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生物样本资源库建立与管理的新策略

肿瘤生物样本资源库作为基础研究向临床应用转化的平台,在医学研究、临床诊断、转化医学和流行病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统一化、规模化与共享化的肿瘤生物样本资源库有利于开展恶性肿瘤的系列研究。本文就肿瘤生物样本资源库建立的必要性、规范化建设与管理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综述,为构建肿瘤生物样本资源库提供新策略。

循环肿瘤细胞的生物学特性及临床应用

恶性肿瘤是一种细胞增殖与死亡失衡的疾病,其导致患者死亡的首要原因是复发与转移。早在19世纪就有学者发现肿瘤细胞能通过血流传播到远处器官[1]。1869年Ashworth[1]首次提出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CTCs）的概念。

协同刺激分子B7-H6生物学特性及其在肿瘤中的意义

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s，NK）是固有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释放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广泛参与炎症反应与适应性免疫应答，在抗肿瘤、抗病毒感染以及干细胞移植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NK细胞的活化取决于其细胞表面活化信号及抑制信号的共同调控。NKp30是自然细胞毒性受体（natural cytotoxicity receptors，NCR）家族成员之一，是NK细胞表面重要的活化性受体，通过识别靶细胞上相关配体，介导NK细胞发挥生物学功能。

IL-1家族的生物学作用及其在肿瘤免疫治疗中应用的研究进展

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系统的免疫细胞组成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IL-1家族成员是TME中细胞之间相互作用的主要介质,在多种微生物识别途径的交叉路口,具有激活和定位淋巴细胞的功能。IL-1家族成员是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的关键调节因子,这些细胞因子的作用根据所涉及的组织和器官,炎性背景和肿瘤的阶段而有很大不同,其促肿瘤或抗肿瘤作用根据这些细胞因子由浸润肿瘤的免疫群体还是由肿瘤细胞产生所决定。肿瘤有能力形成其免疫微环境,以抵消宿主免疫系统的消灭,肿瘤免疫治疗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克服肿瘤引起的免疫抑制。本文就近年来IL-1家族的生物学功能及其在肿瘤免疫治疗方面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以期为肿瘤的免疫治疗提供新思路。

组织驻留T细胞的生物学特征及抗肿瘤免疫作用

组织驻留记忆T细胞(tissue-resident memory T cells,TRM)是近年来发现的驻留于感染部位的记忆T细胞亚群。TRM通过归巢受体进入组织,并长期驻留,大部分为分化完全的记忆CD8+T细胞。整合素CD103是TRM关键的生物学标志物,通过与其配体E-钙粘蛋白结合,使抗原特异性T淋巴细胞驻留于上皮组织,增强免疫监视作用。该文就TRM的生物学特性、形成、维持和发展、分类及CD103通过介导TRM释放穿孔素和颗粒酶B发挥抗肿瘤免疫应答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肿瘤免疫治疗新视角:RUNX的作用与意义

RUNX属于转录因子家族,是哺乳动物发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调控因子,在哺乳动物的细胞增殖、分化、谱系发育、成骨和神经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围绕RUNX的研究已揭示了其功能的多样性以及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功能。RUNX家族成员在不同类型的肿瘤中具有不一的作用,与肿瘤微环境中的各组分也有不同程度的关联。RUNX家族成员可以调节肿瘤微环境中CD4+辅助性T(Th)细胞和CD8+细胞毒性T细胞(CTL)的谱系发育分化,调控组织驻留T淋巴细胞的表型、分化和存活,驱动NK细胞的增殖活化和组织驻留。RUNX家族缺失会导致MDSC的增殖和成熟活化,从而诱导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的产生。RUNX家族成员的表达也与肿瘤微环境中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F)的浸润程度、不同免疫细胞的浸润、免疫检查点基因表达和药物敏感性显著相关,它们可作为潜在的肿瘤预后标志物和免疫治疗靶点,与CAR-T细胞疗法的联用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本文从RUNX的基本结构和功能研究及其参与调控肿瘤免疫和微环境中各类组分的作用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未来以RUNX为主要靶点的肿瘤免疫治疗提供新的视角。

