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种无尾两栖类陆地核心生境

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缘,该地区分布有3种两栖类:高原林蛙(Ranakukunoris)、倭蛙(Naroranapleskei)和岷山蟾蜍(Bufominshanica),均为青藏高原特有种。研究在保护区内设定了16个50m×50m的样地(每个样格分为25个10m×10m样格),对每个样格中3种两栖类及环境因子进行了调查。根据3种两栖类分布点距离水体的最远距离初步确定若尔盖保护区高原林蛙(Ranakukunoris)、倭蛙(Naroranapleskei)和岷山蟾蜍(Bufominshanica)的陆地核心生境半径分别为:1000m、55m和580m。由于过大的陆地核心生境在实际保护工作中存在操作上的困难,因此本文提出最小陆地核心生境的概念:在某一季节,不同性别和生活史阶段的某种动物的90%个体完成该季节正常生命活动所通过或者利用的陆地。由此概念,根据高原林蛙90%的雌体、雄体和幼体分布确定其最小陆地核心生境半径为51m。最后通过最优化理论对高原林蛙和岷山蟾蜍分布格局与水体距离、草本层盖度、两栖类密度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并指出陆地核心生境的范围与其所在生境景观及本种和其他动物种群状况有密切关系。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兽类资源调查

1997年7～8月和2006年10月,对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兽类资源进行了野外调查。结合历史文献确认保护区有兽类39种,东洋界种类10种,古北界26种,广布种3种;有国家Ⅰ、Ⅱ级重点保护动物9种,其中国家Ⅰ级保护动物1种;有我国特有或主要分布于我国的特有兽类15种。总体上看,保护区兽类资源比较贫乏、种类少。大型兽类藏原羚、藏狐和鼬科动物常见;小型兽类黑唇鼠兔、鼢鼠等种群数量大,已对高寒湿地生态系统造成一定的危害,建议进行控制。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颈鹤种群数量及繁殖

2013年4—9月,对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黑颈鹤(Grus nigricollis)数量及繁殖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9月份黑颈鹤的数量有893只,其中繁殖对174对(348只),当年幼鹤275只,非繁殖鹤270只;黑颈鹤主要分布在花湖、措拉坚湖、哈丘湖、措丘湖等湖泊洼地沼泽和尧拉乔、纳洛乔、黑青乔、南恩且开等大面积伏流宽谷沼泽;繁殖鹤比例占整个鹤群数量的70%左右,非繁殖鹤占30%左右,非繁殖鹤的最大集群数量达106只;在繁殖鹤中,有90.2%的繁殖对当年繁殖成功;幼鹤在6月份出壳最多,为151只,占整个幼鹤数量的54.5%,9月份当年幼鹤数量占种群数量的30.8%。保护区需加强对黑颈鹤主要繁殖地湖泊和大面积沼泽湿地的保护。

地表覆盖时空分布定量分析与生态荷载评价——以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对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表覆盖的空间分布格局、变化幅度、主要地类的变化原因以及生态环境状况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10、2014年保护区地表覆盖类型主要为草地,占总面积95%以上;过度放牧、鼠虫害、旅游、挖药等多重因素影响,致使保护区地表覆盖类型之间转移较为频繁。目前,保护区人均生态足迹明显小于人均生态承载力,发展处于一种相对可持续的状态。

青藏高原东缘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陆生脊椎动物多样性和区系研究

作为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重要目标,摸清自然保护区野外动物资源、优化保护地体系是青藏高原生态安全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若尔盖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川西北高原,是青藏高原保护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整合2015—2016年的若尔盖保护区本底调查数据、2017—2020年的动物监测数据以及相关历史资料,研究了若尔盖保护区陆生脊椎动物多样性及区系组成。研究结果显示,若尔盖保护区内共分布有陆生脊椎动物4纲23目62科232种,其中两栖类1目3科3种,爬行类1目3科4种,鸟类16目42科187种,哺乳类5目14科38种。从动物地理区划来看,若尔盖保护区以古北界物种为主,共计143种,占保护区陆生脊椎动物总数的61.64%;其次为广布种,共计54种,占比23.28%;东洋界种最少,共计35种,占比15.07%.从分布型类来看,若尔盖保护区以古北型物种居多,同时不易归类型、全北型、高地型和喜马拉雅-横断山区型也占有一定比例。该研究为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的优化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多样性及区系分析

