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协同效益研究进展综述

减缓和适应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两大对策,共同服务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本文从减缓和适应的内涵释义出发,总结归纳了不同发展时期国内外对减缓措施与适应措施的研究进展及政策,围绕应对气候变化方案的实施情况,分析了减缓和适应的协同效益。本文提出,减缓措施和适应措施既存在协同效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随着极端气候事件的增多,各国逐渐认识到协同推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二者的根本目的都是降低人类面临的气候风险,在长期战略规划中,将二者进行有效整合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未来,需要多维度、定量评估减缓与适应的协同效益和冲突效果,权衡减缓与适应在不同阶段的优先级,以助力科学制定综合性气候方案。

陆上风电碳足迹动态变化的国际比较研究

碳中和目标下国际风电产业将继续扩大规模,碳市场、碳关税等国际气候减排政策工具也在不断完善,未来可再生能源碳足迹对相关产业成本与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中国、欧洲、美国等风电产业优势国家和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构建陆上风电系统生命周期评价过程、生命周期清单,完成相关地区陆上风电碳足迹的参数比较并总结变化趋势,进一步分析趋势成因并阐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风力机大型化加速、发电效率提高、工业生产清洁化的态势下,2011—2022年世界优势地区的陆上风电碳足迹均呈下降趋势,中国、欧洲、美国的平均降幅分别为49.2%、46.2%、20.8%,相应下降量均集中在设备生产阶段;中国已将碳足迹下降至与欧洲接近的水平,与美国的差距缩减到3.63 g/kW·h,其中工业生产清洁化水平不高、风机容量因子偏低分别是中国陆上风电碳足迹高于欧洲、美国的主要原因。中国在推进风电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需着重提高风电系统发电效率、加快改善产业清洁化生产水平、支持风电系统退役回收产业发展,以稳步降低陆上风电系统生命周期内的碳足迹。

适应气候变化行动中的协同治理——基于国际案例的比较分析

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全球范围的负外部性和迭代式系统性影响,尤为需要运用协同治理。本文剖析了协同治理在适应气候变化行动中的理论基础,选择国际社会较有代表性的两个协同机制进行案例研究—意大利自下而上的社会网络引领国家适应行动和美国自上而下的总统启动国际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研究发现,当国家层面尚未意识到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时,非政府的社会层面会以先行者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线中;在适应工作的初期,对知识的分享和学习可以有效串联起一系列社会网络;协同治理中有合法权和行政权的领导力会吸引众多创始组织和投资者加入等。我国可以借鉴国际适应协同治理经验,以传递信息和构建知识体系为抓手,广泛纳入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重要社会参与方;依托已有的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增强地方政府协同领导力,落实技术引进和资金投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协同伙伴国家,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如何协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与气候变化?

全球合作、协同治理、技术创新、价值投资、人人行动,彼此之间相互关联,又自成系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今年的世界地球日致辞视频中指出:"新冠病毒的影响直接又可怕,是二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严峻考验,但是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危机——地球的环境危机正在发展。生物多样性正在急剧下降,气候破坏即将达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我们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保护我们的星球不受冠状病毒和气候破坏的威胁。"最近也听到另一种声音说:疫情当前,别谈什么气候变化了。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疫情的直接冲击和气候深层次危机之间的关系?

中国碳中和目标下交通部门低碳发展路径研究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下简称“双碳”目标)的关键是能源系统绿色低碳转型。交通部门在我国碳排放中占有较大比重且仍在继续增加,加快推进交通部门低碳转型极为迫切。分析了中国交通部门的碳排放现状和主要特点,结合已有的国家政策、目标和以往的研究,提出交通部门的碳中和发展路径。在碳中和目标下,中国需在交通运输结构优化、替代燃料技术推广和能效提升等多方面努力,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并在2060年将排放控制在1亿t以内。

《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综合报告

前言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这一年中,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席卷全球,造成上千万人感染,夺去了上百万人的生命,对各国的公共卫生系统、公众健康、经济活动和居民生活造成了严重冲击,也深刻影响了并将重塑世界政治经济贸易格局。

国际绿色贸易壁垒形势下完善我国碳核算体系的对策研究

当前,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危机为由组建了绿色贸易“碳壁垒”,试图利用碳排放核算和认证优势对我国产品出口形成抑制影响。面对这些新挑战,我国需完善碳核算体系建设,助力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和全球贸易体系。本文以完善我国碳核算体系为研究目标,总结了碳核算体系的内涵及建设进展,介绍了国际绿色贸易机制的核算报告要求,并采用比较分析法分析了我国碳市场、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在核算边界、核算方法、数据支撑及质量保障体系3个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我国碳市场在核算方法上与国际绿色贸易机制具有一致性,但在碳足迹体系、数据支撑及质量保障体系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这导致我国出口型企业依赖现有的核算体系将不足以应对“碳壁垒”,而核算体系的差异性可能进一步影响我国新兴产业的发展。为此,我国应秉持坚决反对缺乏公平性的绿色贸易壁垒这一基本立场,同时采取完善碳核算体系的具体措施:完善产品层面的碳核算体系,建立具有高公信力的排放因子数据平台,加强科研机构的研究支撑,强化数据安全管理,尽快建设受影响企业的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能力。

