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现状及发展方向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已逐步展开并日益兴盛,从而使"中国城镇化"成为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新的学科领域。但目前的研究与中国城镇化实践所需要的中国城镇化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发展尚有差距。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应当在城镇化发展的"中国经验"、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理论依据及西方城市化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战略、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制度和政策支持体系、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前景问题等五个方面着力推进,以探明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及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的独特规律,并在借鉴和批判西方城市化理论中创新理论,发展来源于中国实践的中国城镇化理论,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指明实践路径的同时提供具体而有效的理论指导。

从“城乡一体化”走向“有特色的城镇现代化”——苏州（碧溪）实践对我国城镇科学发展的几点启示

碧溪镇的实践给人们多方面的启迪。其中，对我国城镇科学发展也启示良多。碧溪走了一条从“城乡一体化”走向“有特色的城镇现代化”之路。

历史文化街区就地养老支撑体系评价与优化策略研究——以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为例

就地养老概念强调老龄群体在社区资源的支持下留在“原住地”进行养老的行为。当前历史文化街区普遍面临物质条件衰退与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双重困境,评估历史文化街区就地养老支撑体系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结合历史文化街区的特点和老龄化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在解构就地养老支撑体系概念框架的基础上确立历史文化街区就地养老评价体系,对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进行实证评价研究,并提出就地养老发展的优化策略。

深化研究人文经济学:方向抉择、当代使命与未来前景

理论创新无止境,深化研究谋新篇。一年来,在全国上下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学”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丰富内涵和重大要求取得初步进展之后,深化研究需要做出新的方向抉择,凝练当代议程,肩负当代使命。一是要立足更高站位进一步深刻理解和把握人文经济学命题出场语境与重大意义;二是要深耕样本解读,从实际出发追寻人文经济学出场的历史逻辑,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赞赏的苏州、杭州等地区的历史基础和实践经验中科学提炼“人文密码”,精准理解“人文经济学”的真正内涵;三是要植根实践逻辑,精准把握人文经济学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和战略全局;四是要回溯人文经济学的理论魂脉,看人文经济学在解决西方经济学带来的一系列弊病的过程中,如何守正创新了马克思对资本拜物教所作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同时重新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学”系列重要论断的思想逻辑;五是要整体有机贯通、历史性梳理人文经济学的文化根脉,揭示和把握从传统到现代经济发展中一脉相承、成为灵魂的“文化基因”图谱;六是要以强大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造的新篇章。深化研究必将呈现方向和领域的分工甚至分化,需要加强协同创新机制建设。

数据伦理框架:国际对话与中国化的构建路径

数据伦理框架作为国外数据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数据治理效能、优化数据治理模式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欧美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对成熟的数据伦理框架,对其基本架构和深层逻辑的探讨可以为我国数据伦理框架的构建提供重要参考,对我国数据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献调研法和内容分析法,对8个国外数据伦理框架进行比较,研究国外数据伦理通用的框架、结构和运行模式,借鉴国外数据伦理框架的模式及实践经验,对我国数据伦理框架参与国际数据伦理对话以及中国化构建路径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国外数据伦理框架相对稳定,并具有规律性,确立了以法律体系为支撑、以基本原则为核心、以行动方案为指南的数据伦理逻辑框架,形成了“法律体系—伦理框架—伦理说明”为一体的以伦理问题为中心的运行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开放观:方向抉择、重大使命与历史超越

改革开放作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在持续性深化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趋向于理性自觉,创造了中国特色改革开放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每一个发展阶段的重大历史关头应时而变,创新指引、科学谋划和全面布展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进程,不断作出方向抉择、使命转换和战略调整,进而不断实现时代转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一项重大议程是谋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一议程内在贯穿新征程的改革开放观,科学阐明了这一轮改革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旨在谱写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着力在改革开放新征程中作出重大方向性抉择,明确解答改革的主要使命、实现路径和战略安排等“时代之问”,奋力将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继续推向深入,实现历史的超越。

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如何走向科学发展之路

2006年12月22～23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苏州大学中国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主办了“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10+10”全国高层论坛,与会代表分别从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生态学和城市哲学的角度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成因、表现、后果进行了深度反思,就我国城镇化发展如何转换模式、走科学发展之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深入探索。本刊发表一组文章,以飨读者。

