,在移植数量和质量方面已达到西方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由于乙肝的流行,故而肝癌肝移植占比远高于西方。为指导全国肝癌肝移植工作更规范、有效、安全地开展,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和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肝移植学组等行业学会组织专家于2014年制定《肝癌肝移植临床实践指南》,重点阐述肝移植受者选择标准、术前降期治疗、抗病毒治疗、免疫抑制剂应用和术后复发防治五部分内容,并于2018年进行了更新。现组织专家对指南进行再次更新,以适应我国肝癌肝移植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

肝移植受者雷帕霉素靶蛋白抑制剂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2023版)

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最有效的方法,术后免疫抑制方案与受者的长期存活和生存质量密切相关。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抑制剂(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inhibitor,mTORi)是一种三烯大环内酯类免疫抑制剂,具有抑制T细胞增殖、诱导受者免疫耐受、减轻钙调磷酸酶抑制药(calcineurin inhibitor,CNI)的肾脏毒性和有效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等作用。近年肝移植受者使用以m TORi为基础的免疫抑制方案逐渐增多。为了更好地为国内肝移植临床医师提供参考,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组织国内多中心移植专家,针对m TORi在肝移植中的作用机制和临床应用、推荐剂量和血药浓度监测、不良反应及应对措施等4个方面,经广泛征求意见,共同制订本专家共识。

人羊膜上皮干细胞通过调节M1/M2型巨噬细胞极化减轻小鼠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实验研究

目的:探讨人羊膜上皮干细胞(hAECs)对小鼠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IRI)的保护作用及机制。方法:将10只C57BL/6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IRI+PBS组)和实验组(IRI+hAECs组),每组各5只。IRI+PBS组经阴茎背静脉注射PBS(100μL),IRI+hAECs组经阴茎背静脉注射hAECs(1×105个),注射后0.5 h进行常温下缺血1.5 h、再灌注6 h。检测小鼠血清ALT、AST和乳酸脱氢酶(LDH)水平,HE染色观察小鼠肝组织病理变化,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巨噬细胞(F4/80)以及M1(CD68)、M2(CD206)型巨噬细胞浸润情况。比较两组凋亡相关因子B淋巴细胞瘤-2(BCL-2)、Bcl-2相关X蛋白(BAX)、半胱天冬氨酸蛋白酶(Caspase)-3、Caspase-7以及炎症因子IL-6、IL-23、TNF-α和IL-βmRNA相对表达量。符合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与IRI+PBS组相比,IRI+hAECs组小鼠肝组织病理损伤明显改善。IRI+hAECs组小鼠血清ALT、AST和LDH分别为(1456±20)、(1375±49)和(2435±147)U/L,IRI+PBS组分别为(3919±48)、(3142±145)和(3499±147)U/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7.13、11.53和4.53,P均<0.05)。IRI+hAECs组BCL-2、BAX、Caspase-3和Caspase-7 mRNA表达水平分别为(0.20±0.05)、(0.19±0.09)、(0.46±0.13)和(0.27±0.03),均低于IRI+PBS组的(1.01±0.16)、(1.02±0.28)、(1.01±0.17)和(1.00±0.1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8.45、4.88、4.39和10.79,P均<0.05)。免疫组化染色结果显示,巨噬细胞在IRI+hAECs组浸润更低。IRI+hAECs组IL-6、IL-23、TNF-α和IL-βmRNA水平分别为(0.38±0.04)、(0.33±0.05)、(0.43±0.08)和(0.12±0.04),均低于IRI+PBS组的(1.10±0.11)、(1.00±0.05)、(1.00±0.02)和(1.10±0.0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1.27、16.37、12.96和22.34,P均<0.05)。M1型巨噬细胞在IRI+hAECs组表达明显降低,M2型巨噬细胞比例升高。结论:hAECs通过调节M1/M2型巨噬细胞极化,减轻炎症反应,从而在小鼠肝脏IRI中发挥保护作用。

