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东陵“一号陵园”调查勘探简报

秦东陵“一号陵园”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斜口街道办事处范家村北、骊山西麓的山前台地。2011~201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经考古调查勘探确认了陵园布局。陵园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由围沟、2座“亚”字形大墓及陪葬坑、小型祔葬墓、建筑遗址,以及窑址、井、冲积沟和瓦片堆积区等相关遗迹组成。2座“亚”字形大墓位于陵区中部偏南,陪葬坑主要分布在主墓墓道夹角处及东西方向;小型祔葬墓主要顺陵园围沟内侧分布,形制多为竖穴墓道洞室墓和竖穴土坑墓;建筑遗址分布在主墓南北两侧。此次调查勘探填补了战国晚期至秦统一时期秦陵陵园形制发展演变过程中的缺环。

新形势下秦东陵的保护管理与展示利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文物会议期间对文物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各级政府应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利用，真正让文物活起来，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这是新时代赋予文物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我们今后文物保护与展示利用的方向。

新形势下秦东陵的保护管理与展示利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物工作必须“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目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和西安市临潼区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的开发建设,秦东陵的文保事业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迫切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文物保护规划以合理解决文物保护与周边城市发展的冲突问题。基于此,本文尝试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构建秦东陵（大遗址）的保护管理与展示利用,旨在通过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相互促进,实现秦东陵保护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秦东陵及其相关历史称谓考述

秦东陵作为战国晚期秦国的一处大型陵园，自1986年发现以来就一直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学术界一般将其称为“秦东陵”，但它在历史上的相关称谓很多，

秦东陵新出土瓦当鉴赏

瓦当是著名的建材之一,它不但可以保护木制椽头免受侵蚀,也可以增加建筑物的美感。陈直先生曾考证：＂珰谓檐口出头之木,瓦当之位置正在椽头上,或因此得名。＂（《秦汉瓦当概述》,《文物》1963年第11期）《辞海》释义：＂当,底也,瓦覆檐际者,正当众瓦之底,又节比于沿端,瓦瓦相盾,故有当名。＂

两汉京兆霸陵县(邑)界考

两汉京兆霸陵县(邑)承袭秦芷阳而来,自“文帝九年(前171)以芷阳乡为霸陵”至曹魏正始五年(244)改为霸城县,前后共计沿用415年。西汉景帝时将部分辖地划出分置南陵县(邑),东汉时期南陵县(邑)并入杜陵县,使霸陵县(邑)南界稍有变迁。以文献记载为基础,结合地形地貌及考古材料,初步考定两汉京兆霸陵县(邑)四界,东、北、西、南县界分别为铜人原东边缘、渭水、白鹿原荆峪沟(鲸鱼沟)、魏家寨及长乐坡一线,大体符合“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

芷阳、霸陵城(邑)与霸城关系再探

芷阳、霸陵城(邑)与霸城是秦汉至魏晋时期咸阳—长安东部的重要城市,经文献分析结合考古材料可证,汉霸陵城(邑)是在秦芷阳乡(邑)的基础上改筑而来,在今临潼区地窑村南,魏晋霸城则始建于曹魏时期,并作为霸城县的县治沿袭使用到北周建德二年(573),在今灞桥区陆家营、谢村一带。汉霸陵城(邑),两汉称之为"霸陵城"、南北朝时称为"霸陵故城"、唐代称为"汉霸陵";魏晋霸城,魏晋南北朝时称为"霸城"、唐代称为"故霸陵",至北宋时始将三城的地望都归入魏晋霸城的所在地,自此便造成了混淆。

试论骊戎邑(国)--丽邑—新丰之间的承袭关系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骊戎邑(国)—丽邑—新丰三座城市之间的承袭关系属于"异名同地",据史料考证分析后得出,丽邑是秦始皇时期(前246)新筑的城市,与汉新丰是"异名同地",即今新丰沙河——刘家寨遗址,与骊戎邑(国)绝非"异名同地",骊戎故城即代王街办陕鼓厂东南的山和村古城。

两汉京兆新丰县界考

两汉京兆新丰县自"(汉)高祖七年置"至"(唐天宝)七载省新丰",前后共计沿用420年,期间辖地、县界屡有变迁,今以文献为基础并运用"地下文献"进行佐证,能较为准确地考定县界。汉新丰县北、东、南边界分别为渭水、酋水(今沋河)、骊山,这体现了"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而西界废昌陵一带为"凸出部",体现了"犬牙相入(制)"的划界原则。汉新丰县边界总长度约134千米,合围总面积约678.8平方千米。

“霸上”地理位置考实

"霸上"是长安(今西安)东部一处军事要地,史书中对其地理位置有不同的记载,表明历代"霸上"地理位置有所不同:秦汉之际在"芷阳"(临潼区韩峪村一带),汉末至南北朝移动到"霸城"(灞桥区陆旗营、谢村一带),皆在灞河以东,隋唐时期因都城南迁、交通结构变迁又向西南移动到灞河以西白鹿原上。"霸上"作为长安(西安)东部军事要冲的性质、地位始终不变。

