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影响的时空分析

从地理学的时空角度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不仅可为科学认识两者的关系提供一个新视角,还可为制定地区差异性的共同富裕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基于全国260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在有效测度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自相关、Dagum基尼系数、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对其时空格局、时空差异与时空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时空分布格局基本一致,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且空间聚集特征显著,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东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各自的总体差异均较小,东部地区内部的共同富裕差异最大,且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最大,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之间的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时空效应,呈现出带状分布且自西向东逐渐增加,最强的影响一直位于长三角地区。

资本市场与实体部门的金融风险溢出及宏观政策调控效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为有效监测我国资本市场与实体部门的金融风险溢出,本文通过TVP-VAR模型测度了金融风险动态溢出指数和吸收指数,利用有向网络拓扑结构考察金融风险主要溢出路径和特殊时期演变规律,再基于TVP-FAVAR模型实证研究宏观政策的金融风险溢出调控效果。研究表明,(1)金融风险溢出效应在2015年后增强,各资本市场与实体部门的风险溢出效应呈非线性。(2)在金融系统内,“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政府部门→企业部门”是主要的风险溢出路径,且次贷危机时期风险溢出效应显著增强,尤其是股票市场,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时期的风险溢出路径更为复杂。(3)从宏观政策调控效果看,次贷危机期间,提高货币市场利率、降低货币增速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风险溢出的调控效果更显著,而疫情期间,财政政策和外汇干预政策的调控效果更显著。上述结果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数字金融与就业波动:机制分析与效应识别

企业是就业创造、就业促进和就业稳定的关键载体。利用2010—2022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就业波动的影响及内在机理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影响就业波动,两者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效应;数字金融发展通过创造效应加剧了就业波动,通过抗风险效应抑制就业波动,且前一效应起到主导作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就业技能结构升级,对高管团队年龄差异小的民营企业起到“就业稳定器”作用,并推动了就业结构的优化;数字金融发展呈现供应链溢出效应,上游企业的数字金融发展对中游企业就业波动的溢出效应比对下游企业的溢出效应更显著。基于此,建议加快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持续增强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优化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的数字金融服务环境,以及加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联动。

“互联网+”高校工会工作模式的创新探究——以浙江财经大学为例

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和发展日益成熟,如今已经成为公共服务模式创新和工作机制改革中的重要驱动力量。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将在2025年形成以服务化、协同化、智能化、网络化为特色的“互联网+”生态体系。为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拓展互联网与高校职能部门融合的深度和广度,本文以浙江财经大学为例,展开对“互联网+”工会工作模式机制的创新研究,旨在进一步提高工会履职效能,打造线上线下有机融合的工作新格局,为职工提供更加全面、优质的服务。

基于供应链金融的中小企业信贷风险研究——以浙江义乌“易透”模式为例

中小企业自身特质决定了其融资难的发展瓶颈,而供应链金融的出现使有效缓解了银行的信贷风险,也为中小企业解决了融资问题。本文以浙江义乌"易透"模式为例,围绕供应链金融的中小企业信贷风险研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宏观环境下从市场风险、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进行阐述,在微观环境下着重分析供应链金融的各利益相关者的违约风险以及对应的操作风险。针对供应链金融的内外在风险因素,分别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提出了针对性的风险防范措施。

互联网金融下网络融资平台的发展研究——以浙江p2p网贷为例

P2P作为近年来伴随互联网而生的一种新颖的金融服务模式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浙江作为民间资本较活跃的省份之一,近年来该模式被广泛的运用到资本增值和项目融资中去,但随之暴露的问题也愈加频繁。本文以P2P网络信贷为切入点,通过对近年来浙江省内多个不同平台违约案例的分析与归纳,总结出了市场中包括:监管难度大,法律界限宽,经营管理差而产生的多种问题,并以"浙里投"及国外一些较为成功的网络融资平台为参考依据,提出了一些具有借鉴意义的解决方案。

金融利润膨胀阻碍了经济增长吗——基于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利润分享视角

在分析金融分享实体利润“质”的合理性基础上,以2007—2019年城市层面数据为样本,探讨金融分享实体利润“量”的合理值并实证检验金融利润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金融分享实体利润的合理区间内,金融利润适度提高有助于经济增长,但金融分享实体利润超过合理值后,继续膨胀则会阻碍经济增长。不同区制内,金融利润非对称地调整民营和国有经济增长速度是其非线性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之一。具体而言,金融利润适度上升时,民营经济融资水平的边际改善效应较强,将带动经济更快增长;若金融利润过度膨胀,则会对民营经济产生较强抑制,从而制约经济增长。这一机制在微观层面得到更充分诠释:金融适度逐利,民企融资难得到缓解,净资产收益率显著上升;金融利润过度膨胀后,民企融资环境恶化,并受高额金融利润吸引持有更多金融资产,出现实业投资挤出、主营业务萎缩以及利润率下降等问题。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国有企业利用融资优势充当“信用中介”并参与金融利润分割情况下,民营经济的实业投资和经营绩效未受到显著影响。