通过2019—2021间开展的鸟类野外调查并查阅历史鸟类分布记录资料,共记录汇总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17目45科232种,其中文献记录7目15科31种。古北界、东洋界、广布种鸟类157、40、35种,分12种分布型,古北界鸟类占67.67%。留鸟98种、旅鸟50种、夏候鸟52种、冬候鸟29种、迷鸟3种,非留鸟占57.76%,鸟类多样性季节变化明显。高寒草甸(165种)、高山灌丛(127种)生境中的分布的鸟类种数较多,之前对该地区的鸟类研究主要集中在湿地类型生境中并以水鸟为主,建议今后加强对保护区非湿地生境中鸟类的关注和研究,特别是雀形目鸟类和猛禽。在不同类型的生境中,鸟类分布数量、种类、优势种差异明显,不同生境间鸟类共有种数量不一,侧面反映了出该地区近年来水平空间梯度上的生境分化显著。近年来,保护区内新纪录鸟类不断增加,鸟类多样性情况日趋复杂,根据此次研究结果,建议保护区今后分季节和生境类型制定针对性的鸟类保护措施。

试论湿地公园建设中的湿地保护与恢复措施——以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项目为例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得益于特殊的湿地生态系统,一些地区更适宜建设湿地公园。湿地公园项目建设可以保持湿地生态系统的平衡,发挥湿地在环境美化、气候调节、水源净化等方面的作用。湿地公园项目为大型项目,在开展施工建设时可能会造成周边环境破坏,因此加强湿地保护与恢复是湿地公园项目建设中的重点工作。以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项目为例,详细探析了项目实施中湿地保护与恢复措施。

近12年若尔盖自然保护区各功能区景观格局动态分析

以2004-2016年3期遥感图像作为数据源,利用3S技术对若尔盖自然保护区各个功能区的景观格局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核心区2的LPI指数最高优势类型为沼泽,其他功能区的优势类型是草甸;(2)2004-2016年,所有的功能区中沼泽、沼泽化草甸等景观类型向草甸转化的趋势比较明显;(3)12年来核心区2相对稳定,景观要素破碎化的趋势不明显,而核心区1的变化较为剧烈;(4)各功能区在景观水平上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呈现先降后升的"V"状态,说明若尔盖湿地在期间经历过一定规模的生态扰动,目前采取的保护措施是较为有效的,使该湿地的景观多样性趋于回升和稳定状态。

若尔盖高寒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实践研究

为精准保护和管理高寒湿地生态系统,实施湿地生态效益补偿,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若尔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5~2021年采取季节性限牧还湿、禁牧还湿、草畜平衡和封育种草等4种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形式。湿地生态效益补偿保护了区域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和居民收入的生长,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增强了民众的生态环保意识,有利于生态文明与社会经济和谐发展。但仍存在社会参与度低且形式和补偿对象单一,资金和宣传保护短缺等问题,因此,需进一步拓宽资金投入渠道,完善补偿机制,多元化补偿对象与形式以及加强湿地保护宣传教育,以加快推进若尔盖湿地区域协调和高质量发展。

