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信息服务方式探讨——以郑州大学法学院图书馆为个案

文章根据法学院图书馆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模式、服务要求以及信息服务措施,对该类院校图书馆如何利用自身特点充分发挥潜力、为读者提供更优质的信息服务进行了探讨。

高校后勤廉政制度建设的有效性及其提升路径——以郑州大学后勤集团为例

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下,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强化制度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能够有效消除人治色彩,遏制腐败,使基层组织廉洁高效运转。文章从制度建设对打造高校廉洁后勤的重要性入手,全面分析当前高校后勤在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对高校行政生态进行科学把握的前提下,以郑州大学后勤集团制度建设为例,以打造"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制度体系为目标,从高校后勤制度体系的内外环境、实施过程、发展前景等多个角度提出建议,以迭代式创新提升高校后勤廉政制度的有效性,提高腐败治理绩效。

事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的应用

事例教学法克服了传统法学教育的诸多弊病,以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技能、逐步开发学生创造力为宗旨。事例教学不仅有助于培育学生的独立人格,提高学生综合能力,而且有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用理论分析及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法学教学中的事例教学法应用

事例教学法是对传统教学方法的革新,对事例的选择必须遵循特定的标准,否则事倍功半;事例教学亦须遵循一定的步骤和方法。事例教学法克服了传统法学教育的诸多弊病,是以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技能、逐步开发创造力为宗旨。事例教学不仅有助于培育学生的独立人格、提高综合能力,而且有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与批判精神。

高校学位授予司法审查禁止不当联结原则的适用——以赵某文诉济南大学不予授予学位案为切入点

我国虽然采用国家学位授予制度,但高校可以制定具体的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并将其作为是否授予学位决定的依据。高校制定的学位授予标准分为学术性标准和非学术性标准,学术性学位标准要符合禁止不当联结原则和比例原则,高校自主制定的非学术性学位标准要符合国家学位法律保留原则和禁止不当联结原则。法院适用禁止不当联结原则审查高校学位授予决定时,一方面要尊重高校的学术自治权,另一方面也要规制高校滥用学术自治权的行为。为避免此类案件“同案不同判”,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指导案例对相关裁判规则予以明确阐释。

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学阐释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决定了我国宪法的价值取向、功能定位和发展规律,并赋予了中国宪法以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鲜明的实践特征。我国宪法不仅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富矿”中汲取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养分和规范建构资源,也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与主体内容,并以其至上的法律地位和强大的法治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着根本的法治保障。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与良性互动,演绎了我国宪法和中国式现代化独特而深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展现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人类宪法文明形态。

新时代高校法学专业课程思政改革的困境与进路

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高校加强法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对全面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人才、推进中华法系课程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法学专业课程思政改革存在教育理念落后、与法学专业知识及实践教学结合不紧密、配套教材不健全等问题。对此,应遵循方向性、目标性、科学性、方法性、主体性五大原则,从与法学人才培养目标和法学学科特色相结合、紧扣热点问题、强化课程思政教材建设、推进课程思政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五大方面进行改革。

数字经济背景下关键设施原则适用路径探析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竞争资源,数据的互联互通乃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当数据的缺失阻碍了市场竞争时,数据的强制开放成为摆脱数据困境的首要选择。从数字经济背景下关键设施原则适用的可行分析中可以发现,关键设施原则契合数据开放的现实需求,且数据开放共享具有现实可行性,关键设施原则的认定要件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在现有竞争法规框架下,适用关键设施原则具有合理性,能够有效解决数据封锁带来的竞争损害。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适用关键设施原则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增加关键设施原则认定要件的相关规定,为其适用提供规范依据;二是明确关键设施认定要件,从规则层面实现制度适用的可操作性;三是对于关键设施原则适用中的隐私保护和对价确立问题给予充分考虑,坚持个案分析原则,立足于行业发展整体目标,平衡公共利益与创新发展之间的矛盾。

