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國語言學史研究的材料問題

無論是社會科學的哪一個學科,都應該注意該學科的研究材料問題。當前,學者們在進行中國語言學史研究時,還存在研究材料方面的欠缺,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新材料的利用不夠,特別是對考古新材料簡帛的利用很不夠;二是對舊材料的挖掘利用也不夠。只有做好既注重新材料的利用,又注重舊材料的發掘,才能有利於中國語言學史的構建。

汉字基础构件研究的几个问题

汉字基础构件是最小的、具有表音表义或区别替代功能的构字单位。基础构件系统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处于半封闭状态,内部成员以传承为主,且趋于稳定,为维护汉字基本性质和汉字系统保守式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基础构件具有形态、层级分布、功能和构字能度几方面属性,各属性既独立指称,又互相配合,既与汉字属性相关照,又是各自系统性的重要表现。汉字历时发展中,基础构件不同阶段的不同变化反映和决定着字形变异度,并推动汉字创制理念和方法创新,促进汉字系统创新发展。汉字的形体、结构和功能既有独立性,又有多变性和差异性,这些特性本质上都是通过基础构件得以表现,因此汉字构形和基础构件之间存在选择与适应问题,其结果统一于实现字形特征和功能的探索与实践。

古代碑刻文字缺刻问题研究

碑刻文字缺刻是指碑石制作过程中出现的构字元素或整字缺脱现象，具有原发性特徵。碑铭行文文字缺刻最为多见，涉及姓氏名号、时间、地名、年寿、职官等内容。文字缺刻常常造成文字讹混、文句表意不完整、句式不谐、上下文不相连属或不对称等问题；既有碑石制作责任者的主观原因，又有碑石严格的制作程序等客观原因；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文献整理时可根据字词和文句对仗关系、碑志文辞例、文意、押韵等考补缺文。科学认识碑石原刻文字缺脱问题的本质、规律和原因，尤其是掌握判断缺文和考补缺字的方法，对於准确把握碑刻文献的特徵，提高碑刻文献整理的质量，有效利用碑刻材料从事文史相关研究等方面都大有裨益。

走馬樓吴簡“朱表割米自首案”整理與研究

《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竹簡[柒]》包含近六十枚與朱表盜割官米自首案件相關的竹簡,本文從揭剥位置示意圖、簡文内容、簡的形制等方面對該案進行了初步復原整理與研究,並將之與"許迪割米案"進行對比,認爲該案比"許迪割米案"案情更複雜、牽涉面更廣、影響更惡劣。從特定的時空環境出發,探討吴簡自首簡在自首制度研究上的價值與意義,重新審視孫吴中書典校事吕壹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

先秦两汉“打猎”义动词更替考——基于出土文献、传世文献与异文材料的综合考察

文章通过考察发现,“打猎”义动词在战国晚期以前主要用“田”,“狩”至晚在战国中期已被“田”取代,战国晚期主要用“猎”。综合秦简牍和战国晚期传世文献中“打猎”义动词的使用情况,并结合西汉早期异文材料中将“田”改为“猎”的现象,文章认为在战国晚期“猎”已经取代“田”成为“打猎”义动词的常用词,其原因当与“多义冲突”有关,也可能与秦“书同文字”的政策有关。文章通过实例说明,研究先秦两汉常用词的更替演变,应当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进行综合考察、相互印证,同时也要重视异文材料的佐证价值。

焦作出土宋刘智亮墓志释文校补

刘智亮墓志2010年5月出土于河南焦作解放区西王褚村西,拓片和释文公布于《中原文物》2012年第6期简报。由于志文书写随意而怪异,属宋代石刻少见者,导致《简报》多字被误释。加之文意理解上的偏差,断句标点也有失误。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到志文信息的准确度,从而无法科学使用。文章试对照志石拓本逐一校补释文缺误,以使该志更好地服务于焦作地方文化及文史等相关研究。

新刊隋唐碑志俗字考

出土碑志材料真实、内容广泛、数量丰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准确释读、科学整理是有效利用碑志材料的关键;难点在于文字俗讹多变不易分辨,铭文残缺模糊不易识断,语言典雅深沉不易理解。考释新刊隋唐碑志俗字疑难字需要抉发俗变原因,梳理形变脉络,沟通字际关系,分析构形理据,融贯变异规律,运用有效辨识方法。

