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中的安宁疗护——基于巡诊服务的安宁共照模式在三级医院的实践探索

目的探索基于巡诊服务的安宁共照模式在三级医院的应用效果。方法在三级医院开展安宁共照巡诊服务模式,并在临床进行实践应用。结果通过巡诊服务模式为患者提供安宁疗护服务,可有效缓解患者疼痛、改善不适症状、促进舒适,协助未成年人病情告知,帮助患者参与临终决策、完成临终愿望,让患者有尊严地离世。结论在三级医院开展安宁共照巡诊服务模式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意义,可推广应用。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出血的原因与临床诊治策略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出血是其严重并发症之一,发病急、病情重、处理困难、死亡率高,严重影响患者手术疗效和预后,引起术后出血的相关因素较多,涉及患者、手术和术后并发症处理,临床表现为消化道和腹腔出血,需要影像学(增强CT/MRI)和侵袭性辅助检查(内镜、血管造影)明确原因,临床处理应根据出血时间、部位、严重程度及生命体征等综合判断,把握合理的治疗时机和选择合理的治疗措施(内镜、介入或手术),加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前、术中和术后与出血相关危险因素的恰当处理,做好术后出血风险预测和高危出血患者的防治措施,是降低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出血发生率的关键.

原发性肝癌伴门脉癌栓患者手术后联合靶免治疗的患者报告结局(PROs)

调查原发性肝癌(HCC)伴门脉癌栓行根治性手术治疗后,为预防复发接受靶免治疗患者的患者报告结局(PROs),重视癌症患者生活质量。方法 选取我院2021年9月-2022年12月HCC伴门脉癌栓术后联合靶免治疗110例为研究对象。应用癌症患者生命质量测定量表(EORTC QLQ—C30)、原发性肝癌患者生命质量量表(EORTC QLQ-HCC18)在患者治疗后的1、3、6个月由专人电话随访。结果 (1)EORTC-QLQ-C30量表:功能领域中的身体功能、情绪功能、社会功能;症状领域中的疼痛、疲乏、恶心呕吐症状;单一条目中胃口、腹泻状况和健康状况均是用药初期症状较重,随着治疗时间延长症状逐渐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EORTC-QLQ-HCC18量表:患者营养状况和疲乏状况均为逆向评分,得分越低说明症状越轻,较开始用药时不适症状明显减轻,性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于高危易复发联合多种治疗的患者,医护人员在关注延长患者生命的同时,更要重视患者的生存质量。不能忽略靶免治疗的特异性及患者的自身差异性,为下一步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肝脏不典型增生结节的临床特点及诊治策略

肝脏不典型增生结节(dysplastic nodule,DN)是一组细胞质和细胞核异常而在组织学上无恶性依据,直径在1 cm以上的肝细胞群,是一种肿瘤性病变,属于癌前病变.肝脏DN缺乏特异肿瘤标记物和典型临床症状,主要依靠影像学和组织病理检查诊断,随着对肝脏DN发生机制研究深入和影像学技术的发展,依据病史、各种检查技术特点,个体化选择肿瘤标记物、影像学和组织病理学等技术联合检查,能够显著提高DN早期检出率和诊断准确率,减少误漏诊率.由于肝脏DN具有潜在恶变风险,从发生癌变的各个阶段、各个层面对肝脏DN实施干预,及时去除病因,进行适当治疗,阻断DN向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恶变转化进程,对于降低HCC发病率和死亡率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肉瘤样肝内胆管细胞癌的临床诊治策略

肉瘤样肝内胆管细胞癌(sarcomatoid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SiCCA)是一种由混杂的恶性胆管细胞来源的上皮细胞和间充质细胞组成的恶性肿瘤,发病率低,临床表现、血清学和影像学检查无特异性,确诊依靠组织病理和免疫组化.SiCCA恶性程度高,极易发生肝内或其它脏器转移,易侵犯临近脏器,手术切除率低,且术后短期内易复发,尚无有效防治措施,预后差.利用影像学、血清肿瘤标志物和组织病理学检查技术进行综合分析,是提高SiCCA诊断,降低误诊率的重要措施,早期诊断,手术治疗和以化疗为主的术后综合治疗,是提高SiCCA患者生存期,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