肝癌肝移植转化治疗的现状和未来

肝细胞肝癌(肝癌)是世界上最常见且恶性程度最高的肿瘤之一,我国60岁以下成年男性肝癌病死率高居恶性肿瘤首位,整体5年生存率仅约为12%,严重危害国民生命健康[1-2]。自1963年Starzl实施全球首例肝移植手术以来,移植外科学迅速发展,肝移植已成为目前治疗各类终末期肝病最有效的方式之一[3-4]。在我国,肝癌是肝移植的主要适应证。

基于流式细胞术的细菌快速分型检测方法

发现一种三级胺氮氧化物聚合物胶束(OPDEA-PS)具有革兰氏阳性细菌(G+)特异性粘附且对红细胞或其他血液成分粘附相对较弱的特性。利用这一特性研究了一种基于流式细胞术的快速血液细菌分型检测方法。结果显示,将不同比例的金黄色葡萄球菌(G+)和大肠埃希菌(G–)或肺炎链球菌(G+)和铜绿假单胞菌(G–)与血液混合,加入终浓度为0.01 mg/mL的Cy5OPDEA-PS胶束,孵育10 min后用流式细胞术或平板计数法检测,得到流式检测准确率高于90%,平板计数法准确率低于80%。相比而言,流式检测法具有操作简单、快速高效、准确率高的优势。这种用流式细胞术快速分辨细菌革兰氏分型的检测方法将有助于临床上菌血症等急性血液细菌感染性疾病的细菌类型初判,达到及时诊断和治疗的目的。

基于Scissor算法的肝内胆管癌新型分子预测模型

目的构建基于Scissor算法的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新型预后预测模型。方法分别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和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基因表达(GEO)数据库下载ICC高通量测序数据集和ICC单细胞数据集(GSE151530)。运用R语言Scissor包筛选与ICC预后相关的细胞,并计算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DEGs)。通过功能富集分析和基因相互作用检索工具(search tool for the retrieval of interacting genes,STRING)对DEGs进行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PPI)网络分析。通过肿瘤免疫功能障碍和排斥(tumor immune dysfunction and exclusion,TIDE)算法推断肿瘤免疫逃逸评分,并计算TIDE评分与DEGs的相关性。最后通过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筛选得到关键基因并构建ICC新型预后预测模型。结果筛选得到肿瘤微环境中的604个与ICC不良预后相关的细胞并进一步明确了366个DEGs,包括281个上调基因和85个下调基因(P<0.05,|Fold change|>1.5),主要富集于程序性死亡受体1信号通路、白细胞介素10信号通路和肿瘤坏死因子信号通路等。STRING网络分析构建了4个模块化PPI网络,通过计算各模块基因与病人TIDE评分的相关性,共鉴定出18个与免疫治疗密切相关的关键基因(P<0.05),最后使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确定了3个既与ICC免疫响应相关又与其预后相关的枢纽基因CDK1、FCGR2A和CTSD,并基于此构建了预后预测模型[1年生存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为0.672,2年生存AUC为0.692,3年生存AUC为0.742],同时于外部数据集验证了该模型效果(1、2、3年生存AUC分别为0.584、0.651、0.668)。结论基于CDK1、FCGR2A和CTSD建立的预后预测模型具备良好性能,并可为ICC病人能否获益于免疫治疗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基于蛋白质组学的肝癌复发预警模型的构建及应用

目的基于蛋白质组学研究确立微血管侵犯(MVI)相关的蛋白标志物,建立并验证肝细胞癌(HCC)复发预警模型。方法采用串联质谱标签等蛋白质组学技术,检测并鉴定HCC的MVI相关差异表达蛋白;基于TCGA数据库和临床HCC样本(n=200)分析差异表达蛋白与HCC患者预后相关性,并建立基于蛋白标志物的列线图模型;根据列线图计算风险评分,以风险评分中位数为截断值将患者分为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应用Kaplan-Meier法比较两组患者的生存情况;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通过曲线下面积(AUC)评价列线图的预测效能。结果U2SURP和ADH4为HCC的MVI相关差异表达蛋白;ADH4高表达或U2SURP低表达患者的无复发生存率(RFS)和总生存率(OS)显著高于ADH4低表达或U2SURP高表达患者(P<0.05);联合U2SURP、ADH4、肿瘤直径以及甲胎蛋白(AFP)构建了复发预警列线图模型;Kaplan-Meier法分析结果显示,低风险组的RFS和OS显著高于高风险组(P<0.05);ROC曲线显示,列线图预测HCC术后1、3年RFS的AUC分别为0.75(95%CI=0.68~0.81)和0.76(95%CI=0.69~0.83)。结论明确了U2SURP和ADH4为HCC的MVI相关蛋白标志物,基于U2SURP、ADH4、肿瘤直径和AFP构建的复发预警模型可以预测HCC复发情况,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儿童肝移植术后脱发发生情况及危险因素的初步研究