明郑继之墓志释文校补

《江汉考古》2012年第3期刊出明郑继之墓志的拓片及录文,为历史、语言文字、书法等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第一手材料。由于该志部分文字泐蚀较严重,异体、俗讹等文字现象突出,原释文留有较多可识而未释之字,加之文字误释、缺脱等问题,还未标点,因此很不便于利用。有必要对照墓志拓本重新释读标点,以利该项材料科学使用。

“别枝”再谈

唐宋时,“别”在“别＋NP”中常用作“别的”义;唐宋元诗词中,“别枝”常为偏正结构,即“别”用作“别的”义.综合考察唐宋时“别”的使用情况及辛词的格律与对仗,我们认为“明月别枝惊鹊”中的“别枝”,解作“另一枝”或“别的树枝”可能更符合作者原意.

宋代墓志典故词语校释六题

宋代已进入典故词发展和使用的衰微期,但墓志文中仍有较丰富的典故词,多语典词,以传承为主。用典特别是生僻典故的使用、文字俗写讹变以及泐蚀等都会影响志文的正确释读。已整理的宋代墓志文献中,误录典故的现象比较严重,不利于文献材料的有效利用和语言文字研究。具体校释宋代墓志中"实■""表■""俊■""捐■""卒■"等典故词语,需科学把握汉字俗变规律,深入探索典源出处,透彻理解用典之意。由此提出文字释读、典故语破解和文献校理相结合的碑志文典故词校释方法,为石刻文献整理、汉语汉字史研究提供帮助和参考。

明清石刻俗字考释十题

自宋代开碑刻文献著录和研究以来,涉及明清石刻异体字、碑别字的成果很少。与丰富的字形材料相比,明清碑志异俗字不论材料收录还是本体研究都显得严重不足,远未发挥其潜在研究价值。明清石刻俗别字既有传承,又有新变化,特别是出现许多新见字形,于石刻异体字及汉字史研究价值突出,因此其研究现状亟待改变。考释明清石刻俗字旨在显现这批材料的实际价值,从而促进相关研究深入推进,同时也为碑志文献的研究和利用提供帮助,为石刻俗讹字释读考辨和汉语汉字史研究提供参考。

战国楚简与殷墟卜辞对读二题

战国楚简与殷墟卜辞对读可以互相发明。1.殷墟卜辞的“[册口]”,楚简中写作“册告”“册祝告”,传世文献中则写作“册祝”“策告”,书写形式和表述形式发生了变化,但“以简册报告”“称册祝告”的意思仍然沿用。而且,从清华简《金滕》(《尚书·金滕》亦然)可见古人的册告仪式和背景信息,而卜筮简则可见册告的较完整句型。2.楚简中的“习贞”,对应殷墟卜辞中的“习卜”,二者均有重复占卜的意思,均位于前辞的位置。3.殷墟甲骨无名组“习卜”的最高次数为“四”,表明重复占卜四次,共占卜五次,与目前所见成套甲骨为“五”的情形相合,但有一版“六卜”午组卜辞和一版含序数“七”的师组卜辞可能是特例。4.与“习卜”相关的“三卜制”耐人寻味,“三卜”现象的确存在于殷墟卜辞,但承担三卜的人物是否分属于王(元卜)、右卜和左卜还值得进一步讨论。5.论文还对殷墟卜辞的“习卜”辞进行了辨析,去除了一些误解。

内容有涉大明宫的三方唐代墓志再探——兼与胡明曌、鹏宇二先生商榷

《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5期《内容有涉大明宫的三方唐代墓志》一文,集中刊出《大唐赠靖德太子哀册文》等三种新材料,值得充分肯定。但志文释读有脱、衍、误、倒等诸多错误,标点也有不当,对有关靖德太子名号、大明宫"宣政前殿"名源等的分析存在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以便文献材料的科学使用,为历史、文化等研究提供借鉴。