分子病理学在结直肠癌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和预后判断中的应用

随着分子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病理学从组织学诊断逐渐发展到从细胞、细胞器到基因和蛋白分子水平检测,使病理学、分子生物学和病理生理学等多个学科间相互渗透,从DNA和RNA层面研究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规律,揭示疾病的内源性基因突变、表达异常以及外源性基因的存在,更深入、精确和全面地反映疾病的本质特征,使传统病理学从单纯的形态学诊断跨入综合性更强、更全面、更精准的分子病理学。传统的病理诊断技术不能用于结直肠癌早期诊断、指导化疗和靶向药物选择、疗效评估、复发转移监测。

肝内胆管细胞癌术后复发转移机制与临床防治策略

肝内胆管细胞癌是一种源于肝内胆管上皮细胞的原发性腺癌,肿瘤无包膜,肿瘤早期沿胆管周围淋巴管、血管、神经周围间隙及疏松纤维结缔组织等发生多途径浸润转移,以淋巴结转移为特征.由于早期无特征性临床表现,缺乏早期诊断特异分子标志物,手术切除率低,术后肿瘤复发转移率高,放化疗、分子靶向药物和免疫治疗疗效低,预后差.通过分子病理学、基因功能、影像技术深入研究,阐明肝内胆管细胞癌发生、复发转移机制,提高早期诊断率和精准临床分期,针对肿瘤复发转移危险因素采用个体化的精准治疗方案和预防措施,是降低肝内胆管细胞癌术后肿瘤复发与转移率,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

肝细胞癌切除术后复发的原因与防治策略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临床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HCC切除术后3年复发率约为50%,5年复发率超过70%,居高不下的高复发率严重影响HCC患者手术疗效和长期生存,是导致HCC患者术后死亡的首要原因.HCC术后复发是一个多步骤、多环节、多因素和多分子参与的复杂过程,涉及机体、微环境和肿瘤组织三个方面因素,包括机体免疫力、局部pH值、间质压力、血管渗透压、炎性反应、肿瘤细胞黏附、细胞外基质降解、细胞迁移、细胞增殖和肿瘤血管形成等,与多个基因表达异常和相关分子功能改变密切相关,但HCC术后复发的分子机制仍未完全阐明,需要更深入的研究.HCC术后复发如何治疗直接影响HCC患者预后,涉及再次手术、肝移植、局部微创治疗、放疗、分子靶向药物、免疫和中医药治疗,单一治疗方法难以达到治愈或控制肿瘤进展,需要两种或两种以上治疗方法有机地联合,达到协同增效的治疗效果.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分析其个体特性,结合临床医生的临床经验和最佳证据,采取个体化的治疗方案,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是提高疗效的关键.对于存在高危复发因素的HCC患者,术后选择适当的治疗方法预防HCC复发,是降低HCC术后复发率,延长患者生存期的重要措施,才能使术后HCC患者最大程度获益.

