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1980—2004年总产出、出口总额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之间的关系。过去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上述三个变量之中的某两个变量,把三者联系起来的研究较少。笔者发现,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短期因果关系是:出口扩张和FD I流入都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吸引了FD I流入,FD I流入又促进了出口扩张。

基于自由贸易三地区经济系统的本地市场效应:一个理论模型1

以新经济地理学的自由资本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基于自由贸易的三地区经济系统的一般模型,讨论了一个一般区域存在本地市场效应的充要条件,并得到了静态本地市场效应存在性的解析解。本文考察了静态本地市场效应的相关特征,指出两地区模型与三地区"等腰三角形"模型都是本模型的特例;同时模拟分析了两地区间贸易自由度变化的动态本地市场效应机制。本文对本地市场效应的研究扩展到了三个地区的一般理论模型上去,这有助于更深入地考察本地市场效应的作用机制、解释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并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启示。

绿色经济、资产泡沫与最优政策:基于带有多部门资产泡沫的动态一般均衡视角

发展绿色经济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试图回答发展绿色经济与经济增长和家庭福利之间的关系,并求解对应的最优政策水平。通过构建包含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在绿色部门中引入资产泡沫,发现绿色泡沫的出现能够缓解绿色部门的流动性约束,从而带来绿色部门相对传统部门的规模扩张。但在一定的参数条件下,经济增速会下降,这取决于泡沫的信贷放松效应和再分配效应。同样,针对绿色部门的补贴政策也有可能使得绿色部门扩张和经济增速下降同时出现。随着家户对绿色部门偏好的增加,虽然最优政策水平下所隐含的经济增速可能会下降,但是居民的福利水平是上升的。本文所构建的模型框架也可用以讨论高质量发展和绿色经济的关系,以及更加广泛的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问题的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与内生经济增长

本文构建了考虑外商直接投资 (FDI)外溢效应的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结果表明东道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FDI与国内资本的比例 ;而且我国 1982 - 2 0 0 1年2 9个省份的经验数据很好地支持了这一论断。同时本文经验研究发现 ,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鲜明的人力资本特征 ,各地区必须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才能从FDI中获益 ;另外 ,我国各地区增长实践呈现条件收敛态势。

从生产性财政支出效率看规模优化: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财政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为刻画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非完全竞争特征,在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中分别加入了消费品拥挤因子和生产品拥挤因子,推导了经济增长目标下最优的财政生产性支出规模,并通过数值分析得出财政的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此外,分时段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0—2006年政府财政的生产性支出对于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在2009—2012年继续增加政府财政的生产性支出对于经济增长却有抑制作用。尤其在东部地区,政府财政支出对于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更为明显,其抑制了该地区经济增长。本文的结论指出政府财政支出一方面要加快从竞争性领域退出,逐渐加大对非竞争性与非盈利性的公共消费性服务品的支出,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于拥挤程度较低或者具有完全非竞争性领域的财政支出力度,以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

中国区域产业CO_2排放影响因素研究:不同经济增长阶段的视角

本文运用LMDI方法,采用"三层完全分解法",对中国1997—2014年的CO_2排放总量进行分解,探讨了8大区域的CO_2排放特征及其对全国碳排放的贡献,并分析了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人均产出、人口结构及人口总量6大因素对CO_2排放的影响。文章基于CO_2排放增长与经济增长联系紧密的基本特征,分4个阶段考察了区域CO_2排放特征及各因素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8大区域中,京津和南部沿海地区对全国碳排放增长的贡献最小,中部和北部沿海地区的贡献最大,西北地区的贡献呈上升趋势;在影响CO_2排放的因素中,人均产出的变动为主要助长性因素,能源强度的变化为主要抑制性因素,能源结构变动的助长性逐年减弱,并在近年成为抑制性因素;2007年之后,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产业结构也由助长性因素转为制约性因素。据此,本文提出了需要协调区域发展、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升级产业结构、改善能源使用的技术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政策建议。

制度变迁与内生经济增长

本文将制度变迁引入了内生增长模型,刻画了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求解了社会计划者问题的均衡解,并对解的经济含义进行了讨论。模型的基本结论是,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政府可以通过合理配置人力资本来促进经济增长。