单细胞TCR测序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应用

T细胞受体(TCR)序列可作为分辨T细胞特异性的唯一标签,因其多样性的特征,在特定时间内个体循环系统中所有TCR构成的TCR组库可以反映个体的抗肿瘤免疫状态。单细胞TCR测序技术能够在单细胞水平上检测编码TCR双链的基因序列和表达量等信息,包括获得TCR的α链和β链的配对信息,从而在细胞水平上更为准确地探索TCR组库的异质性,还可结合其他技术将TCR序列与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等多组学信息成套配对,精准展现细胞水平上的多角度信息。因该技术具有高通量、高分辨率的优势而被广泛应用于肿瘤免疫治疗相关研究,为探索TME中T细胞功能、发展T细胞受体工程化T细胞(TCR-T)疗法、预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疗效等提供重要依据,成为重要的筛选工具,期待该技术的发展使更多肿瘤患者受益。

肿瘤免疫治疗新靶点Fli-1的研究进展

Friend白血病插入位点1(FLi-1)是ETS转录因子家族的关键成员,它不仅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和转移密切相关,也在肿瘤免疫调节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于理解宿主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肿瘤细胞至关重要。本文综述了Fli-1在正常组织和不同肿瘤组织中的表达特征、分子结构特点和其作为转录激活因子的管家基因调控的下游基因如GATA-1、FOG-1和VEGF等的表达;同时探讨了Fli-1在促进不同种类肿瘤的发生发展、肿瘤细胞转移和肿瘤相关血管的生成及免疫细胞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功能意义,以及Fli-1如何通过调节免疫应答来影响肿瘤发生发展和治疗效果。深入研究、理解Fli-1的生物学功能和在肿瘤中的调控机制,将可能为肿瘤免疫治疗提供潜在的新靶点,为肿瘤治疗开辟新的途径。

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与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体外细胞毒活性比较

目的比较用多种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CIK)与癌性胸水中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的细胞毒活性,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方法用不同的细胞因子分别诱导培养CIK和癌性胸水TIL,按常规法计数细胞增殖量,采用四甲基偶氮唑盐(MTT)比色法检测其细胞毒活性。结果诱导培养14d后,CIK细胞毒活性为(76.65±16.78)%,增殖倍数为520±102;TIL细胞毒活性为(55.31±11.02)%,增殖倍数为182±78。结论CIK细胞对K562细胞的细胞毒活性在14d时达峰值,而TIL细胞在21d时才达峰值,且CIK细胞毒活性明显高于TIL细胞,增殖细胞数量也比TIL细胞高。CIK可替代TIL细胞进行胸腔注射治疗癌性胸水。

CIK治疗前后肿瘤患者外周血CD4^+ CD25^+调节型T细胞变化研究

目的探讨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Cytokine-induced killer cells,CIK)细胞治疗后肿瘤患者的免疫功能改变。方法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28例肿瘤患者经CIK细胞治疗前后外周血CD4+CD25+T细胞比例。结果肿瘤患者CD4+CD25+T细胞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经CIK细胞治疗后,CD4+CD25+T细胞比例降低,与治疗前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治疗后CD4+CD25+T细胞比例仍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肿瘤患者免疫功能处于抑制状态,CIK细胞治疗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患者机体的免疫功能。利用流式细胞术监测患者外周血CD4+CD25+T细胞的变化,对于评价疗效与判断预后具有一定的价值。

胃癌患者血清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的测定及其临床意义

背景与目的:胃癌的发生、发展与宿主抗肿瘤免疫功能状态密切相关。当宿主免疫功能低下时,免疫监视作用下降,胃癌发生率升高。无论是定位生长还是远处转移,肿瘤细胞始终受机体免疫系统的监视。肿瘤坏死因子α(tumour necrosis factor-alpha,TNF-α)和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分别是Th1型和Th2型免疫反应的关键分子。本研究通过测定胃癌患者血清TNF-α、IL-6水平,阐明其与胃癌患者免疫状况及进展、预后的关系。方法:应用酶联免疫法(ELISA)测定73例胃癌患者和59名正常对照者血清中IL-6、TNF-α水平,并对手术前1天和手术后10天以及不同分期的胃癌患者血清IL-6、TNF-α水平进行比较。结果:胃癌患者术前血清IL-6、TNF-α水平与术后及正常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术后血清TNF-α水平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血清IL-6水平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Ⅲ期、Ⅳ期胃癌患者血清IL-6、TNF-α水平高于Ⅰ-Ⅱ期患者(P<0.05),Ⅲ期与Ⅳ期相比,血清IL-6、TNF-α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提示IL-6、TNF-α可能是反映胃癌进展及预后的新的标志物。

