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防治性骚扰义务之政策建构——耶鲁大学防治性不端行为的政策及启示

2020年正值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民法典》也出台了。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行动纲领》重点关切性骚扰问题,《民法典》也规定了学校防治性骚扰的义务,该规定有赖于学校出台具体的政策予以落实。耶鲁大学为有效防治性骚扰、性侵害等性不端行为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通过对政策的有效执行,预防性不端行为的发生,倡导建立平等、相互尊重的性关系,构建文明、包容、信任及免于歧视和暴力的校园工作和生活环境。通过对耶鲁大学关于性不端政策进行比较详尽的介绍和分析,以期对我国高校出台防治性骚扰相关政策提供借鉴,进而推动我国实现《北京行动纲领》所确立的实现性别平等、推动妇女事业发展的承诺,促进《民法典》相关规定的落实。

美国大学的信息公开要求及问题

在美国,大学信息公开的法律和政策需要面对一系列复杂的问题。美国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的信息公开需要有效平衡三种相互竞争的利益,公众的知情权、大学保护自己学术自由和运行效率的学术自治权和教职工以及学生的隐私权。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皆基于州法设立,州一级的记录开示法是推进和保证美国公立大学信息公开的主要法律机制;同时,各个大学因为不同程度地依靠联邦政府的资助,因此也受有关信息披露的联邦法律规制。可能增加或限制州法上信息公开义务的联邦法律包括:《高等教育法》、《珍妮·克里利公开校园安全和校园犯罪统计法》、《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医疗保险流通与责任法》。美国大学的信息公开的方式包括主动在网络等平台上公开或依申请公开。随着社会各界力量的推动美国大学公开程度还在不断加深。

法律能规制紧急状态吗?——美国行政权扩张与自由主义法学的病理

行政权在处理紧急议题时的比较优势和宪法上的法律路径使得行政权急遽扩张,但只有在二战后行政权才被自由主义法学视为宪法的威胁者。自由主义法学认为二战后的紧急状态被不断地伪造和利用,行政特权被滥用,这导致了非理性政治的泛滥。自由主义法学据此期望以宪法和法律规制紧急状态从而实现理性政治。但政治不仅仅是理性的活动,自由主义法学理论不足以解释政治的逻辑。

清代诉讼文化与实践再思考:尤陈俊新书《聚讼纷纭》圆桌对谈

一开场白,赖骏楠(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中国法律与历史国际学会和“云里阅天下”微信公众号首次联合推出的线上学术活动“清代诉讼文化与实践再思考:尤陈俊新书《聚讼纷纭》圆桌对谈”。这是中国法律与历史国际学会讲座系列的第一讲。

关于政府信息免予公开典型条款的几点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免予公开,这与其他国家的信息开放制度十分相似,但仅这三个免予公开的规定并不能包括政府官员(行政机关)拒绝公开的内容,诸如政府讨论过程中的信息,执法性的信息和根据其他法律须保密的信息,建议对条例修正时将这三类信息纳入信息公开的豁免范围,免予公开。

在多个社会科学领域的交叉路口寻找答案

前言张泰苏老师出身名门,父辈中就出了三位大学教授,包括两位北大的教授。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他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但是,他寻找自己的学术方法路径却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不懈努力、从多个学科领域汲取理论精华并反复探索提炼而成的。他从北京四中高中毕业后留学美国,然后从耶鲁大学本科毕业后又进入本校法学院和历史系深造.

美国劳动法的放松规制

经过艰难的谈判历程 ,中国政府终于在 2 0 0 1年底加入WTO。政治学对政府职能定位、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注也已悄然转向规制分析领域。为了提高政府绩效、提升公共利益、制定完善的公共政策 ,放松规制和重建规制的论题已成为学术界、政府职能部门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期安排几篇有关政府规制问题研究的论文 ,旨在引发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贯彻实施与行政程序改革的前景

一、行政程序在美国政府治理中的重要性美国的行政程序法是在1946年公布的,它其实是美国行政机构高度膨胀的一个结果,在行政程序法制定之前的几十年,我们的政府为了抵御大萧条。