目的了解儿童肝移植术后脱发发生情况并探讨其相关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为2019年7月至2020年12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行肝移植术的患儿。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收集患儿以下信息:性别、移植时年龄、原发疾病、术前体重指数(BMI)、供肝重量与受者体重比(GRWR),术前白蛋白、血红蛋白、总胆红素(TBil),以及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等。随访内容包括术后有无脱发、脱发部位、脱发程度、术后脱发发生时间、脱发恢复时间等。根据是否脱发将患者分为脱发组和未脱发组,对相关指标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用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表示。结果共收集到符合入选标准的患儿40例,其中男性20例,女性20例;手术时中位月龄为20(11,43)个月,年龄范围5个月~13岁;体重指数(17.1±2.1)kg/m^(2);GRWR(2.6±0.7)%;术前血清TBil 120(27,191)μmol/L,血白蛋白(33±5)g/L,血红蛋白(100±14)g/L;术后1个月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为(10.37±2.15)μg/L。术后40例患者中17例发生脱发,男性8例,女性9例;脱发严重程度S116例,S21例;局部脱发14例,普遍性脱发3例。脱发发生时间分布在术后4 d~9个月,其中术后1个月内发生者15例,术后3、9个月发生者各1例。所有患者均未对脱发进行对症治疗,均在术后1年内恢复正常。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白蛋白水平低和术后1个月内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高是影响儿童肝移植术后脱发的危险因素[(31±4)g/L比(34±5)g/L,OR=0.83,95%CI:0.71~0.98,P=0.026;(12.0±2.1)μg/L比(9.2±1.2)μg/L,OR=2.80,95%CI:1.55~5.05,P=0.001]。结论术前白蛋白水平低和术后1个月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高可能是肝移植术后患儿发生脱发的危险因素。

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预测肝移植术后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发生的临床研究

目的:分析肝移植术后受者外周血CD19^(+)CD24^(hi)CD38^(hi) B细胞占单个核细胞比例变化情况及其与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ACR)之间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2月至2015年12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接受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的80例成人受者临床资料,根据术后是否发生ACR,将受者分为ACR组(25例)和非ACR组(55例)。术前、术后各个时间点抽取参加研究者静脉血并分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加入异硫氰酸荧光素-单克隆鼠抗人CD19抗体、藻红蛋白-单克隆鼠抗人CD24抗体和别藻蓝蛋白-单克隆鼠抗人CD38抗体,流式细胞仪检测各组CD19^(+)CD24^(hi)CD38^(hi) B细胞百分比。采用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χ^(2)检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ACR组、非ACR组受者术前外周血平均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分别为(3.13±0.91)%、(3.49±0.8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636,P>0.05)。ACR组术后发生ACR前外周血平均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为(1.87±0.70)%。非ACR组受者术后3个月、6个月和1年外周血平均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分别为(1.64±0.52)%、(1.63±0.56)%和(2.04±1.24)%,术后3、6个月平均值均低于术前和术后1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ACR组受者发生ACR时外周血平均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为(0.8±0.5)%,低于发生ACR前的平均水平(t=5.752,P<0.05),且低于非ACR组术后3个月、6个月和1年的平均水平(P<0.05)。ACR组受者接受抗排斥反应治疗后,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也逐渐增加,ACR发生后7 d为(0.84±0.08)%,与ACR发生时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发生30 d后达(1.65±0.18)%,与ACR发生时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当截断值为1.015%时,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预测ACR发生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786和0.702,ROC曲线下面积为0.775(95%CI:0.671~0.879,P<0.05)。结论: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下降与肝移植术后ACR反应发生有关,并可作为预测ACR发生的细胞标志物。