中日经济的相互影响:溢出效应、反馈效应与产业价值链

本文利用首张2007年中日国际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与日本经济影响的溢出与反馈效应。三大类系数测算结果显示:区域内乘数效应大干区域间溢出效应,区域间溢出效应大于区域问反馈效应。对比日本与中国对对方的溢出效应系数,发现日本的系数小于中国,在引入规模效应后,虽然中国的最终产出规模小于日本,但由于有着更大的溢出效应系数,中国对日本的实际溢出效应依然大于日本对中国的实际溢出效应。当然,从最终需求的来源因素进一步考察,发现中日两国对对方的溢出效应,主要是各自国内最终需求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出口需求所引发的,来自对方国内最终需求引发的贡献仍然较小。产业层面的分析表明家用电子设备和通信设备业、电子元器件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附件业是日本与中国共同的具有较大溢出效应的产业,对双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都较强;当然,中国有更多的产业对日本的溢出性影响更强。从产业价值链的视角看,中国有更多的产业处于上游位置,因此产业链更长、与其他产业的联系更密切,从而创造单位增加值能为整个经济系统带来更大的总产出。

基础交通建设能否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以青藏铁路为例

文章从实证角度验证铁路建设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作者利用青藏铁路的建设所提供的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研究青藏铁路对沿线县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由于青藏铁路的建设并不是当地经济发展驱动,因此较好地避免了反向因果关系。结果表明,青藏铁路在建成后使沿线县市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在20%以上,而且这种影响主要通过第二产业产生作用,对农业没有显著影响。另外,这种影响并不随县市初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显著不同。

探究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

我国人口红利消失后出现了严重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这些入口年龄结构新特征对经济增长波动究竟有何影响?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这一问题值得着力研究。文章首先扩展了索罗经济增长模型用于分析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紧密关系,然后使用我国1978—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发现: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波动有长远且滞后的影响,其中0~14岁少儿人口比例的快速增加对经济增长波动有滞后的正向冲击,而65岁以上老年入口比例的快速增加对经济增长波动有滞后的负向影响。因此为了缓解经济增长的长期波动,我国应尽快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甚至是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快速有效地增加少儿人口比例,同时也可起到减缓老年人口比例快速增加的效果。

家庭规模对女性分娩方式的影响——基于家庭经济学视角的实证研究

针对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剖宫产率快速上升的重大社会经济现象,本文利用江苏省2006年与2010年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家庭规模对女性是否选择剖宫产这种分娩方式的影响,并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解决家庭规模面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实证结果显示:在分离开家庭规模与出生顺序的效应之后,家庭规模的减小和出生顺序的推迟会显著增加女性选择剖宫产的概率。影响机制可能在于:家庭规模的减小和出生顺序的推迟会使得该女性获得更多资源,尤其是父母会增加子女人力资本投资,进而拥有更高的收入并更可能获得非农户口,从而更方便地获得优质医疗资源。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出,中国家庭规模逐渐减小,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推动剖宫产率上升的"需求因素"。本研究对中国剖宫产率快速上升的现象作出了一个基于家庭经济学的解释和分析。

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经济和社会福利研究的重点之一,不能简单视为劳动人口比例的一次性下降,经典的增长理论中几乎没有老龄入口逐步增加这一动态过程。本文借助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尝试从学术上定义老龄化率,探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一致,且经济能够容许老龄化率的存在,此时老龄化率对经济运行负影响。政府应利用财政、税收等政策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同时利用人口政策控制老龄化率,使人口增长率与劳动人口增长率相一致,降低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但当放宽假设条件时,会出现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不一致的情形,政府面临多重目标选择难题,不同目标对应的最优政策不一样。同时,经济中的老龄人口由于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尽管不能参加体力劳动,但可以创造知识,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在一定条件下,适度的老龄化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是有益的。因此政府应综合使用财政、税收、人口等政策,创造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环境条件,引导市场资本和人才参与老龄产业和老龄服务业的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微观干预路径的选择上,可采用"政府参与、市场化运作"间接干预模式,积极打造服务型政府。基于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方面的重要性,政府可采用上限收益率、私人投资承保等多种激励措施,利用政府引导基金,搭建私人资本和投资经理共同参与的平台,提高老龄产品研发所需的资本供给,从而提高老龄产业的技术能力,有效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地理、制度与人均收入:基于经济发展阶段的考察