全球新能源产业竞争发展态势及应对建议

本文分析了全球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趋势、竞争态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并提出应对建议。当前全球新能源产业正在快速发展,绿色技术突破正重塑能源生产模式,新兴市场国家在该领域快速崛起;全球新能源产业竞争主要体现在供应链本土化、关键矿物资源安全、规则标准制定和技术封锁等方面。为在全球新能源产业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中国应持续改革创新,提升产业全球竞争力;积极参与全球新能源产业标准制定,提升话语权;立足不同经济体的政策差异,突破局部市场壁垒;发展安全、有韧性的新能源供应链,拓展多元化市场以降低风险。

碳约束条件下电力行业低碳转型路径研究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要求下,能源系统面临着巨大的低碳转型压力。电力行业作为最大的碳排放来源以及支撑终端电气化发展的关键行业,在整体能源系统低碳转型中的角色至关重要。为此,该文建立具有高时空分辨率和技术准确度的电力系统长期规划方法,形成基于电力平衡的电力行业长期规划与短期运行联合优化模型。基于该模型,研究中国电力行业的低碳转型路径,将低碳排放目标作为碳约束条件,用倒逼的方式确定出各类发电技术随时间的发展规模、地域分布和投资成本。结果表明,电力行业若要实现气候目标,需要处理好几个关键问题,包括可再生能源的扩张、煤电的提前退出、碳捕集技术的应用以及转型投资的保障。该文通过将不同排放目标下的转型路径和成本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科学支撑。

全球气候治理若干关键问题及对策

当前,在落实《巴黎协定》的谈判和合作进程中,面临一些新的关键问题和严峻挑战。其中包括:如何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促进《巴黎协定》适应、减缓、资金、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度等各要素全面均衡和有效的实施;如何依据气候公约的规定并体现历史责任,坚持和维护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发展中国家定位;如何看待全球1.5℃温升控制目标以及该目标下不同类型国家公平的减排路径;如何看待欧盟等发达国家拟对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采取碳边境调节措施等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分歧。发达国家忽视和淡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减排压力、转移排放责任、转嫁减排成本的意图和行动已十分明显,不同类型国家和利益集团间也呈现复杂的博弈局面。对此,我国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巴黎协定》所确立的长期目标和各项原则,坚持我国发展中国家战略定位,巩固广大发展中国家战略依托,维护发展中国家合理权益。我国对《巴黎协定》达成和生效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当前,要进一步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积极推进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气候治理制度建设,推进《巴黎协定》的落实和实施。同时,国内要加快推进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转型,加快经济、环境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制定并实施长期低碳排放发展战略,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同时,实现与全球控制温升不高于2℃并努力低于1.5℃目标相契合的深度脱碳发展路径。

“双碳”目标下重点行业减排路径模拟及对策研究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我国能源发展进入新阶段,实现“双碳”目标关键是加快推进能源体系系统性变革,其中工业、建筑、交通等用能行业和电力生产行业降碳减排任务十分紧迫。基于“世界与中国能源展望模型”测算,在“双碳”目标约束下,终端用能行业碳排放将于2025年达峰,其中工业和交通行业达峰时间早于建筑行业,2060年碳排放将低于10×10^(8)t;电力行业碳排放于2030年达峰,2060年实现负排放。终端用能电气化与电力行业低碳化的协调推进是实现低碳转型的关键。2060年,终端用能行业电气化率将达到60%,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将达到近90%。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节能循环经济,大力提升电力、氢能等二次能源在终端用能行业中的消费,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建立新能源开发利用激励机制,确保“双碳”目标如期实现。

挑战下的双碳目标与高质量发展(笔谈)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我国坚定贯彻的中长期目标。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要通过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扎实工作,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配合2022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暨全国低碳日主题活动,2022年6月18日,《阅江学刊》编辑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候经济与低碳产业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研究”项目组,举办“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行动方案”系列论坛之三,主题为“挑战下的双碳目标与高质量发展”。与会专家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地缘冲突背景下的能源转型、能源安全和转型发展的统筹安排、区域性碳达峰方案的落地与下沉、实现碳达峰的手段保障、绿电消纳、碳排放总量控制机制、建立健全“双碳”标准体系等话题分别发言,交流研究成果,达成诸多共识。本刊编辑部整理专家发言的核心观点,以笔谈的形式发布,欢迎广大读者深入研究和讨论。

面向碳中和的中国汽车用能趋势演变研究

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和保有规模快速增加,对传统成品油需求和零售终端形成直接冲击,带动整个汽车供能产业链生态变革。基于“车用能源系统分析模型”对中国车用能源体系演变进行模拟的结果显示,中国汽车保有水平2030年将超过4亿辆;204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过半,2050年超过80%;车用汽柴油消费量将于2025年达峰后快速下降,2050年汽车领域用能将转为电能、氢能主导;2050年后多数传统加油站将被新能源汽车供能基础设施替代,至少需建成1.7万座加氢站和12.6万座大功率充电站才能满足加氢和公共充电需求。在碳中和愿景下,加油站将是传统油气供应商加快进军新能源业务的关键依托,充电和加氢已成为国际大石油公司推进传统终端供能业务转型的共同选择,传统油气供应商将围绕交通出行革命性变革加快新能源供能业务的发展。

