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生态补偿模式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生态补偿被认为是一种能解决城市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问题的有效方案。当前我国已开展大量生态补偿研究与实践,但仍存在补偿标准不统一、补偿方式单一、激励机制不够等问题。鉴于此,论文进行了以下研究:(1)界定了深圳市生态补偿范围,将135个生态功能区面积占比超过全市平均值的社区划定为生态补偿范围。(2)广泛开展原村民生态补偿诉求调研,发现经济因素不是影响原村民参与生态补偿的绝对因素。(3)设计了一种综合考虑生态环境保护成本、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地方经济实际的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经核算2022年深圳市生态补偿金额建议值为21.71亿元。(4)提出了基于信托基金管理模式下的“共享型+激励性”生态补偿方式,明确了生态补偿资金分配额度和计算方式。(5)编制了政府和原村民两套生态补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为后续开展绩效评估提供依据;构建了一套包括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和绩效评估等四要素齐全的生态补偿模式,为科学推进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生态补偿工作提供借鉴。

深圳市道路扬尘排放因子研究

本研究通过资料调研、实地调查、尘负荷测试、模型估算等方法,获取了深圳市尘负荷和PM_(10)、PM_(2.5)排放因子,为排放清单建立提供了基础数据,也为大气环境精细化治理提供了支撑。研究发现:(1)深圳市各级道路尘负荷在0.21~0.58 g/m^(2)之间,PM_(10)排放因子在0.19~0.47 g/VKT之间,PM_(2.5)排放因子在0.05~0.11 g/VKT之间,均呈“次干道<快速路<主干道<支路”趋势。(2)采用沥青作为铺设材料的道路和路面完好的道路尘负荷较小,建议采用沥青作为道路铺设材料,并强化道路养护,以减少道路尘负荷、削减道路扬尘排放。(3)不同城市之间道路尘负荷和PM_(10)、PM_(2.5)排放因子差异较为显著,有条件的城市应开展本地化测试工作,为排放清单开发提供更可靠的基础数据。

深圳市道路扬尘化学组分特征及来源研究

本研究针对深圳市34条典型道路开展了道路扬尘样品采集工作,并分析了其化学组分,建立了深圳市道路扬尘PM_(10)和PM_(2.5)成分谱,利用富集因子法、特征组分比值法等识别了深圳市道路扬尘的主要来源。结果表明:(1)深圳市道路扬尘PM_(10)和PM_(2.5)化学组分相似,均以OC、Si、Ca、Al、Fe、Ca^(2+)、EC、K和Mg等组分为主。(2)道路移动源、工业源、以SO_(2)排放为主的固定源和二次有机生成过程是深圳市道路扬尘的主要来源。(3)道路扬尘可以视为上述污染源的汇,上述排放源减排对道路扬尘减排应有一定协同作用。

我国典型土壤Cr(Ⅵ)固-液分配系数K_(d)值及其在推导保护地下水的土壤环境基准中的应用研究

Cr(Ⅵ)是铬盐、电镀、皮革等行业的特征污染物,极易因土-水迁移造成地下水污染。对于迁移性较强的污染物〔如Cr(Ⅵ)〕,有必要制定保护地下水的土壤环境基准。Cr(Ⅵ)在不同土壤上的吸附和解吸特征参数不同,为获取我国典型土壤Cr(Ⅵ)吸附及解吸过程的固-液分配系数(K_(d)),本研究采用我国黑龙江海伦黑土、河南封丘潮土、海南儋州砖红壤等12种典型土壤,开展了吸附动力学及吸附-解吸平衡实验。动力学研究结果表明,12种土壤均在48 h内达到吸附平衡,与拟一级动力学模型和Elovich动力学模型相比,拟二级动力学模型对Cr(Ⅵ)的土壤吸附动力学过程有更好的拟合效果。吸附平衡实验表明,相较Langmuir等温吸附模型,Freundlich等温吸附模型能够更好地拟合Cr(Ⅵ)在我国典型土壤上的吸附特征。Cr(Ⅵ)土壤吸附过程的固-液分配系数(K_(d)x)非固定值,随着平衡液Cr(Ⅵ)浓度的增大,K_(d)x逐渐减小。解吸平衡实验表明,Cr(Ⅵ)土壤解吸过程的固-液分配系数(K_(d)j)高于吸附过程的对应值。基于三相平衡估算土壤平衡液Cr(Ⅵ)浓度时应采用K_(d)j,且其取值因平衡液Cr(Ⅵ)浓度而异。基于污染土壤与地下水直接接触且不存在地下水稀释的保守假设条件,本研究初步提出了保护地下水的不同土壤的Cr(Ⅵ)环境基准值,研究结果丰富了我国典型土壤Cr(Ⅵ)基础参数数据库,为我国分区制定保护地下水的土壤Cr(Ⅵ)环境基准积累了科学数据。

