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票据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变迁研究

信用票据的出现与使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从一个侧面记载着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信用票据体现了中国信用票据历史源远流长的特点,并形成了独有的地方特色。新中国成立以后,传统的信用票据逐渐淡出流通领域,全国统一发行的人民币流通开来。这不仅对其社会经济生活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更促进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国家观念及民族认同感的形成,维护了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发展机遇研究

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是贵州少数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结晶,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文化见证。由于现代工业化、生活方式、消费观念变化等原因,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的传承面临着极大的挑战。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与市场紧密结合,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当然,应避免夸大传统手工艺商品属性、淡化文化价值的做法,使其保持特有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

消费文化语境中当代大学生消费观念引导研究

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直接影响到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关系到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发展。关注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培养大学生的消费价值观和社会责任,对于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为此,要在社会上继续弘扬艰苦奋斗的主旋律文化;在家庭中加强独立自主精神的教育;高校要正面引导大学生提高人格思想品位。

基于关联度分析的贵州特色产业发展研究

西部大开发后贵州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仍与国内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异。通过研究贵州的发展现状,测算贵州各产业的影响力和感应力系数、需求收入弹性和工业增加值、产业贡献率和专门化率,发现贵州在食品制造业、煤炭开采选洗业、饮料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等上具有较高的优势,发展潜力巨大,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大的优势。因此贵州特色产业的选择应以上述产业为主,作为贵州的发展极带动经济的发展。

浅析贵州经济发展要素贡献——基于投入产出分析角度

文章通过把资本分成建筑资本与设备资本,结合投入产出相关知识来考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技术的进步对贵州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断上涨。但是经分析发现目前贵州在通过能源消耗来经济发展时,已经出现了负效应,环境污染加大。若不从根本上扭转目前的发展模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不会成为可能。

卫生与政治:1950年代前期西南土改卫生工作队研究

1950年代前期,西南土改卫生工作队的创建不仅与其恶劣的卫生防疫条件有关,也是独特的政治环境所致,比如长期游离于中央政府以外的政治结构以及复杂的民族关系。因此,土改卫生工作队不但需要从事疾病治疗、培训卫生人员、改善公共环境和个人卫生等工作,还需加强该地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增强少数民族对国家和执政党的认同。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像医疗卫生这种相对柔和的手段和策略或许更容易为农民所接受。

社会人、经济人与政治人:合作化运动中的乡村政治精英

鉴于乡村政治精英的多重身份和独特地位,使其兼有执行国家意志的政治人、维护社区利益的社会人、追逐自身利益的经济人三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土改后乡村政治精英逐渐成为国家利益的抗衡者和个人利益的追逐者,呈现明显的离心倾向;但同时,在运动已经成为常态的乡村权力结构中,国家权力的持续介入和乡村群众的广泛动员,乡村政治精英只能选择顺从和接受,最终在不断的群众运动中,乡村政治精英逐渐由社会人和经济人向政治人转变,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乡村政治精英的政治人并未完全实现。

婚姻习俗与国家在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婚姻纠纷调解机制研究

审视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婚姻纠纷的调解机制可看到,一方面,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与1953年的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运动并未在民族地区推行,而是实行了变通的稳定政策,保留了民族地区传统的婚姻调解机制;另一方面,在社会动员的背景下,国家元素影响了民族地区固有的婚姻调解机制,从而为迈向现代型的婚姻与法律关系奠定了基础。在此悖论逻辑的背后,透视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地区的治理理念,即在保持民族地区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对民族地区社会进行渐进性的改造。

救济、开发与预防:当代民族地区反贫困治理的发展演变——以贵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考察中心

近代以来,民族地区的集中连片贫困始终是贵州社会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从贫困治理模式的发展演变看,解放前贵州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上的贫困状况已经日常化。建国后国家以救济为重点进行扶贫,不过基本还是停留在临时的赈灾阶段。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土地产权的根本性变化,带来了民族地区反贫困的巨大机遇,不过这种土地关系的改变,也未能改变贵州民族地区贫困的现状。从目前看,"救济、开发与预防"三位一体的反贫困治理模式才是民族地区贫困治理路径选择。

土改后的农民经济(1951-1954)

通过土改和财产的再分配,使以往无地少地的农民成为独立的自耕农,从而具有从事农业再生产的能力,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加之国家力量的援助,土改后的黔南农民经济保持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增长。具体到每一个阶层,其农户经济和劳动心理又有很大差别。实际上,甚至每个小农的形势判断和行为选择都是根据其所处的客观环境作出,在政治安全、经济利益、社区道义等诸多因素中进行权衡。

论信用票据的发展与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变迁——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信用票据演进为考据

