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专业兴趣与培养研究能力并举——以郑州大学考古专业为例

本文作者通过举例四名研究生的实际培养情况．深刻而全面地诠释了自己在研究生培养上所坚持的两条理念：引导专业兴趣，培养研究能力。

“多维视域下的当代考古学”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大学召开

11月9至10日，由考古杂志社、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多维视域下的当代考古学”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大学召开，

文化素质课教学中的几个问题及相应的解决办法——以郑州大学《世界遗产》课程为例

文章以郑州大学《世界遗产》课程为例,阐述了文化素质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以调动教师的工作热情和学生的学习热情。

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性质之我见

偃师、郑州商城发掘资料公布后，有关其性质（即政治地位）问题，学术界争论异常活跃，而形成了“西亳说”和“郑亳说”。根据文献记载和两城的始建年代，难以究明两城的性质。笔者通过对两城周围的地理环境、商王朝与其它民族的政治态势、两城宫殿规模的比较，确认偃师商城是商汤在灭夏建国初期的亳都，郑州商城则是拱卫都城的军事重镇。至二里岗上层一期，由于征东夷的需要，仲丁始将都城迁到郑州商城。

民国时期考古学史研究述评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由无到有的一个特殊时期,探讨民国时期考古学史是深层次考察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重要途径。近代考古学诞生不久,已有相关研究出现,至今研究成果更加丰富。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多为散见,学界缺少对其的总体梳理。有鉴于此,笔者通过多方搜集,尝试对民国时期考古学史的已有成果作一系统评述,为后来者提供研究便利。

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遗产属性及相关问题

人类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与植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食物来源，也记录了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历史变化。从某些角度来看，植物的演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历史的演变。随着近年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和综合研究的深入，考古出土的植物遗存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已经成为探讨环境变迁、社会演化以及人地关系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在历史、社会、科学诸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

古代人类牙齿结石的生物考古学研究

20世纪70年代,“生物考古(bioarchaeology)”一词首次被提出,但当时仅指考古遗址中动物遗存的研究[1]。尔后,Jane Buikstra等提出生物考古应该研究考古遗址中的人类遗骸以重建人类历史[2]。现今,生物考古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对象也进一步拓展,囊括了考古遗址出土的所有生物遗存,如人类遗骸、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等,研究手段也更加科学化、实验化。

考古发掘虚拟仿真实验的建设与思考——以体素模型应用为中心

随着信息科学的快速发展,虚拟仿真技术在田野考古以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已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展现出巨大的价值。基于虚拟仿真技术开发的数字化实验,也成为理论与实践之外,高校人才培养的一种创新性教学方式。此前以考古发掘为内容的虚拟仿真工作中往往只能提供某一特定状态下的静态展示,无法全面反映古遗址整体的堆积情况,而据此开发的考古发掘实验中也难以实现对发掘工作过程的模拟。究其原因,三维模型是虚拟仿真工作的核心基础,而传统建模方法一般只能得到模拟建模对象外表面特征的“面模型”,却缺失内部数据,因此难以实现对古遗址等内部结构复杂对象的模拟,也难以实现高水平的仿真互动以模拟考古发掘工作过程。体素模型,也称三维栅格模型,是通过三维空间中一系列连续排列的基元矩阵实现对立体对象的表达。这些基元被称为体素,如同海量的像素有序排列可以构成精细的二维图像,当海量的体素如积木般被拼搭起来则可以最大限度还原立体对象的整体特征。近年来,体素模型已开始应用于考古发掘虚拟仿真实验的开发。相关工作充分展示出体素模型技术在考古发掘实验领域的技术优势:首先,体素模型可以实现对空间实体由表及里的整体模拟,所以在表达如古遗址等非均质对象复杂的内部结构关系时,在仿真度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其次,通过对体素单元的编辑,可以实现模型分解、重塑等面模型无法支持的互动操作,从而满足模型根据用户的随机操作实时呈现非预设的高自由度变化的效果。应用体素模型技术,以真实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数据为基础,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开发的“田野考古发掘虚拟仿真实验”通过精细的遗址模型设计与操作设计,实现了对地层堆积情况较为复杂的古代遗址的高准确度模拟以及对于考古发掘工作过程与技术要点的高仿真度模拟。该实验已经应用于考古文博等专业的人才培养,作为传统实验教学模式的补充,可以有效提升教学质量。而该实验通过网络平台向全社会开放,也可成为公众考古宣传的新途径。

蒙哥攻宋时期钓鱼城的景观考古分析

合川钓鱼城遗址是南宋时期著名的军事要塞,位于重庆西北部,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交汇处的半岛上。该要塞周边环境复杂,位置险要,对宋蒙战争的时局和地缘政治有较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战争局势复杂,整体形势、战线以及经济情况都与钓鱼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墙本身的结构经过近些年的发掘也已经变得清晰明了,显示出了钓鱼城的诸多作用。