京兆土贡方物考论

京兆地区作为汉唐时期政治经济核心区、五代北宋时期西北重镇,曾向中央政府进贡多种土贡方物,涉及食品、用品、药材三大类二十多种。这些土贡方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京兆地区物产情况,同时也反映该地区从国都政区到普通地级政区转变过程中的经济结构变迁。

秦汉时期“鸿门”与“霸上”地望考实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史记》所记载"鸿门宴"中的秦汉"鸿门"与"霸上"分别是西安市临潼区新丰东的鸿门坂博物馆和灞桥区新筑西南的桥梓口一带。本文经研究后认为,秦汉"鸿门(刘项相会处)"在新丰街办周家沟,而"霸上"则在骊山西麓"芷阳坂"西北端,两地相距16545米,与《史记》所载的"四十里(16632米)"相符。在历代有关秦汉"鸿门"和"霸上"的注释中,只有"孟康曰"和郦道元"秦襄王葬芷阳者谓之霸上"是准确无误的。

浅谈中华传统砖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砖瓦是搭建、构成墙体屋面的重要建材,在人居建筑物质层面需求得到满足后才追求建筑的精神和艺术价值,从而形成中华传统砖瓦文化。从文物和历史文献综合来看,中华传统砖瓦文化起源于东周时期、形成于秦汉魏晋时期、发展成熟于唐宋明清时期。集中表现在建筑应用文化、社会意识领域和社会生产生活领域三方面。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古学视野下的砖瓦发明之辨

据文献记载,中国砖瓦的发明约始于夏朝。但是文献记载模糊,难以考证是否属实,因此只能依靠考古工作来解决。随着材料的积累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经历了"砖瓦同时产生"、"先瓦后砖"和"先砖后瓦"三个阶段。迄今为止,中国第一瓦为宝鸡桥镇遗址发现的筒瓦和板瓦的残片,距今约4000年;中国第一砖为蓝田新街遗址的陶砖,距今约5000年。

浅析“砖”在中国古代的各类用途

砖在中国古代不但是一种重要的建筑材料,而且是一种工具、是一种文化。从《二十五史》中的官方正史记载结合考古成果综合研究表明,秦汉至明清时期中国砖的用途约十六种,大体分为"主要使用功能(建材)"和"衍生使用功能"两类。几乎涵盖了各个生活、生产领域,用途之广泛远远超超出我们的想象。

“更丽邑曰新丰”故事源流考析

新丰，虽然它现在是临潼区下辖的一个街办，但在历史上却大名鼎鼎。《临潼县志》（乾隆本）载：“临潼，唐之昭应也，于汉为二县，日新丰，日栎阳。新丰于商为丽国，周骊戎，秦始皇十六年置丽邑，新丰者，汉高帝还定三秦，都栎阳，仿丰邑，城市里居营于丽，更名新丰以奉慰太上皇者也。”新丰城历史悠久，地位重要，与它相关的历史故事很多，其中以“更丽邑日新丰”最为著名，流传最广。

秦文化“怪兽纹”瓦当图案考释

在秦文化动物纹瓦当中有一类较为特殊的瓦当——“(怪)兽纹瓦当”,即这些动物形象难以辨识,仅能确定是一种动物,为此结合秦文化相关动物纹及“(怪)兽纹”所展示的动物特征来进行对照分析,对三个存在争议的秦文化“(怪)兽纹”瓦当图案进行考释,结合文献将其定名为“蛟纹”瓦当、“四雄雉(鸡)”纹瓦当和“佚牛”纹瓦当。

小议传统砖墙发展与明清砖墙文化

砖建材起源于新石器时期,到汉代因砖室墓盛行才产生砖砌墙体。魏晋南北朝时期修建佛塔使砖建材从地下墓葬建筑走向地面,明清时期砖瓦建材大发展、糯米水拌灰胶泥黏合剂使用,使民居建筑开始广泛用砖来砌墙,砖墙与多样化的民间建筑风格结合是其发展达到鼎盛的主要原因,这也有力地推动了砖墙文化发展。

浅析老子思想的来源

中国哲学一向关注人生和政治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又常常会落到伦理和道德圈子里。这样一来思想范围往往被框架在某些格式上。而老子哲学的特异处,就在于扩大了这一局限,把人类思考的范围,由人生而扩展到整个宇宙。他看人生种种问题,乃是从宏观出发,而又能从微观作多方面审视。老子的这种思想如何形成,值得我们研究。

《长安志图》所载“古瓦”小考

元朝李好文编撰《长安志图》中《图志杂说》有"汉瓦"、"秦瓦"等古代文物的描述和考证,记载严瑾精确。笔者现将《图志杂说》中所载"古瓦"部分做一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