数字时代滥用共同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规制

数字经济从“互联网阶段”发展到“平台时代”,头部平台企业的影响力日益凸显,滥用共同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时常发生,需要构建完善共同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对其进行规制。数字经济条件下,该制度的适用主要存在缺乏法律和理论供给、认定标准失灵、救济措施不充分等问题。在做好数字经济反垄断的宏观背景下,应从制度的调适、标准的优化、救济模式的扩充三个维度作出回应,以助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逻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健全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其囊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要求,彰显了乡村发展与乡村治理的辩证关系。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和城乡二元体制曾长期压制民众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桎梏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滋养了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而早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融合形式法治、程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现代法治才符合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法治通过保障人权、捍卫民主、维护秩序而推动它们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法治乡村的推进不仅面临着法治中国的普遍性问题,还要求关注乡村社会的行动逻辑及其现实根源。要坚持乡村居民在法治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同时平衡各种社会力量,以乡村振兴培育法治的内生性动力,以平等适用促进法治的合法性基础,以多元共治构建乡村的善治格局。

全国统一大市场税收制度优化研究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税收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完善的税收制度有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但目前我国税收制度仍存在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缺乏规制、对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效果不佳、税收与税源背离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有必要规制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保障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完善征税制度,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税收制度不断完善,更充分地发挥税收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助力作用,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行贿罪刑罚配置的立法变迁与建构展望

制定法预示着法律的发展趋势,《刑法修正案(十二)》体现了行贿罪立法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从行贿罪的立法变迁中提炼出一些规律性表征,为行贿罪刑罚配置提供立法思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行贿罪刑罚配置的灵魂,行贿罪刑罚配置应当考量与其具有对向关系的受贿罪,行贿罪修订需要对刑法结构进行反思和重塑。行贿罪刑罚配置问题被社会广为关注,但如何配置行贿罪的刑罚却见仁见智。对此应当从刑事政策出发,合理设计行贿罪刑罚配置,以期符合“受贿行贿一起查”的价值蕴含。

学位授予程序中不同审查主体的职责定位及其展开

明确学位授予程序中不同审查主体的职责定位及其相互关系,是规范学位授予行为、保障申请人获得公正评价权的核心问题。通过对《学位法》中学位授予程序条款及关联条文的规范分析,学位申请受理机构、评阅专家、答辩委员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在学位授予程序中的职责定位分别是受理机构负责学位申请的形式审查,评阅专家和答辩委员会分阶负责学位论文的实质审查,学位评定委员会及其分委员会负责学术监督和学位评定。基于权力配置的功能适当原理,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是合适的学位申请受理机构;评阅专家具有答辩资格建议权而非决定权;答辩委员会的性质是学位考试委员会,具有学位论文成绩评定权;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应当行使学位授予权的大部分权能;学位评定委员会的统领作用应体现在作为学位授予程序监督者和学位授予争议裁决者的地位上。不同审查主体由此形成以学位评定委员会为中心,分段参与、协作治理的“一核多元”关系格局。

“检察公益诉讼法”调整对象确定的理论逻辑与内容安排

“检察公益诉讼法”的制定已经正式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且在有序推进,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是,该法的调整对象为何。检察公益诉讼涉及众多单行法,其案件范围众多,这决定了确定其调整对象的复杂性和艰难性。但是,检察公益诉讼的出发点和本质为保护公益、维护公共利益,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确定其调整对象的逻辑起点,“检察公益诉讼法”的调整对象应为公益关系。在这一逻辑前提下,需要对每种公益诉讼案件类型的调整对象进行具体分析。

高校组织自主权的规范内涵与制度构造

组织自主权是《高等教育法》确认的7项高校办学自主权之一,是科学设计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和组织框架的法理基点。组织自主权是指高校有权自主决定设立哪些组织机构,以及这些组织机构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高校组织自主权形成于改革开放后国家对机构编制管理事项的放权实践,具有保障学术自由的规范意义。对高校组织自主权规范内涵与制度构造的阐释,应置于内外部关系的双重视角下。在高校和国家的外部关系中,组织自主权的制度性保障要求限制国家公权力对高校法人治理机构、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及职权配置的不当干预。基于党管机构编制原则和学术自由的组织保障义务,党内法规和国家立法仍需适度介入高校组织机构事项。其中,国家立法侧重高校法人治理结构设计的规整,党内法规侧重高校内部组织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的调控。两种外部规范构成高校组织自主权行使的法定基准和框架性规定。在高校内部,学校党委和校长作为组织自主权的决定主体,负有通过章程、党委文件和校内规章以及其他适当的组织措施,在“外规内化”和“内规细化”两个维度上完善高校组织自主权内部运行机制的主体责任,以确保组织自主权的行使遵循必要、精简和效能原则。高校组织法的外延大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意义上的机构编制法,不纳入机构编制核定范围的议事协调机构、新型教学科研机构等,应纳入高校党委文件和校内组织规章调整范围。