浙江省地市普惠金融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

发展普惠金融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浙江省作为经济和金融强省,金融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本文采集2015年——2017年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测度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结果表明浙江省各地市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显著差异。通过研究影响普惠金融的因素,发现普惠金融与收入差距、道路密度和产业结构呈正相关的关系,与教育水平、就业情况和人口密度呈负相关。因此,浙江省应当依托自己的优势平台,缩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差异,建立更高层次的普惠金融发展体系。

数字金融对区域结构性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基于我国237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DEA-Malmquist方法测算区域结构性全要素生产率,并基于我国2012—2019年237个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区域结构性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主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规模效率有效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在全国范围和东中西部区域中,数字金融发展均能提升本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而东部区域内周边城市数字金融的发展却对本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起抑制作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提高均能提升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水平,同时在东中部区域直接效应显著,在西部区域却以间接效应为主。因此,政府应积极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区域间差异化金融发展战略,优化产业和就业结构。

浙江省数字普惠金融的统计测度、时空演化和驱动机制

分析浙江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时空演化与驱动机制,有利于政府部门和学者更加清晰认识其发展态势及演变规律。本文采用浙江省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别运用因子分析法、空间相关统计分析法、广义距估计(GMM)分析法对浙江省各地区2011~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时空演化和驱动机制进行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各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不断上升,其中杭州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最高。浙江省各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排名:杭州市>温州市>宁波市>嘉兴市>金华市>湖州市>绍兴市>衢州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增速排名:衢州市>金华市>杭州市>绍兴市>湖州市>宁波市>温州市>嘉兴市。进一步研究发现,浙江省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发展水平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衢州市和丽水市的大部分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周边县域呈现趋同的现象,杭州市部分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辐射带头作用。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程度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有利于促进浙江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本文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研究的相关文献,还对相关部门监管数字普惠金融,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浙江省金融支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以浙江省为例,运用1985~2010年的数据,分析浙江省金融支农的现状。首先构建衡量农村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将得到衡量农村经济发展的数据与农村金融支农的规模、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具体剖析了浙江省金融支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根据模型结果,发现农村金融支农的规模、效率对经济发展存在长期的正影响。

货币政策对金融系统风险周期的影响研究

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稳定金融系统,是目前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通过时变参数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衡量金融系统风险周期指数,再分析货币政策对金融系统风险周期的作用效果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金融系统风险周期指数能有效识别高风险和低风险时期;紧缩的货币政策有利于降低金融系统风险,但影响效果在长期减弱;在美国次贷危机时期和新冠疫情暴发阶段的货币政策抑制效果显著增强。紧缩的数量型(价格型)货币政策和信贷收紧的宏观审慎政策有助于增强价格型(数量型)货币政策影响效果,但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削弱价格型货币政策效果。

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都是金融学领域的热点问题,但关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目前还不多见。由于我国城乡之间在经济和金融上都存在二元结构,所以深入开展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意义重大。文章首先将国内外学者对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分类、总结;其次,对浙江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与历程进行阐述分析;最后,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实证结果,得出结论:浙江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金融发展却没有影响。

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研究

文章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倾向值匹配(PSM)等方法实证分析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以及生育支持条件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相对较低,平均只有14.1%的高学历育龄人群愿意生育三孩,而低学历育龄人群有18.4%愿意生育三孩。高学历育龄人群愿意生育三孩的比例与已育二孩的性别结构有关。已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和一儿一女的高学历育龄人群愿意生育三孩的比例分别为12.3%、16.0%和13.9%。家庭收入水平对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显著的收入门槛效应。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收入对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边际影响效应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型关系,家庭收入水平对家庭收入为11万元-36万元的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最大,对家庭收入为11万元以下和36万元以上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较小。相对于没有托育服务的高学历育龄人群而言,政府而非市场提供低价优质的托育服务能够显著增强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政策启示在于:一是提高中国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水平,不能把过高的期望寄托在高学历育龄人群,尤其是已育有两个孩子的高学历育龄人群;二是提高已育两个孩子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水平,重点关注已育两个女儿且家庭收入为11万元-36万元的高学历育龄人群;三是降低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加强生育支持政策评估,进一步完善高学历育龄人群的生育休假政策和生育三孩家庭的收入补贴政策,优化高学历人群的延迟退休政策,消除高学历育龄女性的就业歧视,仍然是激励高学历人群生育三孩的重要举措;四是政府主动承担婴幼儿的托育服务,为育龄人群提供低价优质的托育服务,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三孩生育激励效应。

