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现象学与中国当代文艺学、美学研究的融合之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苏宏斌教授访谈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艺学界围绕基础理论问题所进行的种种争论,总是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二元论怪圈,即双方总是在唯心与唯物、主观与客观等问题上相互诘难,最终在基本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以致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对美的本质等重大问题敬而远之,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停滞不前。针对这一方法论困境,苏宏斌教授主张从现象学当中汲取思想营养,认为现象学与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艺学的深度融合是一条值得探索的学术道路。综观苏教授的学术研究,这一探寻之路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把现象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先通过胡塞尔了解现象学哲学的基本观念和方法,再系统梳理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茵加登、杜夫海纳等现象学家的思想,弄清现象学哲学的发展脉络及其方法论特征,勾勒出现象学美学的基本框架。第二,运用现象学的观念和方法对文学本体论等问题展开研究,并对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叔本华、克罗齐等西方美学大家的思想进行重新阐释,由此逐渐摸索出一条运用现象学方法解决具体问题的道路;第三,在对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理论进行吸收和改造的基础上,致力于建构自己的"直观论"美学,由此为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艺学的基本问题提出一种新的解决方案。总体而言,这条融合之路经历了从"研究现象学"到"现象学研究"的内在演变,为中国当代学界吸收和消化西方现代思潮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聚焦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学转向”现象

构建文学史料学科学的理论体系,确认其特有的学科属性,真正开拓性地从“史料”走向“史料派”,是当下紧迫而重要的学术任务。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增长点,“史料学转向”的呼声与日俱增。这种学术现象的内涵所指,既有新材料新视野的融合,包括史料边界的拓展与治学方法的创新,又有新理论新思想的加持,标示文学研究的倾向逐渐向实证性传统回归。“史料学转向”不仅意味着当代文学学科已进入“自觉历史化”的成熟稳健状态,也预示了当代文学研究的调整及其学术体系的重构。

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的现代汉语课程教学综合改革初探——以苏州科技大学为例

师范类专业认证的基本理念对本专业涵盖的课程教学提出了全新的要求。针对现代汉语课程教学现状及存在问题,为适应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建设的时代要求,师范类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应当从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策略和教学评价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以保证师范人才的培养质量及有效供给。

数字时代比较文学研究的路径可能——在学科自律论与语境他律论之间

比较文学学科自发端以来一直保持着广阔的开放性和纵深的视野,其学科理论依据、逻辑支点、研究策略的每一次自我完善,无一不和变化的时代语境有着紧密的关系。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比较文学再一次被推进到一个新的空间,其传统的学科范式、研究方法、理论路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依然固守传统的学科范式,无疑会导致学科理论回应现实的失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比较文学学科自律与语境他律的关系影响着比较文学学科路径的方向。只有消解学科自律与语境他律的二元对立,通过实现二者的联通与合流,才能把比较文学推到新的境界。

景观重建与风雅接续:康熙初期平山堂废兴的文学书写

康熙二年(1663),平山堂旧址改建为佛殿,引发扬州地方士人的强烈不满。康熙十三年(1674),平山堂在官方主持之下得以复建。平山堂由废转兴显示出清初士林精英的自我认同与文化期待。扬州太守金镇以及同人汪懋麟在复建前后,主持系列雅集活动,起到安抚地方、重振士风的作用,并在接续文脉的同时造就出新的风雅记忆。平山堂重建的文学书写显示出清初士人心理变迁轨迹,体现了先贤人物与后来者之间的文化联系,折射出文人对于不朽话题的再度审视。这些文学作品连同欧阳修一起成为平山堂这一永恒文学殿堂的组成部分。

故事化叙述与苏州形象的影像书写

电影是一门讲故事的艺术,苏州形象的影像书写也离不开故事化叙述。在有关苏州的电影中,美食故事、爱情故事、谍战故事是三种颇具特色的故事类型。美食故事展示苏州的饮食文化和民俗风貌,凸显苏州古色古香又不失底蕴的文化形象;爱情故事则在叙事方式、内容呈现、收尾和结局上精心设计,构建浪漫姑苏形象;谍战故事带领观众走进特殊年代的苏州,展示带有创伤记忆的苏州形象。三种故事的交相辉映,连接“过去”与“现在”,引发观众对姑苏城的审美共鸣。

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和实践理路

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中的新思想新论断,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和新党章中的重要内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鲜明时代特征。实现伟大建党精神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机结合,要站在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和理解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代价值。高校应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通过整合红色资源、创新课程思政、拓宽实践渠道三条有效路径,助推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融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新时代中国非虚构文艺的“新史诗”书写