脂肪变性供肝肝移植受者预后分析的多中心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脂肪变性供肝肝移植的早期与中长期疗效,提出临床应用优化策略。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20年12月树兰(杭州)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3家医学中心1535例肝移植受者的临床病理参数和随访资料。此观察性研究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两组受者,以减少受者基线水平的选择偏移,匹配后两组基线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根据是否使用脂肪变性供肝分成脂肪变性供肝组(243例)和非脂肪变性供肝组(1292例),进行倾向性评分1∶1匹配研究,对比分析两组肝移植受者的早期和中长期疗效差异。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和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进一步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确立影响移植疗效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术前合并基础代谢病的情况,将接受脂肪变性供肝受者分为3个亚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25 kg/m^(2)且有高血压病或糖尿病21例、BMI<25 kg/m^(2)且没有高血压病和糖尿病130例和其他92例。基于受者和供肝的不同特征,开展脂肪变性供肝受者不同亚组预后的对比研究。结果基于脂肪变性供肝进行倾向性评分1∶1匹配研究,结果显示移植2年内生存曲线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74);移植2年后生存曲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4)。脂肪变性供肝组受者3年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66.4%和44.2%,显著低于非脂肪变性供肝组受者的70.6%和66.9%。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脂肪变性供肝和男性受者是影响移植2年后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P=0.008,P=0.004)。脂肪变性供肝受者亚组分析显示,BMI≥25 kg/m^(2)且有高血压病或糖尿病受者的2年内总体生存率显著差于BMI<25 kg/m^(2)且无高血压病和糖尿病受者及其他受者(P=0.029,P=0.043)。结论脂肪变性供肝不影响受者早期生存,但会显著降低中长期生存率。脂肪变性供肝受者中,术前BMI≥25 kg/m^(2)且有高血压病或糖尿病者早期生存率较BMI<25 kg/m^(2)且无高血压病和糖尿病受者显著降低。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肝细胞癌复发预警数字病理学模型研究

目的:探讨基于卷积神经网络(CNN)的数字病理学模型在肝癌复发预警中的预测价值。方法:本研究包含4个肝癌队列,队列1和队列3为训练集,队列2和队列4为验证集。队列1、2、3分别有202、179、738例患者,来源于2012年1月至2017年1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1119例肝癌患者。队列4是来自美国的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361例患者。首先,在队列1运用7种CNNs(AlexNet、Squeezenet、InceptionV3、GoogleNet、DenseNet201、VGG19和ResNet18)训练肝癌病理切片病灶自动识别模型,区分肿瘤区域与正常组织;选择最佳的神经网络模型,通过迁移学习构建肿瘤区域成分抽提模型,解析肿瘤区域5种不同成分(肿瘤细胞、淋巴细胞、间质、坏死及背景),并在队列2上验证;在队列3上探索这5种成分与肝癌术后复发的相关性,并联合临床特征构建肝癌术后复发预警模型,在队列4进行独立的外部验证。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生存预后影响因素分析采用LASSO-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结果:在队列1中,AlexNet、DenseNet201、VGG19和ResNet18鉴别肝癌病灶的准确率均高于95.0%。在队列2中,神经网络VGG19的准确率最佳,达96.4%,选择VGG19迁移至肿瘤区域成分抽提模型,其分割5种成分的准确率达99.0%。在队列3中,多因素Cox分析显示,高淋巴细胞神经网络评分(LYM)和低间质神经网络评分(STR)与患者术后复发明显相关(HR=0.70,1.38;P<0.05);基于LYM、STR、AFP、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分期构建术后复发风险的预警模型,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模型可对患者术后复发风险精准分层(χ^(2)=45.06,15.49;P<0.05)。在独立队列4中,肝癌复发预警模型进一步验证,LYM、STR病理特征综合评分可提高AJCC分期的无复发生存预测能力。结论:基于CNN的肝癌病灶自动识别模型和肿瘤区域成分抽提模型可智能化分割肝癌数字病理切片,实现肝癌术后复发预警,LYM、STR为术后复发相关的新型病理预测因子。