刑讯与辩诉交易

辩诉易制度与中世纪的刑讯制度在起源、功能以及某些具体的理论主张上极为相似。它表明刑事司法制度设定过高的程序与证明标准可能引发替代性制度,最终导致正式证据与程序制度被架空甚至被直接规避。刑讯逼供制度是法定证据制度无法实现的结果;而辩诉交易盛行则反映了当代英美对抗性陪审制无法成为普遍程序的现实。简化繁琐的对抗性陪审制是避免辩诉交易的重要途径。

民主宪政与文化异质性

目次引言一、民主宪政与文化异质性之间的理论张力二、个体权利机制型塑文化异质性的价值意义三、集体权利机制型塑文化异质性的价值意义四、主权下移机制型塑文化异质性的价值意义引言民主宪政事业建立在集体代理的假设基础之上。如果我们问是谁制定了民主的宪法,答案必定会以第一人称复数的形式给出。比如在美国,我们的宪法在其开头就明确宣布,"我们人民……

表达自由在数字时代的未来

21世纪的新兴数字技术改变了言论的技术环境和社会条件,因此也改变了言论自由理论的焦点,即从20世纪理论家关注的保护民主过程和民主审议转向了保护和促进民主文化这一更大的关切。在民主文化中,普通人可以集体地或个别地参与到使他们成为个体的文化意义的创造和阐释之中。民主文化分散了创新的来源,激发了一种参与式的民主观念。由于为民主的文化参与创造新的可能性的技术也威胁着寻求将知识商品化并控制其获取和传播的商业模式,因此数字技术同时带来的参与和财产化这两种效应也不断地相互冲突。在数字时代,言论自由的价值将融入知识和信息政策这一组更大的关切之中,保护言论自由的价值也将越来越不是一个宪法问题,而是成为一个技术和行政监管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司法的能力。立法机关、行政机构和技术专家将是确保数字时代言论自由价值的关键角色。

算法社会中的三大法则

我们正在从互联网时代飞速走向算法社会,这是一个由算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体围绕社会和经济决策组成的社会。阿西莫夫三大定律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仅适用于科幻小说。人类与机器人的关系,犹如布拉格魔像传说中的“拉比和魔像”。在算法社会中,规制的核心问题不是算法,而是使用算法的人,以及允许自己被算法支配的人。我们需要的不是阿西莫夫定律,而是控制和指导人类创造、设计及使用机器人、人工智能体和算法的法则。算法操作者是委托人及终端用户的信息受托人,算法操作者对公众负有责任,算法操作者负有不参与算法妨害的公共义务构成了算法社会中的三大法则。

从发展的视角看新商事主体

在过去三十年里,很多商事组织的法律形式在美国诞生,包括:有限责任公司(limitedliabilitycompany,LLC)、有限责任合伙(limitedliabilitypartnership,LLP)、有限责任有限合伙(limitedliabilitylimitedpartnership)和法定商事信托(statutorybusinesstrust)等。这些商事组织形式将传统商事公司的债权人权利或财产分隔(assetpartitioning)与合伙中的投资与管理的合同自由结合在一起。将这些新法律主体视为类合伙组织是把合同自由度作为传统公司与合伙组织的最主要区别;而将它们视为类公司组织是将债权人权利的类型作为公司与合伙的最主要区别。虽然近期学者通常采纳前一种观点,但后一种观点似乎更准确。历史证明传统公司形式中的固定合同仅仅是支撑公司制企业债权人权利的基础,这种固定随着投资者保护的其他替代方式的发展而消亡。因此,新的商事组织形式最好被认为是公司形式继续发展的一部分表现而不是更类似于传统的合伙。合伙实际上一直在另一个方向上发展。文章的研究首先以合同自由和直到今天仍然吸引学界最广泛关注的有限责任这种财产分隔形式之间的平衡为出发点。进而,笔者从一个大家相对不熟悉的视角,即聚焦于财产分隔中的"主体保护"(entityshielding)的组成来研究新商事组织形式。。亨利·汉斯曼和理查德·斯科维尔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教授。