新时代中国非虚构文艺恪守历史与现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用故事化方式创造具有“新史诗”气象的作品。它以承载工匠精神的“辛勤劳动”、书写实干传统的“诚实劳动”以及秉承守正创新的“创造性劳动”为创作源泉,讲述人民史观视野下的劳动故事。以大历史观构建复兴故事也是中国非虚构文艺的重要使命,以此再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描绘中国精神的当代传承史、呈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史。此外,以全球史观诉说中国非虚构文艺的国际故事,让世界领悟新时代中国“和合共生”的安全观、“命运与共”的文化观以及“中和之美”的生态观,从而实现中国文艺乃至中华文明的国际化传播。

中国电影批评史上的张恨水

从电影理论和电影史的角度出发审视中国电影批评,已经成为重写电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鸳鸯蝴蝶派”在电影批评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当前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上海的代表人物周瘦鹃等,而对于北京的代表人物张恨水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了避免电影批评史狭隘地限定在“上海电影批评史”范畴内,有必要深入研究张恨水的电影批评。尽管张恨水是一位广为人知的通俗文学作家,目前的研究更多关注于电影叙事模式和剪辑手法对他小说创作的影响,而较少涉及他的电影批评。通过对他的电影批评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张恨水并非电影的“门外汉”,而是在社会功能、艺术表现、技术制作和市场营销等方面拥有深刻的见解。张恨水的电影批评是“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思维、视角和意识等方面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正好突显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多元共生和丰富繁荣,表明中国电影并非单一受益于某一思想的影响;相反,它是在不同观点和审美标准相互平衡和影响的情况下形成的。对张恨水的电影批评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打破以上海为中心的传统电影史书写框架,重新解读“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文化价值,为理解早期中国电影生态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提供新的视角。

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丝绸罗的保护与传承现状分析

苏州作为中国传统丝绸业中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拥有众多的丝绸品种,尤其罗织物的织造技艺也在当地得到了较好地传承与发展。通过实地调研和人物访谈,对苏州丝绸罗的传承人及其丝绸企业的现状、织造技艺的传承与发展进行了分析,概述了丝绸罗产品的开发与应用;经过实证分析与研究,指出丝绸罗在保护与传承中存在着传承人老龄化、织造工艺效率低成本高、产品在国内几乎没有消费市场等问题;最后针对这些困境,从高校传承、创新设计、技艺革新等方面提出了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丝绸罗的保护与传承策略。

新时代海外华文教育标准化建设进路分析

海外华文教育标准化建设有助于提升华文教育质量,促进中华文化传承和中外文明互鉴,但已有研究在目标的精准性、内容的规范性、原则的科学性等方面仍有待完善。立足新时代,标准化建设可考虑以下路径:(1)不把华文教育纳入所在国国民教育体系作为统一目标,标准化建设旨在为国内各级侨办和海外华文教育机构相关工作提供借鉴,为华文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的对接、协同发展提供思路;(2)形式上构成要素全面,内容上衡量尺度适当;(3)重视研究数据的共享,锚定标准体系的落地。

宋元之际《诗经》名物训诂的风格转变——以黄震与许谦为例

黄震与许谦生活年代相近且同为朱门后学,通常被学界视为同一学术共同体。然而,以二人的《诗经》名物训诂研究为中心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宋末的黄震大胆捐弃旧说,回归文本,将情理自洽作为最高训诂标准;元代的许谦则以吸收借鉴前人注疏成果为要,鲜有己见。此种从大胆求新到守成平实的训释风格的转变,反映出当时经学研究由宋代多元局面向元代单一“宗朱”倾向的过渡,其根本原因在于宋学变革自立的精神被新的学术保守主义所取代。

业主自治与社区共治——以苏州H社区为例

本文从"元治理"的视角出发,基于苏州H社区的个案,针对业主自治的困境,探讨了居委会与业委会共治的思路。即通过共治带动自治,通过自治促进更高水平的共治,最终完成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

王先谦《骈文类纂》的文学批评建树

在清代骈文学发展、建构的过程中,骈文选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在清代众多的骈文选本中,光绪间王先谦编辑的《骈文类纂》堪称集大成之作。该选在体例上取法前修而自成一格,并首次对战国以迄清代的骈文创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同时,该选在批判地吸收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骈文文体的源流与特征进行了梳理、辨正;又经由圈点、评述的方式,大体区分了所选作品的层次,实现了编选者为当代及后世骈文创作提供范本、指示门径的目的 ;另外还通过对历代作家作品的选择、排列,基本构建起了一部中国古代分体骈文发展史。应当说,王先谦《骈文类纂》的文学批评建树,构成了清代骈文学发展的重要一环、充实了清代骈文学的内涵,其历史贡献不容忽视。