深圳梧桐山毛棉杜鹃复壮技术研究

通过对梧桐山万花屏和杜鹃谷毛棉杜鹃立地条件调查,分析毛棉杜鹃衰弱的原因主要是植株营养消耗过剩,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差,群落郁闭度不合理,树龄偏大老化以及气候和人为的影响,从水肥管理,郁闭度调整,土壤改良,林下更新和摘花除果等方面,提出了复壮措施。

深圳市典型建筑工地PM_(10)和PM_(2.5)排放因子研究

选取了深圳市60个典型建筑工地开展了PM_(10)和PM_(2.5)质量浓度及气象参数测量,结合Fugitive Dust Model (FDM)估算的PM_(10)和PM_(2.5)排放因子平均值分别为35.5和18.3 mg·m^(-2)·h^(-1),低于深圳市推荐的排放因子。不同施工阶段的排放因子存在差异,从高到低的是桩基施工>土石方>主体施工>一般建设。与国内其它城市研究对比发现,建筑工地PM_(10)排放因子呈现下降的趋势,深圳市排放因子与近年重庆、北京、上海研究结果相近。落实扬尘防治措施的工地比例约50%,裸露土及易起尘物料覆盖措施落实情况相对较差,建议重点加强桩基施工和土石方阶段工地的监管。

基于生命周期评价的深圳市典型阻燃剂环境影响分析

为了分析两种典型溴代阻燃剂十溴二苯醚(Decabromodiphenyl Ether,简称DBDE)和六溴环十二烷(Hexabromocyclododecane,简称HBCD)的环境影响,基于生命周期评价方法构建,在深圳市相关企业调研数据基础上,分析了DBDE和HBCD在使用、加工及处理过程中的使用配比、能耗情况,整理出DBDE和HBCD对环境排放的清单;同时,评价了DBDE和HBCD对环境产生的各种影响,提出了各阶段污染控制的主要环节。结果表明:DBDE和HBCD对环境的影响大小依次为全球变暖>酸化>烟尘&粉尘>富营养化>臭氧耗竭>光化学氧化,对全球变暖、酸化和烟尘&粉尘影响贡献分别为50.47%、34.60%、7.00%;污染主要来源于DBDE和HBCD的挤出及注塑阶段。

2016—2020年深圳市大气污染治理成效及健康效益研究

本研究针对深圳市2016年至2020年间实施的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开展措施落实成效及健康效益评估。结果表明,2020年SO_(2)、NO_(x)、VOCs、CO、PM_(10)和PM_(2.5)的排放量分别较2015年减少1.09万吨、3.83万吨、3.49万吨、6.57万吨、2.06万吨和0.64万吨。污染治理措施的实施避免的早逝人数为518(406,569)人,避免的健康经济损失约为30.4(23.8,33.3)亿元。其中,机动车、扬尘、船舶污染治理措施对空气质量改善和人群健康的贡献最大,相关污染源的治理在下阶段的施制制定过程中也应予以重点关注。

深圳市“十四五”大气污染治理重点措施及目标可达性研究

本研究针对深圳市大气污染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开展“十四五”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减排成效及目标可达性分析。结果表明,2013至2020年深圳市大气SO_(2)、NO_(2)、PM_(10)、PM_(2.5)和CO浓度显著下降,而O_(3)浓度呈震荡上升趋势,大气污染治理存在本地减排进入瓶颈期、区域传输贡献显著、二次污染问题日益凸显、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大等问题。“十四五”期间实施的大气污染治理措施预计实现NO_(x)减排1.61万吨,VOCs减排1.88万吨,SO_(2)减排0.25万吨,PM_(2.5)减排0.13万吨,在气象条件有利的情况下,可实现2025年深圳市PM2.5达到18μg·m^(-3)和空气质量优良比例达到97.5%的目标,在气象不利的情况下,需与周边城市协同减排才有望达标。建议通过持续推进臭氧与PM_(2.5)协同治理、交通运输领域污染防控、工业源污染治理、施工污染治理、区域联防联控等措施,确保实现“十四五”空气质量目标。

深圳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研究

深圳市影响空气质量的污染物包括PM_(2.5)、O_3和NO_2。运用CMAQ空气质量模型,对深圳市周边城市设置了4套达标情景并开展模拟评估。结果表明,要降低PM_(2.5)浓度应以控制颗粒物一次排放为重点,在2012年基础上PM_(10)和PM_(2.5)分别减排45%和55%以上才可较好地实现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达标情景对O3污染的控制效果并不显著,可能与周边城市VOCs控制力度不足相关,要降低O_3浓度,必须控制VOCs污染排放。

深圳市医疗卫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医疗卫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具有独特的特点,具有较高的环境风险、专业性和复杂性。文章对医疗卫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涉及的项目选址,水、气、声、固体废物、放射性和电磁辐射等环境影响因子进行研究,对评价适用标准、评价等级、污染来源、产污估算和污染防控措施等进行了分析与讨论,以期为医疗卫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以及相关部门的审批工作提供一定依据。