城镇化与产业集群的耦合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江苏省的实证研究

城镇化对技术创新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影响机理。从协同学来看,城镇化和产业集群是区域中相互作用的两个系统,二者"耦合"作用表现为正反馈或负反馈,前者相互促进,后者相互限制。理论上,二者的耦合度高,有利于创新要素的融合及协同,促进技术创新的发展;反之,二者的耦合度低,则会阻碍技术创新的发展。为此,通过构建城镇化与产业集群的耦合模型,基于江苏省13个地市的历史数据,采用GMM法实证城镇化与产业集群耦合影响技术创新的理论假设。结果表明:提高城镇化与产业集群耦合水平会对技术创新效率产生正面影响,且二者的耦合水平对技术密集行业和劳动密集行业的创新效率影响显著,对资本密集行业的影响较弱。

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苏州样本(笔谈)

苏州是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的重要样本,体现在诸多领域。在高质量发展上,苏州坚持胸怀天下的发展共同体主义,走出了一条以创新为核心、以协调为导向、以绿色为重点、以开放为支撑、以共享为目的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城镇化领域,苏州探索出了一条以公共服务均衡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中国式新型城镇化苏州经验;在生态领域,苏州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在文化领域,苏州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秉持开放包容,文化赋能经济,传统现代结合,绘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高质量建设的“双面绣”;在教育领域,苏州一直在均衡发展、包容发展、融合发展、智慧发展、终身发展上积极采取措施,以行动践行教育现代化发展理念、塑造“苏式教育”品牌、确立人民至上的教育价值立场。

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财政制度转型研究

财政与城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财政政策对促进我国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分析了财政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指出了现行财政政策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方面的不足,提出了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财政对策,有助于我国城镇化的科学发展。

江苏城镇化空间结构转型研究

"十二五"时期,城镇化仍是江苏的重大发展战略。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江苏城镇化发展面临新的挑战,迫切需要实现城镇化空间结构的转型。城镇化是一个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实现城镇化空间结构转型,要从全球化视角构建全球创新链,提升城镇化发展的内生性;从大区域视角谋划空间发展战略,实现区域间发展的良性互动;从中观层面优化城镇空间结构,实现区域内的分工协作。

基于区域视角下对中国城镇化空间转型的思考

城镇化是一个重大的区域发展问题,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有效地实现城镇化健康发展。我们认为,基于区域视角下对城镇化空间内涵的认识应包括以下内容:区域经济发展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格局对城镇化格局的形成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城乡协调和城镇体系协调发展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基于上述认识,中国城镇化的空间转型应包括:城镇化发展应该与自然基础和生态环境的格局相匹配;由城市主导下的城镇化转向城乡一体化;由单一城市主导下城镇化转向区域范围内城镇体系主导下的城镇化;城镇化格局应该和宏观区域格局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使得城镇化发展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复杂现代性视域中的国家治理模式转型--基于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分析

在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时代,以战略方式进入治理场域的中国城镇化,将在实践基础、发展逻辑以及塑构作用等方面对国家治理模式产生深刻影响。在复杂现代性生成与演进中,作为"新四化"之一的城镇化,对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有着双重价值:基于"利益链—转型域—风险度"的静态逻辑,它将有助于建构现代性国家治理模式的结构选择;围绕"动力机制—推进模式—空间结构"的动态逻辑,它将有益于整合性国家治理能力的功能提升。因此,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中间变量,城镇化不仅会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还会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城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或将凭藉其对解放政治进行结构性的生活政治替代而突破传统治理的路径依赖,从而深度型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未来。

后发国家自主现代化的中国经验

现代化是人类的共同事业,但现代化并非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而是拥有复杂层次结构和因素变量的长历史演化过程。后发国家被西方“冲击”后的被动现代化“反应”,需遵循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即国家建构、政党领导和政府质量是促成自主现代化的基础要素。从国家建构看,后发国家自主现代化的前置问题是国权问题,国家认同持续注入则是国家建构的根本;从政党领导看,后发国家需要政党的自主现代化共识凝结和政治动员,且后发国家政党应以自身制度化带动国家政治制度化;从政府质量看,渐进经济改革的政策创制是政府质量高低的关键指标,公正、回应和廉洁则是政府质量的价值依归。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建构、政党领导和政府质量的目标分别指向国家人民属性和建设人民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新形态以及效能与公信力兼具的法治政府,它们是中国式现代化高度自主性的根本保障。后发国家现代化如果仅聚焦技术层面的工业化或硬性照搬照抄西方制度模式,未基于基本国情以渐进模式促成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相适改革演进,则必然遭遇挫折,沦为西方现代化的“附庸”。