若尔盖湿地土壤温室气体排放对模拟氮沉降增加的初期响应

为研究若尔盖高寒泥炭湿地温室气体(CO2、CH4、N2O)对氮沉降初期的响应,本研究以若尔盖高寒泥炭湿地为研究对象,设置了对照(0 kg/(hm2·a),CK)、低氮(10 kg/(hm2·a),LN)、中氮(20 kg/(hm2·a),MN)及高氮(80kg/(hm2·a),HN)4个施氮水平,在生长季(5—9月)每月原位施加NH4NO3进行氮沉降模拟,利用静态箱-气相色谱法观测了温室气体(CO2、CH4、N2O)的排放通量。结果表明:CO2、CH4和N2O在高氮处理下的平均排放通量为(224.961±13.875)、(0.114±0.002)和(0.059±0.003)mg/(m2·h),在中氮处理中的平均排放通量分别为(303.801±11.397)、(0.111±0.002)和(0.047±0.004)mg/(m2·h),低氮处理中的排放通量均值分别为(212.731±5.847)、(0.083±0.004)和(0.032±0.002)mg/(m2·h),均显著高出对照处理相应气体的平均排放通量(P<0.05)。不同施氮水平下的CO2、CH4和N2O的生长季累积排放均显著高出对照处理(P<0.05)。不同水平氮添加下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量与土壤NO-3-N含量增量呈显著正相关(P<0.05),CO2、CH4排放增量与生物量增量呈显著正相关(P<0.05),但温室气体排放增量与土壤温湿度的增量均无显著相关性。此外,氮添加显著增加了湿地温室气体全球增温潜势(P<0.05)。研究表明,短期氮添加通过影响土壤有效氮含量和生物量,促进了泥炭湿地土壤的温室气体排放。该研究结果为预测泥炭湿地区域氮沉降可能带来的温室效应和合理保护高寒湿地生态系统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若尔盖高寒湿地高原林蛙繁殖后期运动、家域和微生境选择

我们于2006年7月对分布于青藏高原东部若尔盖高寒湿地的7只高原林蛙(Rana kukunoris)进行了追踪研究。Monte-Carlo模拟表明:在研究期内高原林蛙的运动是随机的,还没有开始迁移。高原林蛙的平均运动距离为7.1m,雌雄运动距离没有差异。95%和50%Kernel家域分别为796.2m2±704.0m2和119.9m2±94.6m2,MCP家域为157.9m2±119.5m2。雌雄高原林蛙生境选择存在差异,雄性倾向于在洞穴较多的生境中运动和隐蔽,而雌性倾向于在草丛中运动和藏匿;早晨高原林蛙选择地面温度较高、相对湿度较大的微生境活动,雌雄活动点的空气温度、相对湿度和植被高度没有显著差异。追踪个体的微生境利用表明:高原林蛙和哺乳类洞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四川若尔盖湿地中国林蛙肥满度的初步研究

于2004年5～6月和8～9月对若尔盖湿地的中国林蛙(Rana chensinensi)的肥满度进行了研究,发现其肥满度随季节、年龄、栖息生境的变化而呈现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保护和改善多样性生境是保护当地两栖类的重要措施之一.

若尔盖高原湿地木里苔草生理生态特征对水深梯度的响应

木里苔草作为一种典型的高原湿地植被景观,其生理生态特征受到水深梯度变化的显著影响。选取若尔盖高原沼泽湿地典型植物木里苔草(Carex muliensis)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模拟实验,研究了其在-5cm、-3.5cm、0cm、8cm和22cm水深梯度下株高、叶长和叶宽的生长特征及增长量的变化规律,以及叶绿素、叶氮和生物量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木里苔草在水深为8cm时呈现最大的株高、叶长和叶宽,其中以株高对水深梯度的响应最为显著,叶宽对水深梯度的响应并不明显,适度干旱或淹水都对木里苔草生长起到促进作用。此外,叶绿素、叶氮含量和生物量也都在8cm水位下达到最大。通过此实验,可以阐明木里苔草生长对水深条件的响应,为若尔盖湿地保护和恢复提供数据支撑与实践依据。