COX-2/PGE2与肿瘤相关免疫细胞

肿瘤可过表达环氧合酶-2(COX-2)及其代谢产物前列腺素E2(PGE2),后者是一种可引发炎症和癌症的生物活性脂质。PGE2通过4个不同的G蛋白耦联受体(EP1、EP2、EP3和EP4)激活不同的下游信号通路,而EP2、EP4受体是介导PGE2抗炎和抑制免疫活性的主要分子。COX-2/PGE2在肿瘤信号传导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可影响肿瘤微环境中的癌细胞和反应性基质,并以多种机制抑制肿瘤免疫。COX-2/PGE2与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细胞及其他负性免疫信号通路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调节关系,通过联合阻断COX-2/PGE2及其他靶点可起到协同抗肿瘤作用。

中药对T细胞免疫干预的抗肿瘤作用

中药具有一定的抗肿瘤疗效,不仅能够缓解肿瘤患者症状从而改善生活质量,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肿瘤大小并延长患者生存期。由于T淋巴细胞在肿瘤细胞所产生的免疫应答中起主要作用,因此探索中药对T细胞免疫干预的作用机制可以为肿瘤治疗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目前大多数中药通过促进T细胞因子释放、诱导细胞凋亡、增加T细胞总数及T辅助细胞、促进γδT细胞增殖等途径达到抗肿瘤作用。由于T细胞可分为αβT细胞与γδT细胞两大类,本文综合归纳了常用中药及其单体对αβT细胞与γδT细胞进行干预的主要机制,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LMTK3对人肺癌A549细胞生物学功能的影响

目的探讨Lemur酪氨酸激酶3(LMTK3)在人肺腺癌细胞系A549中表达下调后对细胞生物学功能的影响。方法采用shRNA(small hairpin RNA)技术干扰A549细胞中LMTK3的表达并用RT-PCR对其进行鉴定,采用细胞增殖实验、划痕实验、Transwell实验及流式细胞术检测LMTK3对肺癌细胞增殖、迁移、细胞周期及凋亡等生物学行为的影响。结果通过shRNA技术成功构建LMTK3表达下调的肺癌细胞系shLMTK3及对照组Scramble。细胞增殖实验结果显示,在培养24、48、72h后,shLMTK3组细胞的增殖水平(0.305±0.018,0.461±0.044,0.74±0.029)明显低于Scramble组(0.354±0.011,0.551±0.027,0.881±0.02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为5.24,3.91,7.70,P均<0.01);划痕试验结果表明,划痕24 h后的shLMTK3组细胞相对倍数(0.51±0.096)明显低于Scramble组(1.00±0.0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81,P<0.01);Transwell迁移实验结果表明,shLMTK3组迁移到膜下的细胞数[(161±9.29)个]明显低于Scramble组[(308.66±17.60)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42,P<0.01);细胞周期检测结果显示,抑制LMTK3的表达可将细胞阻滞于G1期(t=4.35,P<0.05);细胞凋亡试验显示,抑制LMTK3的表达对A549细胞的凋亡率无影响。结论下调A549细胞中LMTK3的表达可明显抑制细胞的增殖及迁移能力,提示肺癌细胞异常表达LMTK3参与调节其肿瘤生物学行为。

皮肤恶性肿瘤组织中B7-H1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目的研究共刺激分子B7-H1在常见皮肤恶性肿瘤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采用ElivsionTMplus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B7-H1在51例鳞状细胞癌(SCC组)和93例非鳞状细胞癌共144例皮肤恶性肿瘤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同时选取10例日光性角化病(癌前病变组)和10例皮肤良性肿瘤(良性肿瘤组)作对照,分析B7-H1在癌前病变组、良性肿瘤组、SCC组及非鳞状细胞癌中的阳性表达率以及SCC中B7-H1表达水平与临床病理参数(年龄、性别、肿瘤大小、肿瘤部位、曝光部位及分化程度)间的关系。结果 B7-H1主要表达于皮肤肿瘤细胞的胞质及胞膜,呈弥漫性棕黄色颗粒状染色。B7-H1在癌前病变组、良性肿瘤组及SCC组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10.0%(1/10)、40.0%(4/10)和76.5%(39/51);在SCC中,B7-H1表达水平在不同年龄、性别、肿瘤大小、肿瘤部位、曝光部位及分化程度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B7-H1在常见上皮来源的非鳞状细胞癌中均有表达,其中基底细胞癌、汗腺癌、乳房外Paget病、腺样囊性癌、皮脂腺癌及恶性黑色素瘤的阳性表达率依次为81.4%(35/43)、70.0%(7/10)、100.0%(3/3)、100.0%(2/2)、100.0%(1/1)和76.2%(16/21)。而在非上皮来源的隆突性纤维肉瘤中未见表达。结论皮肤SCC组织中B7-H1表达率高于癌前病变和皮肤良性肿瘤组织,提示B7-H1可能参与了皮肤恶性肿瘤的发生与发展。