深圳市工业搬迁企业遗留场地环境风险评估技术研究

基于深圳市工业搬迁企业遗留场地存在的环境问题及环境风险现状调查,提出遗留污染场地调查工作方法和程序、环境风险管理办法及技术规范的实施途径等。

深圳市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服务费用定价方法研究

基于深圳环境形势和应急处置服务的特殊性,总结了环境应急处置服务费用的影响因素及其构成要素,初步研究符合深圳实际的环境应急处置服务费用定价方法。深圳市环境应急处置服务费用包含了4大类、9小类的构成要素及数十项具体收费项目,基本涵盖当前环境应急处置服务的主要内容。列明了大部分项目的计价公式和计价单位,对无法详细列明或难以给出具体收费数额的项目,依据共性原则列出了公式和关键参数,确保有效指导费用的计算。

经济发达城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环境目标指标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从深圳新形势下率先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发展和公众需求分析入手,分析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环境进程和构建全面小康环境目标指标体系的必要性。基于全过程、全覆盖、惠民性和衔接性考虑,提出应尊重深圳当前所处社会经济与环境阶段,遵守全过程防控思路,以人口、区域全覆盖和环境要素全面改善为工作核心,建立全社会行动体系,确立更严标准、更高质量的全面建成小康环境目标,构建包含源头防控、治污减排、质量提升、社会参与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环境指标体系。

深圳市饮用水源水库环境损害评价标准计算方法研究

近年来，深圳饮用水源水库等敏感目标日益受到持续扩张的城市开发建设的威胁。十八大以来，国家提出以最严厉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推行和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但尚未就评价标准作出明确规定。本文在国家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体系下，结合已有案例评估及判决情况，针对深圳饮用水源水库实际，确立了一套基于虚拟治理成本法的评价标准计算方法，并据此核算得出2015年标准体系。

深圳市环境信访问题、形势与对策研究

基于对深圳近年来环境信访数据的分析,明确了其阶段特征,并结合“十三五”时期相关目标对未来环境信访的总体形势进行了研判,提出了相应对策措施.

家庭厨余垃圾管理模式环境经济效益评估研究进展

近年来,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持续推进,对家庭厨余垃圾进行分类投放和处理将成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一大趋势。城市管理者在对家庭厨余垃圾管理模式进行决策时,有必要开展环境经济效益综合评估,在控制环境污染的前提下最大化降低经济成本。文章从研究目标、评估方法、数据来源等方面系统分析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指出家庭厨余垃圾管理领域常用的环境经济效益综合评估方法主要有基于费用效益分析的社会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法、基于生态效率法的环境成本效率法、基于多准则决策分析的多目标评价法等3种。但研究者需要在污染物货币化系数、环境成本效率计算方法、共生产品分配问题和折现问题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注意积累形成适用于家庭厨余垃圾特征的清单数据库。在对比家庭厨余垃圾管理模式时,要特别注意包含与处理技术相匹配的源头分类、收集运输以及产物利用处置等环节。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政策有效性评估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为了对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能否提升企业环境合规表现提供实证证据,基于江苏省2281家企业投保信息和环境违规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分析政策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和机制.结果表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提升企业环境合规方面具有有效性,但政策效果受到企业环境风险等级、所在城市的调节作用:高环境风险企业提升合规表现的成本远高于削减风险后能够减少的保费,因而政策效果相对较弱;城市风险查勘服务质量越高,政策提升企业合规表现的效果越好.研究为提高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实证支撑.

深圳市夏季臭氧污染研究

以2009年8月为例分析了深圳市夏季臭氧污染情况及污染气象特征,基于二维空气质量模式对臭氧污染控制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深圳市8月各监测点均存在臭氧超标现象,污染形势严峻;副热带高压控制和热带气旋外围下沉气流是造成夏季出现高浓度臭氧的主要天气过程,此时大气边界层混合层高度在500～800 m,且近地面风速约在5 m/s以内,不利于污染物扩散;臭氧的生成受前体物挥发性有机物(VOC)和氮氧化物(NOx)排放的共同影响,其中VOC排放的影响较大,深圳市臭氧控制应以降低VOC排放量为重点,模拟得出对VOC和NOx按2.5∶1～4.0∶1的比例协同减排可有效降低臭氧污染.

城市化地区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评估:以深圳市为例

保护成效评估是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的重要内容,然而,当前我国尚未开展全面的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评估研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深圳市率先尝试开展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评估应用研究,可为其他城市提供示范参考.该研究在参考《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保护成效评估(试行)》(HJ 1143—2020)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地方特色,采用遥感解析和地面调查等方法,开展2015—2020年深圳市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评估研究.结果表明:深圳市陆域生态保护红线的保护成效指数为78.16,处于轻度好转状态,表明通过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和监管,深圳市陆域重要生态空间得到了有效保护.深圳市为提高城市化区域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提供了实践经验,通过立法规划,实施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精细化管理和精准生态保护修复等举措,“质”“量”并重提升保护成效.成效评估成果可用于及时掌握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状况、预警生态风险,为生态保护与修复、生态补偿等工作提供依据,可纳入生态文明建设考核,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有力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