转移性肝癌个体化治疗方案的选择与临床意义

肝脏是恶性肿瘤转移最常见的靶器官之一,转移率为11.1%;恶性肿瘤患者40%出现肝转移.转移性肝癌不仅在原发肿瘤来源、肿瘤基因和生物学行为等方面存在个体化差异,而且在肿瘤进展阶段、解剖学特点、机体功能、并发症等方面亦存在差异.针对转移肿瘤来源和途径不同,转移性肝癌治疗涉及原发肿瘤和肝转移肿瘤两个方面,如何合理选择手术、局部消融、化疗、分子靶向药物、内分泌、生物免疫、放射等治疗方法及治疗时机,是转移性肝癌治疗的关键.利用现代先进的影像学技术明确转移性肝癌肿瘤大小、数目、部位、血供等情况,为精确制定转移性肝癌个体化治疗方案提供客观依据.目前任何一种治疗转移性肝癌的方法均有其各自的适应证,对于不能手术根治切除的转移性肝癌,单一治疗方法难以达到治愈或控制肿瘤进展,需要两种或两种以上治疗方法有机地联合,达到协同增效的治疗效果.依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分析其个体特性,结合临床医生的临床经验和最佳证据,制定出符合循证医学原则的个体化治疗方案,才能使转移性肝癌患者最大程度获益,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

原发性肝癌转化治疗指征与选择策略

原发性肝癌发病隐匿,早期无特异性症状,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属中晚期,符合根治性切除术的患者20%-40%.目前外科切除仍是原发性肝癌主要根治性治疗手段,但由于肝功能失代偿、肿瘤体积过大、剩余肝体积过小、肝内多发转移、癌栓侵及大血管或胆管、远处转移等因素限制手术切除或肝移植.近年来,随着原发性肝癌发生、发展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外科技术和器械发展,以及新的分子靶向药物、免疫治疗药物的研制,使得一部分无法手术切除或肝移植的原发性肝癌患者经过转化治疗,改善肝功能、缩小肿瘤体积、使脉管癌栓缩小或消失、促进剩余肝脏体积代偿性增大,最终得以手术切除或肝移植,极大提高了原发性肝癌治疗效果和患者生存期.

结直肠癌肝转移转化治疗的临床策略与手术治疗

结直肠癌是临床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之一,由于结直肠自身解剖特点,结直肠癌极易发生肝转移,15%-25%结直肠癌在确诊时合并肝转移,15%-25%在结直肠肿瘤根治术后发生肝转移,80%-90%肝转移肿瘤初始无法进行根治术,5年生存率低于5%,肝转移成为结直肠癌患者主要致死原因.近年来随着高效化疗和分子靶向药物在临床应用,以及外科技术的飞跃发展,依据患者年龄、原发结直肠肿瘤部位和分化程度、Ras和Braf基因状态、肝转移肿瘤大小、数目和分布等因素,制定个体化的安全、高效、快速转化治疗方案,通过缩小肝转移肿瘤体积、增加剩余肝脏体积等转化治疗,使初始不可手术切除的肝转移肿瘤获得手术切除或患者达到无证据疾病状态,5年生存率可达30%-57%,极大提高了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生存期.针对影响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术后不利的预后因素,制定个体化的预防措施,降低不利因素的影响,改善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预后.本文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较为系统地论述初始不可切除的结直肠癌肝转移转化治疗的临床策略与手术治疗,为初始不可切除的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临床治疗与方案的选择提供理论参考.

胆囊腺瘤和胆固醇息肉的临床特征分析及意义

目的 胆囊腺瘤具有恶变潜能,胆囊切除术前很难与胆固醇息肉鉴别,本研究旨在探讨胆囊腺瘤的临床特征,建立胆囊腺瘤与胆固醇息肉鉴别模型,为两种疾病临床诊治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9年5月至2021年12月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行胆囊切除术,术后病理证实为腺瘤和胆固醇息肉并且术前超声检查胆囊息肉≥1cm的患者.根据患者临床特征和超声参数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并建立胆囊腺瘤鉴别模型.结果 共纳入189例患者,其中胆固醇息肉100例,胆囊腺瘤89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55岁(OR=2.409,P<0.05)单发性息肉病变(OR=2.580,P<0.05)、息肉≥15mm(OR=9.298,P<0.05)、息肉形状不规则(OR=9.547,P<0.05)血清 CA19-9≥7.2U/ml(OR=2.240,P<0.05)是胆囊腺瘤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结果建立Logit(P)=-9.199+0.879 *年龄≥55岁+0.948 *单发性息肉病变+2.23 *息肉≥15mm+2.256 *病变形状不规则+0.806* CA19-9≥7.2U/ml的回归方程.曲线下面积为0.838(P<0.05).当P≥0.411时,诊断胆囊腺瘤的敏感性为78.7%,特异性为74.0%,整体正确率为76.2%.结论 年龄≥55岁、单发息肉病变、息肉≥15mm、病变形状不规则、CA19-9≥7.2U/ml是胆囊腺瘤的危险因素.本研究建立的预测模型可鉴别腺瘤和胆固醇息肉,指导最佳的治疗方案.