计算机视觉技术在肝癌肝移植疗效提升中的研究进展

计算机视觉(computer vision,CV)技术是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利用计算机与相机模拟生物视觉,对图像进行精确分析[1]。现代医疗中,CV技术能借助各类AI算法从医学图像中提取出大量视觉特征,辅助疾病诊疗。自1963年Starzl等完成首例人体肝移植手术以来,历经数十年的发展,肝移植技术得到不断改进及完善,目前已成为各类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治疗手段[2]。肝移植作为一项涉及供受体双方多种变量因素的复杂手术,其在供受体筛选、移植预后预测等方面将会产生大量的医学图像用作评估,这与CV技术的优势较为契合。有效运用CV技术处理肝移植围手术期医学图像,将为肝癌肝移植疗效提升提供巨大助力。

拓展供肝来源的临床实践与若干思考

肝移植是终末期肝病最有效的治疗手段, 但我国器官供需不平衡问题突出, 如何有效拓展供肝来源是目前移植界的主要研究方向。作者团队综合国内外循证医学证据、前沿学术成果及临床经验, 基于生物-医学-工程交叉融合的新视域, 从边缘性供肝多渠道拓展、移植外科技术多维度创新及异种器官替代多元化探索等方面, 系统阐述了目前供肝池拓展的主要策略, 以期推动大队列构建、大数据融合及高质量的前沿研究, 实现理论创新和临床转化, 促进我国肝移植事业高质量发展。

肝癌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方案的网状荟萃分析

目的评价肝细胞癌(以下简称肝癌)肝移植术后不同免疫抑制方案的疗效.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Medline、Scopus、EMbase、Cochrane Library和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年限为数据库建库时间至2023年8月31日.主要观察指标为移植术后不同时间总体生存率和无复发生存率.利用Cochrane偏倚风险评估工具5.1.0对纳入的研究进行偏倚风险评价.使用R软件基于贝叶斯随机效应一致性模型进行网状荟萃分析.二分类变量结局指标采用比值比(OR)计算,连续变量结局指标采用均数差(MD)计算,均以效应值及95%可信区间(CI)表示.采用I2统计量评价研究间异质性.采用规模缩减因子判断模型收敛性,并绘制Brooks-Gelman-Rubin诊断图.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最终纳入27篇,其中随机对照试验8项、前瞻性队列研究1项、回顾性队列研究18项,共11410例肝癌肝移植受者.与CNI组和西罗莫司组相比,依维莫司组受者血管侵犯率更高(OR=0.45,95%CI:0.30~0.71;OR=2.20,95%CI:1.24~3.77).与接受以依维莫司为基础免疫抑制方案的肝移植受者相比,接受CNI受者移植后2年(OR:0.44,95%CI:0.21~0.86)、3年(OR:0.49,95%CI:0.25~0.94)、4年(OR:0.21,95%CI:0.10~0.43)、5年(OR:0.20,95%CI:0.07~0.58)和6年(OR:0.18,95%CI:0.07~0.50)总体生存率更低;与接受以西罗莫司为基础免疫抑制方案受者相比,接受CNI的受者移植后1年(OR:0.41,95%CI:0.24~0.66)、2年(OR:0.54,95%CI:0.33~0.88)、3年(OR:0.66,95%CI:0.44~0.99)、4年(OR:0.42,95%CI:0.28~0.60)、5年(OR:0.59,95%CI:0.38~0.90)、6年(OR:0.51,95%CI:0.28~0.82)、7年(OR:0.49,95%CI:0.27~0.84)总体生存率更低.与接受以西罗莫司为基础免疫抑制方案的肝移植受者相比,接受CNI的受者移植后1年(OR:0.43,95%CI:0.23~0.77)、2年(OR:0.57,95%CI:O.34~0.95)、3年(OR:0.56,95%CI:0.34~0.92)和4年(OR:0.47,95%CI:0.21~0.92)无复发生存率均更低.结论相较于以CNI为基础的免疫抑制方案,术后使用以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抑制剂为基础的免疫抑制方案的肝癌肝移植受者预后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