中国城镇化战略:构造逻辑、题域呈现与风险防范——基于共生理论与根植性理论的探讨

基于共生理论与根植性理论,并借助"逻辑—题域—风险"的分析框架,可以清晰揭示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逻辑发生学与实践运筹学。依据多重混合逻辑所展演的发生秩序、实践动力与目标指向,大转型时代的城镇化正经历一场历时性题域的共时性呈现,同时表现为技术—经济的、社会—政治的、文化—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和心理—体认的复杂面相,这正构成了城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但在此过程中,易于伴生性地出现过载、固化、漂移等诸多风险,并具有跨域渗透性、层叠集群性与虹吸传感性等特征。为此,必须从内生应对的系统性出发,以确立法治化与效能化治理的根植性为目标,通过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的现代性而实现风险管控、导引良序发展。

我国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空间正义研究

我国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必然要求实现生态空间正义而使得人民生态环境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生活品质得到极大提升。生态空间正义对生态环境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合理性有助于确保人们公平合理地占有、利用、生产、消费、分配生态环境资源,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重大价值诉求。坚持生态空间正义既是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以及促进城镇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途径,又是对当代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空间生态资源不公正利用从而引发生态环境恶化以及人民生态环境权益在代内和代际之间无法体现平等性的一种现实反映,是建设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重要内容。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进程中充分彰显生态空间正义,要加强生态空间正义与人民生态环境权益耦合的理念建设、机制体制建设以及实践方式创新。

我国城镇化人文质量的三维分析和对策研究

城镇化推动了我国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多项调查证明,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健康状况有下降趋势,他(她)们在城镇的居住条件恶劣,子女教育与成长也有诸多隐患。这三方面问题不仅有碍农民工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且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整体持续健康发展。管理当局只有更新发展理念,改革城镇户籍制度,同时创新配套政策,以城乡宅地权属互换形式妥善解决迁移人口的居住问题,才能建立推进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中国城市哲学研究二十年:进路与趋势

中国城市哲学研究在进入21世纪后才真正展开,这既有实践的基础,又是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同时更是反思和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的要求。二十年来,中国城市哲学研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理论进路,既包括以空间生产的理论阐释与理论批判为主线的城市哲学理论的体系化建构,又包括以国外城市哲学和城市理论的专题研究为对象的城市哲学思想的谱系化丰富,同时也包括以研究的多视域推进为基本路径的城市哲学方法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沿着这样的理论进路,中国城市哲学研究初步建立了自己的范式体系和学术体系,取得了相应的学术成就。中国当前的城市化实践中仍然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人民城市观的理论建构是急迫的理论任务。与此同时,城市化的创新实践也造成了当代城市发展中的新问题、新特征和新趋势,需要城市哲学的反思、概括和阐释。这些问题既是中国城市哲学研究遭遇的理论挑战和面临的时代课题,同时也昭示了中国城市哲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路向和趋势。

以大历史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苏州样本新篇章

以大历史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苏州样本华丽篇章,满怀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宋朝以降,苏州就率先发起向内生型现代化社会的五次探索,近千年来一直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历史探索的重要先驱之一和内生型现代化社会的发源地之一,具有最完整的现代化沧桑历史记载和丰富经验。中国式现代化苏州样本新实践要成为人文经济发展的典范,成为打造现代化科技强链与产业创新强链融合的示范,成为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开放枢纽,成为以新时代苏州精神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示范,成为构建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示范。

基于空间政治的中国城市内部空间分化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呈现为“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结构化空间转型,辅之城市“增长联盟”对城市空间的逐利经营,城市内部空间分化问题日趋严重。如何在空间上消解阶层身份符号,促成话语融合,是国家空间治理的难题之一。传统现代性在空间分化治理上的功能困顿主要表现为:资本贪婪本性带来的积累危机引致空间极度扩张和残酷剥削、现代性对城市空间的形塑会抽空人类意义而带来人的异化,这些相应促成空间政治的兴起。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空间政治运行的核心行动者,以西部大开发、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等为代表的国域空间治理已彰显出巨大效能,而城市内部空间分化治理需要地方政府实现从经济建设向公共服务转型,同时以央地税源配置调整和税种结构优化来逐步减弱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形成良性可续的地方财税体系,并在城乡有机融合、基础性民生公共产品均衡配置和城市科学规划等向度上促成空间分化的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