论江苏“国际城市”构建的特色开掘——以南京、苏州、扬州为例

能够得到国际公认并产生影响的城市,一般称其为国际城市。国际城市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频繁的国际交流,二是在某方面对世界或地区产生影响。江苏是经济文化强省,不少城市已开展频繁的国际交流,但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城市,仍需创新发展理念,开掘城市特色,产生国际影响。南京要以民国历史为依托构建国际和平城市,苏州要用园林理念建设国际新型养老城市,扬州要用传统休闲文化构筑国际一流生活高地。在构建国际城市进程中,要杜绝泛行政化色彩,避免心理上的政策依赖性。

“精神的穿梭和灵魂的往返”——华清《形式主义的花园》细读

走进华清的诗歌世界需要细读的方式。“生命”是华清诗歌批评的关键词,我们也不能离开“生命”这一视点来阅读和把握华清的诗。“生命”在华清诗歌中具体化为对时间的感知与书写,也有带有“空间-想象”的故乡之思。华清善于在诗作中描画经典画面,通过画面的定格使刹那具有恒常之感,将日常经验转化为诗意,同时生发出哲理意味。《形式主义的花园》中,“霾”是一个富有质感的意象,带有现实的紧张感,也使诗歌在内蕴上产生张力。华清的这本诗集是时光中的逆行,读他的诗则是返回历史现场。华清诗作在整体上是其诗歌伦理的实践性表达。

从捐纳到荐举:三藩之乱中的制科事件与士人心态——兼论己未词科的诏试缘由

顺康之际,以吴三桂为代表的军事勋贵集团处于强势地位,随着三藩之乱的爆发,世乱重武的风气使得边缘心态在士林社会蔓延。为弥补战争带来的巨大财政消耗,清廷在康熙丁巳年为捐纳者增设乡试一场,这种唯“财”是举的选拔方式引发了士林社会的极大不满。郭棻《请选拔贡监生疏》在肯定捐纳供给军需的同时,主张关注绌于无赀者,明确提出选拔博学鸿才,以收士心的建议。继丁巳乡试之后出现的己未词科使一批才大身微的士人脱颖而出,通过颂扬武功、典试地方、参与外事等活动,可以彰显博学鸿儒这一群体在清廷由上到下、由内而外推行文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丁巳乡试到己未词科,可以看出清廷在统治策略上的不断成熟,生动感知清初士人心态在科举语境下的嬗变轨迹。

地域风景、传奇叙事与在地表达——高旭帆“康定故事”系列散文研究

高旭帆的“康定故事”系列散文以康定为核心,关注独特地理环境中的风俗人情,聚焦小人物,用传奇叙事的手法塑造了一个个元气充沛的个体形象。这些人物的性格各不相同,但在精神坚守上却具有共通性。他们分属不同行业,用各自的人生故事谱写了坚守内在、挥洒自我的生命传奇,形成了跟地方、社会、风俗结合在一起的人物群像谱,展现了康定群像独有的精神光辉,不但丰富了文学中的康定形象,而且从在地性的角度为塑造康定、传播康定提供了实践范例。

社会学视域下中国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理论谱系及反思

唯美主义的核心口号是“为艺术而艺术”,其终极追求是在艺术的纯粹形式中获得审美解放。随着西学东渐,唯美主义传播到中国。这一理论思潮在观照中国问题的时候不得不与中国历史事实相结合而经历重新调校,其理论的生成、建构、实践、消解都与中国社会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形成中国的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社会学视域的分析是认识中国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理论谱系的重要路径,有利于将中国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理论谱系以澄明、敞开的状态呈现于历史面前,有利于丰富对中国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理论谱系理解的阐释维度。

现代性的二重性及克服可能

作为人类的一场社会实践,现代性的核心议程是人类解放。然而,现代性在给人类带来解放的同时也造成种种隐忧。这种解放与隐忧的二重性始终内在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克服现代性之隐忧一直是思想界的重要议题。现代性本身是纯粹现代性(理性)与历史事实现代性(社会结构)的融汇。在这种意义上,从人类社会知识形态的演变以及社会结构形态的变革两种视角揭示现代性的二重性无疑是有效路径,以审美和理性两条路径梳理克服现代性之隐忧的方案是推进研究的重要方向。这一思路的探讨对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性及其拯救方案无疑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