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基于文献研究角度的分析

探索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现有研究发现,中央银行沟通对货币、债券、外汇、股票等金融市场产生影响,但其影响会因中央银行沟通量化方法的不同、面临市场和政策环境的不同以及中央银行沟通的内容和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未来,需要围绕接中国地气的探索、中央银行沟通量化方法的科学性、中央银行沟通与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影响金融市场的比较、中央银行沟通和金融市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等问题开展进一步研究。据此,本文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沟通政策框架、重视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市场的不同影响、完善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的沟通渠道、加强协同配合以稳定金融市场、注重发挥前瞻性指引对金融市场的作用、加强前瞻性研究以规避消极影响等六项建议,以有效发挥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市场的积极作用。

校园共享电动车出行风险因素及防范研究——以华南A大学为例

共享电动车进校园正在成为一种趋势,然而相应的出行事故数量也大幅上升。校园安全建设是校园风险管理的重要课题,文中将华南A大作为个案,首先从“人、物、环境、管理”风险管理四维度出发,通过因果分析法和帕累托分析法识别校园共享电动车出行事故的主要风险因素,进而根据实证结论提出针对性的防范建议:一是在驾驶人层面,驾驶人须通过加强监管、做好时间管理等方法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通过驾驶技能考试提升驾驶技术;二是在环境层面,可以修缮增设减速带、增强路基适雨性;三是在管理层面,须做好灵活调度等工作。本次研究还基于预调研情况进一步讨论电动车维度的风险因素,并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为未来其他学者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

基于绿色作业成本法在电子行业成本核算的应用研究

绿色作业成本法(Green Activity-Based Costing)是一种通过对绿色生态环境的成本核算,对相关作业活动动态情况进行追踪分析,对成本对象及作业业绩进行计量、确认、计录、评价以及资源利用的一种绿色成本核算管理方法。本文通过对禄森电子公司产品成本实际情况的计算分析,并根据绿色作业成本法相关理论,针对传统成本核算方法给禄森电子公司所带来的系列成本问题,从而提出禄森电子公司实施绿色作业成本法的必要性研究。

职业技能培训影响劳动力失业风险的代际差异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2015年、2017年和2019年四期调查数据构建的混合截面数据,实证分析职业技能培训对70后、80后和90后劳动力失业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普及率较低,且代际差异显著,有超过一半的劳动力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年轻一代劳动力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较高;劳动力潜在的失业风险较高、且代际差异显著,平均有23.7%的劳动力有失业风险,70后劳动力失业风险较大,80后劳动力失业风险较小,90后劳动力失业风险居中;职业技能培训对70后劳动力失业风险的保护效应最大,对90后劳动力失业风险的保护效应最小,对80后劳动力失业风险的保护效应次之;劳动力失业风险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点,男性、受教育程度较低、工作经验较少、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力,失业风险更大。政策启示是:加强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尤其是加强对男性、受教育程度较低和工作经验缺乏且年龄较大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失业风险治理效果。同时,政府有关部门规范企业用工制度,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也能有效降低劳动力的失业风险。

现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绿色会计思政教学机制研究

本文聚焦课程思政与绿色会计专业课程融合,统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建立生态文明,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教育,探索研究设计绿色会计专业课程体系的教学内容,并以《成本会计实务》课程为例,从“模块+思政+特色”等维度探究思政教育与课程教学融合的实践路径,对培养符合现代职业教育德才兼备绿色会计人才提供参考意义。

旅游助力双碳目标:旅游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为了实现双碳目标,必须要强制减碳,这可能降低人民的生活质量吗?文章探究了兼顾“减碳增汇”与“保障民生”的以人为本的双碳目标实现路径。文章使用2009-2019年的年鉴数据、碳排放数据和旅游数据,研究发现旅游发展是兼顾“减碳增汇”与“保障民生”达成双碳目标的有效措施。通过理论推导识别旅游经济部门的碳减排效率,通过跨数据库的变量整理,PCSE模型、FGLS模型、LSDV模型、系统GMM模型、差分GMM模型、60个重点旅游城市模型的选用得到旅游对碳排放强度的稳健效应。机制分析验证了旅游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作用的生态机制,以及验证了旅游提供“低碳GDP”和挤出“高碳GDP”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的潜在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