试析徐州地区汉代墓葬的车马陪葬

徐州地区汉代墓葬的车马陪葬是其埋葬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不同的置放方式和表现形式,二者的不同表现出时代特征的不同及墓主身份的差异。徐州汉代墓葬的车马陪葬是男性墓主的特权,女性墓主不能拥有,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墓主升仙的需要。另外,画像石中的车、马及车马出行图等画像并不可能是车马陪葬的代替品。

论秦汉魏晋时期的家族墓地制度

《周礼·地官·大司徒》说“以本俗六安万民……二曰族坟墓。”郑注曰：“族，犹类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追。”这就是说，商周时期存在一种族葬制或称为族坟墓制度。而《汉书》、《后汉书》中常讲“丧归旧茔”、“归茔”、“丧还乡里”等等①，说明两汉时期（至魏晋）...

河南鹿台遗址炭化植物遗存揭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生计活动

鹿台遗址出土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作物组合显示仰韶时期农业经济是单纯的种植粟黍的旱作农业,龙山时期农作物新品种开始出现,作物种植结构趋于多样化。基于龙山时期成熟粟类作物和不成熟粟类作物的量化分析,鹿台遗址龙山时期聚落很可能存在作物加工活动,不同阶段的加工活动可能是在聚落内不同区域,以小规模的核心家庭为基础开展。综合相关研究,豫北地区仰韶时期仍是单一的种植小米的旱作农业经济,稻作农业并未影响到这一区域,龙山时期水稻、大豆和小麦等新农作物开始出现,农业多样化逐渐显现。与此同时,豫北地区龙山时期不同遗址在农作物种植结构方面存在些许差异,这一差异很可能与遗址微观地貌、聚落和特定人群的主观选择有关。鹿台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深化了对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环境、生业与社会关系的认识。

河南北宋壁画墓的分期研究

从二十世纪50年代至今，河南地区发现和发掘了近30余座北宋壁画墓，主要分布于东京开封和西京洛阳之间及周围，形成了继汉、唐壁画墓之后又一高峰期。其中7座壁画墓有明确纪年，分别是宋太宗元德李后陵（1000年）、郑州南关外宋墓（1054年）、安阳天禧镇宋墓（1077年）、登封黑山沟壁画墓（1097年）、白沙1号墓（1099年）、新密平陌壁画墓（1108年）和新安石寺李村1号壁画墓（1126年），几乎每个时段墓葬均有，发展脉络清晰，为宋壁画墓的研究提供了年代序列标本。

基于人牙结石的淀粉粒证据探讨裴李岗遗址先民植物性食物来源

人牙结石淀粉粒分析是开展古代居民食物来源研究的有效途径之一。用此方法对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仅存的两具裴李岗文化人骨牙齿上的结石开展了淀粉粒分析,成功提取出38颗淀粉粒,其中可鉴定种属的淀粉粒主要来自于栎属、豆科和块茎类等非农作物,少量有可能来自于粟黍类作物。虽然分析样品较少,提取出的淀粉粒数量不多,但这一结果或许表明采集植物有可能构成了裴李岗遗址居民植物性食物的主体。结合贾湖、莪沟、石固和寨根等裴李岗文化遗址的植物考古学研究,裴李岗文化居民的食物结构具有广谱性特征。本研究为全面认识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居民食物构成和聚落生业经济,深入探讨中原地区早期农业形成过程等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证据。

河南省新乡市老道井墓地东同古墓区汉墓清理简报

2005年12月～2006年1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对新乡市凤泉区老道井墓地东同古墓区所占干渠墓群进行了发掘,共清理汉代墓葬9座,为该地区汉墓的研究增添了新资料。

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墓主再探

根据前三代西汉楚王年龄的相关推算,第二代楚王刘郢 (客)年龄与狮子山楚王墓墓主较为相符,狮子山楚王墓有大规模的守陵建筑和守陵户,亦符合第二代楚王刘郢 (客 )墓葬陵园规划,狮子山楚王墓墓主应为第二代楚王刘郢(客)。

试析中原地区出土夏商周时期和田玉器及其相关问题

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开始出现和田玉器,并且数量越来越多,这与夏商周时期是中原地区王权和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有关,和田玉料作为一种稀有矿产资源,其分布的范围和拥有当和地区间文化交流和绝对权力的形成有关联。

论自然环境对河洛与海岱地区古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同时气候条件也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自然环境对人类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制约作用,时代愈早表现得愈明显。河洛与海岱地区古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不同考古学文化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异同,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只有适应自然,辩证地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按自然规律办事,才能够去改造自然,并在一定程度上战胜自然,从而使人类文化持续地向前发展。

平首布的货币单位与购买力

平首布是战国时期各国所使用的一种主要货币。利用出土的考古材料、并结合古代文献,研究者对这种货币的单位及购买力进行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