细胞因子在CIK细胞抗肿瘤治疗中的作用

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CIK)免疫治疗是目前临床应用较为广泛且有效的肿瘤免疫治疗手段之一。在体外诱导过程中,细胞因子对CIK的分化和功能起着决定作用。在体内杀伤肿瘤过程中,CIK能分泌大量IL-2、γ干扰素(IFN-γ)、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等细胞因子,不仅能直接发挥抗肿瘤作用,而且能调控网络调节机体免疫系统,刺激细胞增殖与分化,进一步增强免疫效应细胞的细胞毒活性。细胞因子需与靶细胞膜特异性受体结合才能发挥广泛的生物学效应,某些因素导致一些细胞因子的基因表达异常,可能引起肿瘤的发生与发展。因此,研究CIK分泌的细胞因子作用及其参与机体抗肿瘤免疫的机制,为CIK治疗恶性肿瘤提供理论依据。

IL-33及其受体ST2在抗病毒和抗肿瘤免疫应答中的意义

白细胞介素33(IL-33)是白细胞介素1家族的新成员。先前研究表明,IL-33主要参与TH2型免疫应答,在变态反应、炎症、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和心肺疾病等领域起重要作用。最新研究发现,IL-33还可通过干扰素γ(IFN-γ)、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多种细胞因子或作为免疫佐剂活化CD4+、CD8+T细胞,促进TH1型免疫应答,在细胞介导的抗病毒和抗肿瘤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就近年来IL-33在抗肿瘤和抗病毒免疫应答中的相关研究作一综述。

自噬在肿瘤发生与发展中的调控机制

自噬是一个多步骤的动态过程,包括诱导、成核、延伸、自噬体形成、自噬溶酶体形成,细胞将自身胞浆蛋白或细胞器包裹形成囊泡并在溶酶体中降解,在维持细胞内稳态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多种肿瘤细胞中存在自噬活性的改变,参与细胞恶变及肿瘤细胞生长。在肿瘤发生早期,细胞利用自噬清除细胞内折叠异常的蛋白质和功能异常的细胞器如线粒体,抑制细胞应激反应,防止基因损伤从而抑制肿瘤发生。在肿瘤发展过程中,肿瘤细胞利用自噬作用帮助自身在营养缺乏和低氧状况下得以存活。研究自噬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调控机制将为肿瘤治疗提供新策略。

免疫细胞单细胞测序对肿瘤免疫治疗疗效预测的意义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及CAR-T细胞的基础及临床转化研究已成为肿瘤研究的热点之一。免疫治疗已在多种类型的肿瘤中应用,并可观察到持续的应答和显著的生存优势,但仍有部分患者并未受益,如何对免疫治疗疗效进行有效的预测,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单细胞测序技术是在单个细胞水平上,对基因组、转录组、表观组进行高通量测序,揭示单个细胞的基因结构和基因表达状态,反映细胞间的异质性,破解多种类型肿瘤的免疫微环境及外周血循环免疫细胞的亚型及图谱,分析肿瘤细胞及肿瘤微环境的异质性,在发掘新的疾病诊断标志物、分辨细胞亚型、治疗靶标及在个体化治疗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CAR-T细胞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临床转化现状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T cells,CAR-T细胞)是应用基因工程技术修饰后培养的T细胞,因其不受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的限制,具有特异性识别肿瘤抗原并杀伤肿瘤细胞的能力,可减少免疫耐受及免疫逃逸的发生,针对某种肿瘤抗原构建的CAR-T细胞可以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恶性肿瘤,目前已在一些血液系统肿瘤治疗中获得了满意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