企业演变史

过去三十年中,企业组织形态的发展结合了传统合伙上的契约自由和传统公司上的债权人权利模式。法学者对这类新的组织形态更像合伙还是更像公司各持己见。持更类似合伙观点的人认为契约自由的程度是传统公司和合伙形式的本质区别,而持相反见解的学者则认为债权人权利模式才是区别之关键。本文作者赞同后者。我们通过检视企业实体演变的过程来揭示:公司中传统刚性规则对债权人权利保护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保护投资者的替代制度的发展,公司对刚性规则的需求日衰,而对契约自由的需求则日盛。本文中,作者首先讨论了企业实体演变的历史,侧重于讨论债权人保护在演变中的主要作用。随后,作者认为,尽管在讨论债权人保护以及公司与合伙的区别时,法学者总是将注意力放在有限责任上,但区别公司与合伙的主要特征在于"人格屏蔽"——指将公司财产分配给享有不同权利的不同类型债权人。在讨论强的人格屏蔽的重要性——公司而非合伙的特征——以及该制度如何完善有限责任之后,作者得出结论:新的企业组织形态是强的人格屏蔽扩展到受较少限制的企业实体的过程的产物,因此新的组织形态应视为公司的衍生而非合伙。

何谓好的法律教育

首创于哈佛法学院的兰德尔教学法,在法律教育领域风行数十年,沾染了兰德尔本人的古怪个性,主张图书馆是法学院的心脏,主张法科师生必须全神贯注于馆藏书籍,忽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经历或者对于庭审活动的出席观摩。这种教学法对于一流法学院的人才培养产生了广泛的负面影响,令美国法律教育死气沉沉。庞德所谓"行动中的法律"不过是隔靴搔痒的漂亮说辞,哈佛法学院充其量是在关注图书馆里的"行动中的法律"。法学院应该类似于一种得到升华的律师事务所,应该转变为律师学院,应该直面律师生活的实情,应该关注近在咫尺的法律实验室亦即周围的法院,应该恢复古老的学徒制传统,应该要求法学教师具有一定年限的实务经验,以便培养出能够适应经济危机时代的职业法律人才。

在政府救援的大背景下改革薪酬制度:适当地激励金融机构的高管

目次一、介绍二、以股权为基础的薪酬激励机制和金融危机(一)以股权为基础的薪酬激励机制的合理性(二)为什么薪酬激励机制率先成为立法规制对象?(三)美国金融机构高管薪酬规制三、建议:以限制性股票的形式进行薪酬激励(一)建议简述(二)限制性股票建议详解(三)本文建议的注意事项(四)与另一种方法的比较:债务证券形式的薪酬四、结论一、介绍大量的因素已被认定推动了持续发酵的全球金融危机。

跨大西洋的宪制思索——詹姆斯·布赖斯与《美利坚共和国》

作为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之后最为重要的美国宪制研究之一,詹姆斯·布赖斯所著《美利坚共和国》一书长期以来都没有得到国内学界的充分重视。通过对19世纪英国思想史的细致梳理,可以发现,《美利坚共和国》是一部带有鲜明英国问题意识的美国宪制研究。布赖斯在其著作中对于美国宪制的种种观察,无一不与其对当时英国宪制走向激进民主化的忧虑有关。而《美利坚共和国》一书在20世纪初传播到中国以后,则又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解读美国宪制的一种重要思想资源。

开门立法遏止部门利益的不当扩张

市场经济法律的核心与价值就在于平衡市场主体与政府权利之间的关系。然而，大约从两年前开始，针对部门和待业利益不适当影响立法的问题，有关批评日益多了起来，从专家学者到平民百姓，很多人都开始抱怨这种现象。但问题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行业和部门利益并非完全不能影响立法，从某种程度上讲，只要不超过必要限度，这种影响是必须的，有益的。实际上，从立法机关的角度看，立法本来不该怕利益集团的呼吁，相反，没有各种利益集团和个人利益的博弈，立法才会显得孤单，支委会导致盲目。作为立法机关的组成人员，人大代表在这个方面当有天然的责任和敏感。从动议到起草再到审议，代表们完全可以加强调查研究，将不适当的部门和行业利益排斥在法律草案之外。本期我们推出四篇文章，系统描述和阐述了部门和和行业利益对中国立法的不良影响，希望藉此引起各界高度注意。

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当性危机

国际贸易体制,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处于动乱状态之中。1999年西雅图 WTO 部长级会议在一片混乱中以失败而告终。其他为促进经济一体化而召开的国际会议,包括2000年哥德堡举行的欧盟峰会以及2001年魁北克城美洲峰会,都引起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以及示威者和警察之间的激烈冲突。不可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