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纪念馆藏唐梦赉像考述

蒲松龄纪念馆藏有唐梦赉一幅朝服像,该像为全身坐像,穿戴文官七品朝服。亦藏有一幅题咏长卷,根据题咏内容,这应是另一幅唐梦赉像的题咏部分,只是画面物象在流传的过程中已经损毁缺失;题咏者十余人,尤侗、张恂、钱中谐、董文骥、汪懋麟、王广心、林云铭等文化名流皆留下墨迹,是唐梦赉在康熙丁巳年(1677)至康熙壬戌年(1682)间两次南游时所题,为清初文人风雅社交的珍贵文本记录;成图时间在康熙戊午年(1678),绘者为文于宋;图成后,唐梦赉作《自题小像》,摹写自我形象。

蒲松龄纪念馆藏聊斋俚曲抄本叙录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著述宏富,除《聊斋志异》外,聊斋俚曲也是其重要作品。自蒲松龄手稿本失传后,俚曲仅通过抄本流传下来,只在淄川一带很小的范围里传播,世人知之甚少。抄本为存续俚曲功不可没,却造成了各个抄本抄录时间和源流的差异,既形成了不同的抄本体系和传播途径,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抄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讹误问题。从版本学和校勘学的角度来看,聊斋俚曲的发现、整理与刊布做出了大量实绩性的成果,却是基于各自著述立论,而对于聊斋俚曲自身缺乏一个系统的梳理和归纳。故此,围绕蒲松龄纪念馆藏俚曲抄本,对已发现俚曲抄本及其各个校本加以梳理和叙录,以期有助于俚曲的校勘与整理,为普及和研究构建扎实的文献基础。

蒲松龄纪念馆藏宣统《聊斋词》考述——兼及聊斋词的发现、整理与刊行

聊斋词初藏于家,仅以手稿本和抄本的形式传播,直到清末才有刊本问世。蒲松龄的词作,不见载于张元撰写的墓表碑阴及其子的行述与祭文中,只在其孙蒲立德的书信里提到有“词稿一册”。清宣统庚戌(1910)年秋,国学扶轮社印行出版石印本《聊斋词》,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聊斋词刻本,其首页有李秉衡于光绪十二年(1886)撰写的序文。蒲松龄纪念馆收藏的就是这个版本,它是周梦庄先生于1959年捐赠的。1950年,李秉衡提到的《柳泉居士词稿》在西安被高智怡先生发现,他题有《蒲松龄词稿手迹题记》,考证了词稿的流传经过。聊斋词的整理与刊行,推动了聊斋词的普及和研究。

关于蒲松龄纪念馆藏品的分类与管理

蒲松龄纪念馆资料室具有文物保管部门、专业图书馆和情报资料机构的多重性质。其馆藏一非全为文物,二非都系图书;既不能像一般博物馆那样按藏品的质地分类,又难以用《中图法》类分。本人创编的《蒲松龄文献资料分类表》,即解决了这个重大难题。通过应用,目前已实现了馆藏分类编目与检索的规范化管理。这套分类表既适合本馆使用,又具备文献分类法科学的完整性、逻辑性、简明性和灵活性。其编制原则,首先是确立了“依人列类”的思想,然后采用和借鉴类分文献的方法,再结合藏品实际编纂分类表。因此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为后来兴起的诸多各类名人馆藏品工作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依托纪念馆保护和开发名人故居的原则与策略——以蒲松龄故居纪念馆为例

名人故居纪念馆作为博物馆的一个特有系列,在加强文物保护、展览宣教、学术交流等诸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名人故居的存在价值业已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可。新形势下如何保护和开发名人故居,进一步拓展未来的生存之路,是文博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针对我国名人故居保护和开发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保护和开发名人故居所遵循的原则和对策。并以蒲松龄故居纪念馆为例,分析名人故居保护和开发的原则和对策,其中也论证了纪念馆以故居为依托而建立、而故居也须依托纪念馆得以发展壮大,二者相得益彰。

蒲松龄及其聊斋文化的廉洁思想探析

在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今天,从蒲松龄思想及其聊斋文化中提炼反腐治贪的廉洁因子,对于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大有裨益。本文从蒲松龄廉洁思想观、聊斋文化中反腐倡廉主题、蒲松龄为民请命、躬身反贪等方面进行阐述,旨在讲好“中国故事”,溯源中华廉洁文脉,充分发挥聊斋文化“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的时代价值。

从蒲松龄的遗物和生活遗迹看其人格魅力

文章着重通过蒲松龄的著作《聊斋志异》、蒲松龄设茶的柳泉、蒲松龄使用的砚台和印章、蒲松龄的画像、蒲松龄墓园等这些生活的见证物,探究蒲松龄坎坷的一生,剖析他的内心世界以及这位封建文人身上那种独有的人格魅力,以期得到更多学者的共鸣。

关于名人纪念馆几个问题的思考

本文以蒲松龄纪念馆为例,深入探讨了现今名人博物馆的意义、主旨工作(人物研究),及相关的困难、解决办法等问题,阐述了做文博产业的经验、成绩,并提出交流合作、产业化发展的必要性。

二○○一年蒲松龄研究综述

2001年是聊斋学研究史上值得书写的重要年份。本年度《聊斋志异》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所拓展,在思想、艺术、心理、文化和比较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有分量的佳作,体现了现代、多元、立体的发展态势;聊斋俚曲和诗文研究也有新的进展。