结石嵌顿性急性胆囊炎的临床处理与并发症防治

胆囊结石发生率为10%~15%,其中10%~15%表现为急性结石性胆囊炎(Acute calculous cholecystitis,ACC)[1,2],ACC中90%~95%由于结石梗阻、嵌顿造成受压部位粘膜损伤引起局部炎症,胆汁滞留浓缩使胆汁酸盐刺激加重粘膜炎症而引起急性胆囊炎发作[3]。

意外胆囊癌误漏诊原因与临床防治策略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LC)已广泛应用于胆囊疾病治疗,术中或术后意外发现胆囊癌逐渐增加,LC和开腹胆囊切除术意外胆囊癌(unexpected gallbladder carcinoma,UGC)发生率分别为2.09%和0.91%.由于胆囊癌多伴有胆囊结石或炎症,早期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和特异性血清肿瘤标志物,术前胆囊癌确诊率仅30%,30%胆囊癌在术中或术后诊断.病理T分期、有无淋巴结转移、术中有无胆囊破裂是影响UGC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前影像学联合血清学肿瘤标志物检查,术中仔细探查和快速病理检查,是降低UGC误漏诊的重要措施.对于存在高危因素的胆囊良性疾病患者,及时选择胆囊切除,严格掌握保胆指征,是降低UGC发生率的重要预防措施.

肝细胞癌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肝细胞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由于起病隐匿,大约一半的患者确诊时已中晚期.2007年靶向治疗开始成为晚期肝细胞癌一线治疗,近年来免疫治疗在肝细胞癌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尤其是靶免联合治疗取得了明显的疗效.但免疫治疗在肝细胞癌中的疗效差异较大,寻找免疫治疗疗效预测相关的生物标志物尤为重要.目前尚未有达成共识的肝细胞癌免疫生物标志物,本文就肝细胞癌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浅谈临床教学路径在肝胆外科中的应用

探究肝胆外科临床带教中采取临床教学路径的应用价值。方法 择取2022年1月至12月期间进入本院肝胆外科实习的60名见习医生作为研究样本,使用随机筛选的方法均分为对照组(常规实习带教模式)和观察组(临床教学路径带教模式)。对比两组见习医生的考核成绩、综合能力水平以及教学满意度。结果 在开展差异化教学后,观察组见习医生相较于对照组在无论是在考核成绩、综合能力评分以及教学满意度均表现出更高的水平,P<0.05,差异显著。结论 临床路径教学模式应用于肝胆外科临床教学优势显著,其可在提高实习生学习主动性的同时,还能有效提升教师的带教质量,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具备较高的应用价值。

抗病毒治疗,为肝癌患者“保驾护航”

乙肝相关肝癌约占我国肝癌的90%。乙肝病毒(HBV)感染既是导致肝癌发生的主要因素,也是影响肝癌患者预后及整个治疗过程的重要因素。有些患者虽然处在乙肝病毒感染的静默状态,肝功能和病毒指标都正常,但常用的抗肿瘤治疗方法(包括手术切除、介入治疗、放疗、化疗、靶向药物治疗等)会改变人体的免疫状态,使乙肝病毒再激活,继而引起严重的肝脏炎症反应。这样不仅会使抗癌治疗中断,导致肿瘤进展、复发或转移,还可能造成肝功能衰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