历史上,少数民族地区的信用票据,见证了其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历程。票据的信用丧失也往往使历代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蒙受经济损失,重物轻币的心理致使票据的流通时断时续。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统一发行的人民币,直接结束了解放前多种票据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流通的局面,使其人民免受票据贬值之害,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使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走向繁荣昌盛的发展道路,并促使社会文化发生巨大变迁。更为重要的是,统一的票据有利于加强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促进国家意识的形成,并以此为核心构建民族认同与国家意识的一致性。

人才开发、权利保障与反贫困——基于贵州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县的经验分析

西奥多·W.舒尔茨和马蒂亚·森认为,不断提高落后地区劳动者的素质和权利保障才是解决贫困的关键。实际上,这两个方面在贵州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县的表现都十分突出。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的贫困问题因为面积大、程度深、人口多而一直备受关注,贵州同是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县和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就有36个之多。因此要持续完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构建民族地区反贫困的法律保障机制。

军阀统治时期贵州的货币发行与流通

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达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辛亥革命又是一次失败的革命,被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成果,其后进入北洋军阀集团统治时期。贵州进入军阀割据的时期后,各个执政者都以发行纸币作为其扩军备战的手段,加之外省军队的不断侵入,黔军转战川、湘、鄂等省,使得贵州的货币与货币流通极为混乱与复杂。

土地改革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土地既是主要的生产资料,也是大多数农民维持生存和积累的基础。土地所有权是社会结构和政治权力的基础。农民问题是中国一切问题的总根源,而土地问题又是农民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对土地改革的研究作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对于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研究范围和深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资料的挖掘在不断的拓展,出现了大量的新成果近年来出现了大量成果,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对近期研究成果进行一个梳理及述评。

房价上涨与企业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和债券企业的经验证据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后,我国房地产市场迅猛发展,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理论分析表明,在给定资源禀赋下,房地产投资高回报促使企业增加房地产投资,产生资本重置效应;企业房地产增值缓解了其预算约束,产生信用缓解效应。面临高房价和企业房地产投资增值,软预算约束和偏向型研发补贴政策使国有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硬预算约束使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的民营企业削减研发投入。2006—2013年中国2037家上市公司及债券企业和225个城市的匹配数据的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理论假说。

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现状、原因及政策建议

就业是民生之本。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就业问题,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实质是就业歧视。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平等就业是"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题中应有之义。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民工政策已经趋向相对公平,但是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我国农民工在就业准入、从事行业、劳动工资、居住条件、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社会保障和职业发展方面遭遇到了歧视性对待。农民工就业歧视产生的原因主要在用人单位、政府和社会三个方面。要消除农民工就业歧视,用人单位必须转变对农民工的歧视观念,规范劳动用工管理制度。政府需要建立健全农民工信息服务平台,完善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发挥企业工会职能;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行政执法力度;逐步改革户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逐步消除社会歧视。

中国农地制度70年变革:以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为分析框架

审视中国农地制度70年的变革,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无疑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等不同发展阶段的农地制度,都可用两者的对抗、互溶以及转化,来加以讨论。在农地制度的变革中,既有体制模式、发展战略、改革方式等正式制度因素,还有思想观念、意识形态、道德伦理、家庭传统、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它们共同作用于农地制度的延续与变革。

少数民族上层与国家认同的建构——以20世纪50年代凉山彝族“观光团”为考察中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代表民族地区政治权威的少数民族上层对以汉族为主体新生政权持有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严重影响了国家对民族地区治理理念和实践的推行。为此,组织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到内地参观就成为疏通民族关系,打破民族隔阂的重要途径。本文选择20世纪50年代彝族上层人士的一个群体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分析新政权利用游览观光大城市和观光后的宣传教育来改变少数民族上层政治态度这一现象,试图探讨观光教育的实际效果,以及国家对民族地区治理的发展脉络。

论近代中国消费转型与社会阶层多极化趋势变迁

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出现"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开始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与此同时出现了消费转型的现象。换言之,近代中国消费转型是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具体表现之一。在近代上海,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消费者诞生了,与传统消费者相比,他们的消费以满足欲望为最终目的。近代消费转型源于中国社会阶层多极化的变迁历程,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形式由原来的社会底层引发,进而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并一度成为新潮时髦的流行时尚标志。这种超乎生存必需的过度消费,使得原有的社会底层迅速跃居为近代中国的上流社会。于是,消费已不再是生产的附庸,于个体而言,它更是一种社会个体自我建构的手段。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近代的消费转型与社会阶层多极化趋势之变迁亦具有同质之意义。

从“土改补课”到合作化:改造落后乡村运动中的再次动员与制度转化

土地改革以后,新政权虽然对乡村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整合,但远未达到政令通行贯彻无阻的目的。尤其在"山高路远、地广人稀"黔南地区,仍有一些被认为是土改不彻底的三类村,因而需要对这种传统内向型的落后乡村进行再次改造。在宣传引导、组织建立、利益与情感启发等措施的动员之下,改造落后乡村运动得以完成。但是,这场立足于"土改补课"的改造落后乡村运动却随着合作化运动的深入最终演变为集体化的实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