基于人工掩蔽物法的若尔盖湿地中华蟾蜍种群生态研究

近几十年来,全球两栖动物种群衰减显著,两栖动物的生存现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生态学家和保护生物学家的关注。若尔盖湿地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高原泥炭沼泽湿地,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地区之一。该地区分布有3种两栖类:高原林蛙(Rana kukunoris)、倭蛙(Narorana pleskei)和中华蟾蜍岷山亚种(Bufo gargarizans minshanica)。已有研究发现该3种两栖动物种群数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采用人工掩蔽物法,在2011—2014年对该地区中华蟾蜍种群生态做了连续追踪。结果表明:该区域中华蟾蜍种群数量逐年波动较大,年龄结构数据显示该种群处于增长期;中华蟾蜍为聚集分布,且发现率与水体距离呈显著的线形关系(P<0.01),在样地范围内离水体越远,发现的个体越多;线形样方比方形样方捕获动物的效率更高(P=0.018);中华蟾蜍亚成体的肥满度季节间无明显差异;中华蟾蜍具有较强的迁徙能力,可能沿着固定的线路周而复始的迁徙。对于家域范围大,迁徙距离远的中华蟾蜍这类物种,应加强最适栖息地的保护并防止栖息地破碎化。

鸟类群落对若尔盖高原湿地退化梯度的响应

鸟类是湿地生态系统重要的一类环境指示生物,研究其群落特征对湿地退化的响应,有助于揭示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探讨对湿地状况进行有效监测和评价的方法。以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花湖、兰州大学高寒草甸与湿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阿孜站)为研究区域,2018年5、2019年5月采用样线法对区域中4种高原湿地退化梯度,即典型湿地(Ⅰ型)、季节性湿地(Ⅱ型)、中度退化湿地(Ⅲ型)和重度退化湿地(Ⅳ型)的繁殖鸟类群落进行调查研究。研究时段共记录到繁殖鸟类8目14科41种,其中花湖繁殖鸟类39种,阿孜站繁殖鸟类21种。数据分析显示,随着高原湿地退化演替序列,两地的鸟类群落物种数和多样性指数均逐步减小,群落优势度不断增大;Ⅲ型和Ⅳ型群落相似性系数最高,Ⅰ型和Ⅳ型间群落相似性最低,表明鸟类群落随湿地退化发生明显改变,仅与毗邻的退化梯度群落组成相似。研究区域Ⅰ型生境中,水禽类占绝对优势,以红脚鹬(Tringa totanus)为优势种;Ⅱ型中长嘴百灵(Melanocorypha maxima)为群落中优势种;小云雀(Alauda gulgula)和角百灵(Eremophila alpestris)为Ⅲ型群落中的优势种;群落中优势种团为雪雀(Montifringilla spp.)和地山雀(Pseudopodoces humilis)时,标志着湿地已经重度退化(Ⅳ型)。鸟类群落优势种的转变是鸟类营巢环境要求与湿地退化中环境的改变相适应的结果。本研究尝试性的提出如何利用鸟类对高原湿地退化状态进行监测和评价。

不同水位梯度下若尔盖高原湿地木里苔草株高生长特性

以若尔盖高原湿地典型植物木里苔草为研究对象,设计了5个水位梯度:-5cm、-3.5cm、0cm、8cm、22cm,研究不同水位梯度下木里苔草株高变化规律.结果表明:生长季节结束时,木里苔草的株高随着水位的加深而增加,不同的水位梯度下株高的绝对增长速率和相对增长速率呈现出单峰变化或是随着生长季节的延续而逐渐变慢的特点.