冯聿、源模、张懋三种北魏墓志志文释录琐议

邙洛地区近年陆续出土北魏冯聿、源模、张懋三种新墓志材料,《中原文物》2012年第5期予以集中刊布,包括图录和释文,为研究北魏相关问题提供了可靠依据,值得充分肯定。三通墓志均较完整而清晰,但异体俗字众多,给志文释录增加了难度。已有录文存在文字误读、缺释和断句等问题,导致志文无法读通,直接影响材料的应有价值和科学准确地利用。现对照志石拓本,结合校勘、语言文字等学科知识,补正其缺误,以便学界有效使用。

宋代墓志语词校释四则

宋代墓志文中文字异体俗讹现象十分突出,用典特别是生僻典故的使用以及文字泐蚀等因素都会影响铭文的正确释读。已整理的宋代墓志文献中,文字误读缺脱、误解典故等现象比较严重,不利于文献材料的科学利用和研究。具体校释宋代墓志中"■赫"、"■入"、"银■"、"引■"四个俗讹语词,以期为石刻文献整理提供帮助,为汉语汉字史研究提供参考。

宋代墓志句读勘误举隅

已有两宋墓志录文存在较多断句标点方面的疏失,选择22条代表性句读错误,通过辨字形、审文义、明辞例,进行科学校理。校勘成果可为宋及近代文史研究提供更为可靠的同时资料,校勘方法、实践可为碑刻等出土文献的后续整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唐《张士高墓志》著录问题考辨

唐《张士高墓志》分刻志石两面,正面刻前半志文,背面续刻。现有著录成果有的仅收载志石正面的拓片或释文,造成志铭内容不全;有的则将志石正面和正、背两面的拓片或释文作为不同墓志分别著录,又造成同一材料重复收录。文献著录的遗漏或重复,加之文字释读时有缺谬,严重影响材料的研究和利用。以拓片为基础考辨各种著录问题,可为深入研究该墓志提供完整、可靠的文献支撑,为后续碑志材料的收录、整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新見隋唐墓誌俗字例釋

隋唐碑刻保存着衆多俗字,其中相當一部分已得到準確辨識,還有一些未辨或誤辨的俗字,值得進一步考釋。文章選擇近年新見隋唐墓誌文中“■”“■”“■”等15則釋讀有問題的俗字進行綜合考察,其成果既有助於相關碑刻材料的合理解讀與科學利用,又可爲近代漢字研究、字書收字、漢字編碼等提供實證資料。

西北屯戍汉简中的“就人”及其相关词语考论

西北屯戍汉简中"就人"的含义,学界一般认为是车夫。结合"就"的意义、简帛材料及传世文献进行考证,可知"就人"即"受雇人"。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厘清与之相关的词语的含义:"就人井客"义为"守渠井的受雇人";"就直"、"就钱"义为"雇佣费、租赁费";"就舍钱"义为房舍租赁金。

甲骨文中两组义近祭名辨析

论文就甲骨文“祭”与“祀”、“告”与“[册口]”两组义近祭名进行辨析。研究发现,“祭”主要用作祭名,为某种祭祀方式的专称;“祀”超过一半的用例为纪年词,近于一半的用例是祭名,为祭祀方式的通称。从分别由二者构成的先秦复音词语来看;含“祭”的词语较含“祀”的多,但随着词义的演变,偏正式合成词“祭祀”的使用逐渐盛行,“祭”的专名性得以泛化,变成了与“祀”一样的通称,“祭祀”最终成为并列式合成词。“告”“[册口]”为近义词,统言之无别,均为告祭;析言之则“告”指报告、禀告,重在口头,“[册口]”则指称册以告,重在书面。二者带祭祀对象时,语法形式也有差异,“[册口]”后一般直接加神祇;但是“告”往往作“告于某神祖”,不加介词“于”是少数。就其宾语来看,“[册口]”多是册告用牲情况,而“告”多是告祭事由。此外,“告”祭中所用祭牲包含牛、羊、豭、豰牲,以牛为主要祭牲,且以一头牛为常,见到最多的告祭用牛九头;“[册口]”祭中所用祭牲数量大、规格高,既有物牲,又有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