论公共卫生治理的政府责任

多元共治时代,公共卫生治理中政府责任要打破基于行政任务进行责任配置的传统逻辑,将政府责任的厘定置于“公共任务公私合作”和“行政任务公私合作”的双重视域。公共卫生治理中行政机关作为公共任务公私合作的主导者和行政任务公私合作的责任方,在承担领导与促进责任、组织与动员责任、履行或担保责任、监督与救济责任之时,其内部构造差异明显。新时代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构必须着眼于中国式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整体性视角,科学厘定公共卫生治理中政府责任的内部法律构造,统筹推动公共卫生治理法治化进程。

教育法典法律责任的属性界定及其编纂

教育法律责任是指特定的教育法律事实使某教育法主体承担不利后果的教育法律依据。该定义更加贴合责任的词源内涵,具有较强的概念解释力,也符合现代法治的价值取向。教育法典法律责任应归属部门型法典法律责任,以行政法律责任为具体形态。这种定位有助于厘定教育法适度法典化的入典范围、帮助调和教育法典的属性争论、符合教育法典的编纂目的、契合官方的制度定位。教育法典法律责任应遵循价值理念统一、规范协同、比例适当的原则。在具体的编纂路径上,教育法典一方面需要对既有教育单行法中的法律责任条款进行妥善处理,“编”排入典;另一方面也要围绕教育法典内容的变动,“纂”制新的责任规范,适应教育法典既“编”又“纂”的要求。

我国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制度的构建

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使其比有形财产更容易超越国界而成为涉外案件。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对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规则和法律调整方法产生重要影响,使其与国际私法的交叉相当复杂。从我国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所面临的形势来看,建立我国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制度应坚持“三原则”,即平等互利原则、私权救济原则、兼顾地域性与国际性的原则。针对我国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制度立法不完善、司法实践不统一的现状,在管辖权方面,需对管辖权标准不明确、拒绝行使管辖权制度不完善、协议选择法院规定不合理等问题予以回应;在法律适用方面,不仅应采用分割方法,对知识产权本体关系、合同关系、侵权关系分别设置冲突规范,而且应对现有立法予以修改完善;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应改变过于严格的实质性互惠标准,并对司法协助中管辖权要求及审查标准作出统一规定,以适应新时代我国涉外知识产权发展的需要。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证成与处罚条件限定

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设置以来,该罪之法益究竟是什么,刑法学界始终存在巨大的分歧。较为常见的做法是,通过对构成要件的解释来确定该罪的法益,但如此一来会使该罪的法益证成侧重于形式层面,进而导致其法益证成出现循环论证现象。如果根据实质法益之立场确定该罪法益的话,就不难发现:一方面,集体法益观将个人信息的社会属性凌驾于私人属性之上,违背了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个人本位;另一方面,个人信息的社会属性的日益增长,个人法益观主张的信息自决权不能满足实质法益的自由保护要求。对此,应当在公民人格权的基础上,构建符合个人信息双重属性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同时,为保障个人信息的自由流通及合理使用,有必要对个人信息刑法保护范围进行限缩,重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同意机制,实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处罚条件的实质性限定。

安乐死的有限出罪研究

消极安乐死在实务中有被界定为故意杀人罪的风险,对此,可参考德国判例,引入自我决定权作为消极安乐死的权利基础,并借助被害人承诺进行出罪。原则上,实施积极安乐死的行为不阻却违法性,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在量刑时可借助期待可能性理论,根据具体案情进行有限宽宥。在特定情形下,可通过规范适用但书条款,对积极安乐死做出无罪宣告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