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管理方式最新动态

当前,新加坡的社会生态已经进入新常态,希望更多的民主、平等、自由、幸福。新加坡政府面对新常态,适时而变,其经济管理从强调各取所值到注重积极分享;政府管理方式从发号施令到与民协商;社会管理从强大政府到做大社会,并取得国家治理的预期效果。

公共物品供给行为:模式与启示

一公共物品（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ｄｓ）是指那些可供全体居民或部分居民消费（享有）或受益，但不需要或不能够让这些居民（受益者）按市场方式分担其费用或成本的产品。一般而言，公共物品有两个重要的特征。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是指对于任一给定的公共物品的产...

社会资本与居民社区参与--基于深圳3个村改居社区的实证分析

公民参与的问题研究已经成为社会政治领域一个热门话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本研究通过社会资本的网络因子、信任因子、互动因子和规范因子的加入,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解读基层社区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四个因子的引入,提升了公民参与研究模型的解释力。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选举参与和利益表达两个公民参与因子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现代城市社区行政与自治权互构的模式和内动力——基于对深圳市“盐田模式”和“南山模式”的分析

一、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既有研究 市场化改革在城市摹层社会层面所产生的重要后果是单位制的解体，进而导致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瓦解。为了寻求新的能适应转型期基层社会特征的管理体制，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积极推动城市社区建设运动。在社区建设的实践中，各地对基层社区管理体制的创新层出叠见。这一重要的基层社会变迁也已成为学术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出现了大量相关研究。有关研究从社区结构变迁、社区自治窄间发育以及社区网络治理等角度对城市基层社会转型和社区建设展开了深入探讨。

以深圳经验建言全国改革

正如我国由计划到市场的经济体制转型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由“管制型”向“服务型”的系统转型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任务，需要全国、各地发挥改革创新的精神，突破传统的束缚、利益的羁绊、文化的障碍，才能走出改革的“深水区”。

城市社区管理改革中的“深圳经验”:系统性回顾与反思

近年来深圳的城市社区管理改革在全国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不仅因为深圳在此方面多次获得地方政府创新奖,更因为整体而言深圳已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基层管理形态。对"深圳经验"进行系统分析,有助于揭示经过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后社会流动加剧、利益分化凸显的社会如何通过社区管理革新来适应并容纳相应的变化,为我国即将或者已经出现类似情况的其他城市提供可资参考的样本。本文从动力、过程、特征三个方面系统性回顾深圳城市社区管理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反思改革未完成之议题及未来的挑战。

市民参政与现代城市治理模式的转换——以深圳为例

一、市民参政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城市是政治社会的重要发祥地，是人类制度文明的摇篮；市民是城市和城市治理的主体，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和制度创新的智慧源泉。古往今来，在城市治理中有一条不变的真理，即冷漠滋生对抗，参与孕育和谐。因此，在一个城市里，市民参政是城市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而市民参与的范围、程度和力度则是城市发展的基本标志，也是城市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行业公共品研究:概念、类型和供给机制

提供行业公共品是推动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然而有关行业公共品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包括行业公共品与一般意义上公共品的区别,行业公共品的类型划分以及供给机制,学界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结合对深圳市安防产业的调研考察,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和回应并提出,行业公共品是面向某一特定行业提供的,行业内所有企业均能从中获益的产品或服务,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从功能视角来看,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行业管束型与行业助推型两类公共品。作为行业治理的两大主体,政府部门与行业协会通过三种机制供给行业公共品:政府权威供给、协会自主供给以及政会协同供给。其中,依据政府与行业协会协作过程中主导权的差异,政会协同供给又可以细化为“政府提供、协会协助”“政府购买,协会提供”以及“协会提供、政府资助”三种具体方式。

从内嵌到共生:后脱钩时代政府与行业协会关系新框架

“政会共生”是脱钩改革之后政府与行业协会关系的一种可能形式。在政会共生模式下行业协会的角色定位、组织功能、内部治理、收入来源以及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均与当下主流观点存在明显差别。政会共生关系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政府与行业协会在推动当地产业发展方面利益契合;政府与行业协会在达成目标过程中双向依赖;双方确立制度化的长期合作关系。政会共生关系的建立并非易事,必须具备四个条件:有为政府的角色预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普及、行业协会发展成熟以及行业协会拥有高自主性。近年来深圳市福田区政府与行业协会的互动关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会共生的雏形。