探索长期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跨国收入差距的原因是经济学孜孜以求的目标。在这一问题上,强调地理因素与强调制度因素的学者进行了长期论战,至今没有达成一致。运用工具变量回归方法对跨国截面数据进行考察,本文发现,对农业国和工业国而言,其人均收入的决定因素并不相同。农业国间的收入差距显著地与其地理因素相联系,而工业国间的收入差距显著地与其制度因素相联系。更重要的是,是地理因素而非制度因素决定了一国的工业化水平,或者说,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更早进入工业国行列。因此,地理环境不仅对农业国的人均收入有很强的解释力,同时也是迈入工业国倶乐部的入场券。但在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制度因素则取代地理因素成了人均收入的决定力量。本文的分析表明,好的制度环境必须与相应的生产方式匹配才能强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长期经济增长和跨国收入差距的决定因素。

老年需求、养老保险基金债券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在中国农村和市场二元经济结构下,养老保险基金债券的出现是中国过去20年里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本文从理论上为政府发行养老保险基金债券对老年市场资源配置的影响提供一个合理性证明。我们研究了中国政府依靠养老保险基金债券的发行机制来改善老年消费和储蓄结构的实现过程。研究发现,中国政府过度发行养老保险基金债券会影响老年需求市场的无效率配置。这个过程就是,政府应该适当减少养老保险基金债券发行规模,通过提高债券价格增加老年消费者短期消费和减少储蓄虚拟化的程度,从而提高老年消费者消费积极性,进而改善二元经济结构下老年人的福利。

从收入分配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文章论及的收入分配是指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这三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基于数据调研,认为投资与储蓄率双高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高投资率已导致了低效率的改善,调整经济结构,改善投资效率重于增加投资率。降低投资率前提是储蓄率不再增加。造成储蓄率高的原因,是政府与企业部门对储蓄整体增加的贡献较大,居民不消费的原因来自其收入占GDP的比重减少,结构转型、产业内变化与垄断力量致使居民收入占比下降。建议通过要素重新分配、合理分配国有企业利润、社会保障的综合方案、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等办法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并购

并购是企业重要的资源配置行为,已有研究表明宏观经济环境会影响企业的并购决策,但是国内较少有学者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并购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Baker等(2016)基于新闻报道构造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并购行为。本文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企业并购的意愿和企业在完成并购时所支付的金额。同时,本文也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国有企业并购意愿和完成并购时支付的金额的抑制作用更强。

美国经济的开放结构:兼论后危机时代美国贸易政策转向

美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与结构,对世界经济有着深远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技术革命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际产业分工的格局发生重大调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步入去工业化进程,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与此同时,货物贸易逆差不断扩大。2017年以来,美国贸易政策日趋保守,从倡导和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大步后撤,转变为怀疑和动摇深度全球化的基础。特朗普政府多次强调以"美国优先"取代"全球主义",频繁利用"301"条款、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等贸易保护措施,对来自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进口产品进行打压,贸易摩擦日益加剧。本文认为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经济和贸易结构的转变。本文梳理了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制造业、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等方面的开放程度和结构演变,并对近年来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向进行总结,以期管窥美国贸易政策转向背后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

走向好的市场经济

一、新比较经济学我研究转轨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很多人喜欢强调的一点就是中国的情况很特殊。中国确实有特殊的问题,特殊的事情,特殊的约束。但倘若我们把眼界放宽一些,不仅看中国,也看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时还看历史,就会发现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和其他国家和地区非常相似,并不那么特殊,比如公司治理结构问题、金融市场问题、劳动力问题、腐败问题等。

打破垄断是优化经济结构关键

对于中国而言，国内消费占比较低、创新不足、服务业发展滞后，已成为制约经济平衡持续发展的三大障碍。这三者都与垄断脱不开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