全球气候治理新形势及我国对策

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全面落实《巴黎协定》的实施阶段,仍面临严峻挑战。各国自下而上自主贡献减排目标距实现2℃温升控制目标下的减排路径存在较大缺口,需要各方进一步增强行动力度,强化自主贡献目标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助,推进《巴黎协定》全面、平衡和有效地实施,防控气候风险,促进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双赢,促进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我国以习近平全球生态文明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的建设和国际合作进程,国内推进能源革命和经济低碳转型,强化政策和行动,落实国家自主减排承诺,制定以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和方略为指导的、与全球控制温升2℃目标相契合的到本世纪中叶的长期低碳排放发展战略,为保护地球生态安全作出与我国不断上升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相一致的新的贡献,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进程。

全球气候治理新动向与中国应对

气候变化影响的紧迫性和严峻性正在加速显现。与此同时,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叠加经济下行、能源危机、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大国竞争加剧等挑战,使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多重困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多边气候治理主渠道进入低潮期。随着碳中和在全球形成广泛的政治共识,各国围绕绿色科技和产业、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展开新一轮的竞争与合作。大国博弈从多年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主渠道下争夺碳排放空间和发展权,转向争夺经济、科技、贸易等领域中的气候规则、绿色标准制定以及绿色产业链的主导权。温室气体减排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国际航空与航运业,非国家行为体在气候治理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未来中国应继续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积极参与并主动引领绿色规则制定,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动承担与国情、发展阶段和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与各方携手共同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拜登政府气候政策:动因、框架与缺陷

拜登政府自执政之初便将气候政策作为优先事项,试图全面扭转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待气候治理的消极立场。在总结政策背后内外部动因的基础上,本文将拜登政府的气候政策归纳为重整国内制度安排、重返全球气候治理和发展绿色科技产业三大脉络。本文进一步从国内党派斗争、经济格局动荡以及国家间利益冲突三个角度分析了拜登政府气候政策的结构性缺陷,并评估其进展现状与国内外障碍。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将至,拜登政府在挖掘气候领域政绩潜力的同时,也将面临更大的政治阻力。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与国际经贸形势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中国应拓展气候治理领域国际合作空间,承担相应国际责任,同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COP28焦点和难点:加速气候行动的新开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于2023年11月30日—12月13日在阿联酋迪拜举行。本届COP被视为继2015年以来最重要的气候会议,在新冠疫情以来更加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完成对《巴黎协定》实施情况的首次全球盘点,事关《巴黎协定》的成败,被视为关键十年内所需气候行动的转折点。

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国际经验及启示

城市是经济发展、技术集聚与能源消费的中心,是应对气候危机的主战场,也是我国尽早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重要环节。本文以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为例分析了国际城市面向碳中和推动低碳转型的三种特色模式,围绕需求、效率、结构三方面多维度梳理了国际城市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过程中的实施路径与行动措施。最后,结合国际经验和我国城市发展现状提出,我国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应注重城市发展的异质性,因地制宜地采取行动;注重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复杂性,建立以终为始的治理体系。

国家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的进展分析与政策建议

中国是对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的国家之一。科学适应气候变化,有助于更好地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城市是全球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地区[1],国外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研究多聚焦于城市韧性(resilience)的提升[2],国内研究多聚焦气候适应能力的提升[3]。2017年初,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主管部门联合有关部门,以全面提升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为核心,以实现城市的安全运行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启动了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创建工作,并在《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4](下文简称《通知》)中明确指出,建设气候适应型城市,就是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因素,采取趋利避害的有效适应行动,实现城市的安全运行与可持续发展。

从千亿向万亿: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资金问题

当前全球金融系统仍然未能有效驱动金融资源支持气候行动,具体表现为全球气候融资规模与《巴黎协定》下温升控制目标所对应的资金需求之间存在着数量级的资金缺口。多年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下的资金谈判一直围绕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助展开,然而在2022年《公约》第27次缔约方会议(COP27)上,除了在长期气候资金、新的集体量化目标、损失和损害资金3个“资助”议题下形成了单独决定之外,大会还开启了《巴黎协定》2.1 (c)条的讨论窗口,呼应了全球金融系统改革。这标志着《公约》下气候资金的内涵拓展到了广义的气候资金和系统性解决方案,即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调动更多的气候资金来响应贫穷国家和气候脆弱国家的急迫需求,以及《巴黎协定》温升控制目标所对应的广义资金需求。目前来看,这一转变既有可能模糊《公约》下资金谈判焦点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又使资金议题谈判的内容进一步泛化,超越《公约》的边界,与发展中国家债务减免、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等议题紧密关联。针对正在发生的变革,我国应积极准备有关《巴黎协定》2.1(c)条相关内容的谈判,把握全球金融系统变革的重大机遇,积极参与新资金机制的讨论以及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