聊斋文化品牌提升与发展路径研究

聊斋文化的弘扬离不开聊斋文化品牌建设,提升与发展聊斋文化品牌建设是宣传聊斋文化的重要途径。传承光大聊斋文化这张珍贵的名片,提升与发展优秀的聊斋文化品牌至关重要。本文结合聊斋文化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从聊斋文化品牌建设的深远意义、聊斋文化品牌建设现状及聊斋文化品牌提升与发展对策几方面进行探讨,提出创新性发展路径,以促进聊斋文化品牌建设,使其影响力更深入更持久。

《草木传》非蒲松龄著作述论

清嘉庆间《草木传》(又名《药会图》)抄本,因好事者作伪,冠以聊斋著作,被路大荒1962年以待考作品收入其整理的《蒲松龄集·附录》中。1980年间,淄博医药界发文介绍《草木传》为蒲松龄作品并广为宣传。为此,笔者于1987年发文辨证,以清抄本《药会图序》考证其“作者应为山西人郭秀升”,又于1995年再撰文述及之,以抛砖引玉。其后数十年间,引发数省多人参与研讨,并结论一致,肯定《草木传》作者非蒲松龄,实为山西人郭秀升。而今见几部新编聊斋著作集中仍附录之,有必要再作述论,以达聊斋学界共识。

蒲松龄·王鹿瞻·《马介甫》——蒲松龄与王鹿瞻事迹考论

顺治十六年(1659),蒲松龄与王鹿瞻就已经相识,并与张笃庆、李希梅结"郢中社"。后蒲松龄因王鹿瞻之妻虐父之事与他断绝关系,而这件事可能是他创作《马介甫》的诱因和本事,是他创作的心理和现实双重郁积的突破口。《聊斋志异》体现出的是蒲松龄的人文关怀,是挽浇薄之世风、扶伦常之正的儒者精神。

蒲松龄与崂山宗教文化

蒲松龄自清康熙十一年(1672)进崂山"采风"以来,其《聊斋志异》的创作进入了一个高峰,其许多包容宗教文化的名篇佳作多出于是。因此,从崂山宗教文化的角度,探讨蒲松龄《聊斋志异》创作与崂山这宗教圣地之间的血脉关系,解开蒲松龄文学创作所受崂山宗教文化的影响及其文学创作又对崂山宗教文化发展的贡献。

蒲松龄崂山“采风”与相关篇章史料传说的考索

蒲松龄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与同游八人进崂山"采风",在此期间蒲松龄在崂山民间搜集多篇《聊斋》故事的创作素材,后来加工成了《聊斋》的名篇佳作。有的反映一些重大的历史题材,有的反映了崂山的自然景观。这些,对其后世的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他之作,对崂山的历史文化氛围增加了很多的风采。

蒲松龄研究会第七届会员大会暨2007年年会综述

2008年1月19日，由蒲松龄研究会主办、周村区政府承办的蒲松龄研究会第七届会员大会暨2007年年会在王村镇隆重举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来自淄博市各区县的近8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淄博师专党委书记、蒲松龄研究会名誉会长张秀清，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曹庆文，市社科联主席王春林，周村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曲明，周村区政府副区长解翠红，市文化局副局长赵淑慧，市文化局党委委员、市文物局局长刘忠进，蒲松龄纪念馆馆长陈殿君，蒲松龄纪念馆党支部书记、《蒲松龄研究》主编王聿亮等领导出席了会议。

再谈蒲松龄晚年出贡的待遇波折

蒲松龄晚年出贡的旗匾与贡金待遇,出现波折,未能及时兑现。为此,其曾写数篇呈文请讨,并烦请良友贵官信函催促。后来县令虽然赠送了旗、匾,而贡银却拖延未发,以致逾期。本文从史料入手,深入研讨,分析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最终找到了根源并澄清了历史真相。

蒲松龄与杨万春(松年)——聊斋诗《求邑令支发贡金》中的“良友贵官”析

本文由聊斋诗研讨入手,意在考证曾帮助晚年的蒲松龄讨要贡金的贵官杨万春的生平事迹及其与聊斋的师生良友情谊,以补蒲松龄交游研究史料之缺。

蒲松龄写《聊斋俚曲》新探

蒲松龄的《聊斋俚曲》,是用淄川民间小曲写成的俚曲故事。后来,当年流行于民间的小曲大多失传,独蒲松龄所用之小曲流传下来。所以,后人就用《聊斋俚曲》当成专用名词。由蒲松龄设馆之西铺毕氏,其先祖毕木所写之小曲《广疮辞〈嘲友人作〉》为现今难得流传于民间的早期"俚曲"抄本,其原抄本现存于毕氏后裔。它为研究蒲松龄《聊斋俚曲》的创作提供了实证的史料。

蒲松龄与王鹿瞻

文章通过对《王氏家传世系族谱》的检索,考定了蒲松龄郢中社友王鹿瞻及其相关史料。蒲松龄与王鹿瞻从郢中时相识,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而王妻虐父家庭变故导致二人关系最终破裂。这一变故既是蒲松龄创作《马介甫》的主要诱因,也是蒲松龄创作的心理和现实双重郁积倾泻的突破口。

2004年蒲松龄研究综述

本年度蒲松龄研究的重头戏还是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具体表现在蒲松龄的精神人格、美学思想、哲学思想、音乐美学思想、哲学思想与《聊斋志异》类型研究、传播研究、续书研究等方面,总体来说,显得较为平淡;聊斋俚曲研究情况与去年大致相同,多缺乏新意;聊斋诗文研究文章数量极少,鲜有亮点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