基于P-E-R三要素的深圳市人口承载力研究

深圳作为我国成功的经济特区典范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高速经济增长与人口的飞速增长相辅相成。但是有限的城市空间、有限的自然资源等因素又限制了深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潜力,从而也使深圳市人口承载力成为影响深圳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结合深圳市基本情况,借鉴P-E-R模型的核心思想,从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两个角度、以官方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探讨深圳人口承载力规模。研究发现,虽然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是制约深圳市人口承载力的主要短板,但技术进步和发展政策会突破资源限制,提升人口承载力;而在制约人口发展的经济因素方面,随着国家经济步入新常态,深圳GDP的增长速度也将逐步放缓,深圳人口容量亦将受限,因而要突破经济限制因素,高质量经济发展成为必须。本阶段的研究为后续城市管理及发展政策的制定与研究作铺垫,以期能为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城市社区研究中的国家社会视角:局限、经验与发展可能

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基层研究开始关注邻里空间,许多研究者运用国家—社会范式来研究邻里。基于相关实证研究,本文力图揭示国家—社会范式在中国城市变迁研究中的局限性,尤其是对嵌入于特定邻里空间的利益与目标各异的行动者进行分析时的局限,认为在邻里研究中应更多地强调行动者分析。

社会冲突中的“政治化”现象分析——以业主维权为例

近年来,我国社会冲突中常见"政治化"现象,通常被认为这是政府主动采取的理性应对方式。文章基于对业主维权的分析指出,"政治化"现象不一定是政府主动行为的结果,很可能是冲突博弈过程中各方使用"政治化策略"所致。文章随后指出"政治化"现象的持续可能带来不良社会后果,进而建议政府从社会稳定发展的角度区分政治性和非政治性议题,消解"政治化策略"的适用情境。

媒介与抗争行动的互构:对乌坎事件的再分析

乌坎事件因媒介使用产生广泛影响,现有研究较多从媒介工具效用角度分析媒介在乌坎事件中的问题界定、动员、框架化等作用,而不去追问村民为何使用媒介、为何改变原本有效的媒介策略等关乎媒介使用的根本问题。互联网时代媒介与抗争行动之间形成复杂的互构形态,呈现出媒介多样性与媒介制度、行动者与媒介、媒介管控与突破、公众的态度四个维度,显示出集体行为中媒介作为一种动力机制的可能。这为重新反思媒介角色带来了新的理论指向。

以制度平衡为导向的新加坡政治改革--基于合法性三重意蕴的分析

为了满足民众的新期求和加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新加坡自2009年以来进行了以制度平衡为导向的政治改革,具体内容包括:(1)通过缩小集选区规模、减少六人集选区数目和增加单选区数目的改革,使改革后的制度能够更为公平对待所有参加选举的政党,以增进政治制度的正当性;(2)通过增加非选区议员人数、把官委议员制度确定为永久性制度的改革,使改革后的制度更能让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以增强政治制度的认受性;(3)通过设立冷静日的改革,以及对于不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坚持,使改革后的制度更能够选出一个强而有力及效率高超的政府去治理国家,以增加政治制度的合理性。

试论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行政管理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当前各国行政环境变迁的一个日益显著的特征，它对民族国家政府的地位、作用、职能、权力、自主性及行政行为的灵活性等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对这些挑战的回应，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行政应该向更积极、更有力。

试论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行政管理的影响与挑战

行政作为政府的功能和活动,是一种“生态现象”或“生态系统”,它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反作用于环境。长期以来,民族国家的行政管理是以国家疆域为边界,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外部的国际环境对其影响甚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近二十年来,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各国行政环境变迁的一个日益显著的特征,它对民族国家(主要指发展中国家,下同。)的行政管理正在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民族国家行政改革与发展的动力、压力逻辑地产生了。

新加坡清廉政风及其垂范社会的作用

新加坡政府领导人特别注意洁身自好,清白做人。在其垂范作用下,诚信不仅是新加坡公共服务的核心价值,也是普罗大众坚守的原则。同时,在新加坡节俭的政风引领下,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开始崇尚、践行戒奢以俭的生活方式。

关于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取向与执政党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成长壮大。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呈现什么样的状况?他们的价值取向如何?他们对执政党的情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