若尔盖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研究综述

从湿地分类、湿地生物、湿地生境以及湿地退化4个方面对近年来若尔盖的科研成果进行阐述和总结,最后对若尔盖湿地研究的发展进行展望。

基于地表土壤动物与植物完整性指数评估若尔盖沼泽湿地受扰现状

利用地表土壤动物与植物群落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若尔盖沼泽湿地受扰现状,为若尔盖沼泽湿地恢复提供依据。2018年7月与2019年7月对若尔盖10处典型湿地(参照区4个,受扰区6个)地表土壤动物与湿地植被群落进行调查。通过对74个候选指标的分布范围、判别能力及相关分析,确定中生性植物、一年生植物、龙胆科植物、一年生植物/多年生植物比4个植物核心指标,地表土壤动物总个体数量、中小型动物类群数量、蜘蛛目物种数量、菌食性土壤动物与腐食性土壤动物5个核心指标,构建若尔盖沼泽湿地地表土壤动物与植物完整性指数。以所有采样点95%分位数为最佳期望值,四分位法确定研究区域未受干扰、轻度干扰程度、中度干扰与重度干扰4个等级,作为判断若尔盖沼泽湿地受扰状况。结果显示,若尔盖沼泽湿地相对原始沼泽、花湖沼泽化草甸2、长期低强度排水疏干区、短期高强度排水疏干区分别处于未受干扰、轻度干扰、中度干扰与重度干扰状态。所调查的若尔盖典型湿地中,20%的湿地未受到干扰,30%的湿地受到轻度干扰,30%的湿地受到中度干扰,20%的湿地受到重度干扰。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显示,地表土壤动物完整性指数与植物完整性指数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r=0.722,P<0.05),表明地表土壤动物完整性指数与植物完整性指数评价结果具有一致性。

若尔盖高寒湿地花湖周边地下水潜水位埋深监测

地下水是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湿地生态系统变化起着重要作用,影响到整个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为考察若尔盖高寒湿地花湖周边地下水潜水位埋深变化,本文通过对2015—2017年间在若尔盖湿地花湖区域布设的6个地下点位所获得的潜水位埋深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下:1、6个监测点潜水位最浅的是花湖-3号,潜水位平均埋深14.9 cm,年际变化在2~34 cm;地下水埋深最深的监测点为花湖-5号,潜水位平均埋深128.3 cm,年际变化在67~197 cm。年均潜水位埋深最大差异达到113.4 cm。2、从全年来看2月、12月潜水位埋深最高、6月和9月埋深最低;比较各个监测点的潜水埋深的2015年和2016年年度极差的平均值发现,花湖-3号监测点的潜水埋深年度极差最小,仅仅23.1 cm,而花湖-4号潜水埋深极差最大,达到100.5 cm。这说明各个监测点之间不仅潜水位差异大,潜水位的季节变化差异也很大。年均潜水埋深越浅的区域潜水位季节性变化越小,而潜水埋深越深的区域潜水位季节性变化越大。本研究通过对若尔盖湿地花湖区域的地下水潜水位埋深变化进行分析,以期为若尔盖湿地的保护与管理提供相关数据支撑。

若尔盖高原四川片区陆生脊椎动物多样性研究

利用2012—2021年在若尔盖高原四川片区的调查和访问数据,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对区域内陆生脊椎动物多样性及其保护价值进行了分析和评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保护建议.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已知有陆生脊椎动物319种,包括兽类53种、鸟类254种、爬行类7种、两栖类5种;物种多样性G-F指数鸟类最高,兽类次之,爬行类和两栖类均为0;区系特征方面鸟类和兽类均以古北界种类为优势,东洋界物种也表现出一定的渗透性;鸟类居留型方面,候鸟和旅鸟较为丰富(56.69%),表明研究区域是候鸟迁徙的重要目的地和停歇补给点;食肉目动物(17种)和猛禽(26种)等顶级消费者种类丰富,反映出区域食物链完整性较好;保护价值方面,国家级和省级重点保护比例27.59%、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收录比例13.17%、特有物种比例10.03%,《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受威胁比例21.94%,陆生脊椎动物多样性保护价值指数V_(A)和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多样性保护价值指数V_(AT)分别为60.32和57.24,与华北、东北内陆湿地自然保护区以及邻近的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相比都更高,表明研究区域具有极高的物种多样性保护价值.建议加强对区域内野生动物的调查、监测、巡护和保护宣传力度,建立健全野生动物救护机制,合理设置野生动物安全通道,同时立足区域优势,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业和生态文化旅游,从根本上缓解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