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约束下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思想,采用改进的Solow扩展模型测度了环境约束下我国西部地区11个省份2000-2014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基于环境约束的考虑,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明显高估,并且经济增长率逐年放缓。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等不同企业组织形式、能源结构和环境治理强度对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绩效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4-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到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对中国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排放呈负相关。从地区角度来看,意味着我国财政分权度高的东部地区拥有充足的环境治理资金,从而可以有效控制并减少环境污染。此外,随着东部地区大部分污染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环境污染排放量进一步减少。与此同时,财政分权度较低的中西地区财政资金相对匮乏,企图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以发展经济会因为高负荷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而难以实现。从环境污染性质来看,研究发现前一期污染排放与当期污染排放呈正相关,即环境污染是一个连续、累积的过程,而合理的财政分权可以促使当地政府及时治理当期污染,从而避免环境污染的"棘轮效应",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使得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也相应影响了环境污染排放。研究表明,扩大出口会加速环境污染排放,而增加进口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排放。因此,引进国外先进的最终产品不仅可以替代国内生产的污染,而且其带来的技术效应与示范效应会加快出口部门转型,推动绿色生产。研究还发现,消费并不会导致环境污染排放增加,因此不能"因噎废食"地抑制消费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此外,资本存量的增加将促进环境污染排放,并且资本投入比重变化的速率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地方政府应该保持一个合理的资本增长速度。

大学生对政府公务员的信任力结构认知及信任度特征研究

本研究综合文献研究、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实证研究大学生对政府公务员的信任力结构认知和信任度特征,得出以下结论:(1)大学生认为政府公务员的信任力结构包含勤政廉洁、工作态度积极和业务能力突出3个因子;(2)大学生对政府公务员信任力各因子的信任度评价不高,其中勤政廉洁更能影响大学生对政府公务员的评价;(3)大学生与政府公务员的直接接触程度、自身的实践体会、自身专业背景、媒体宣传报道、家庭背景均影响其对政府公务员的信任度。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提高大学生对政府公务员信任度的5条对策建议。

资源型企业信息化绩效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发达国家企业的信息化投资远高于国内企业,已达到其年销售额的4%~5%,然而国内企业的投入比例还不到1%,信息化建设任务任重道远。而中国企业信息化建设的短板主要集中在资源型企业。如何提高资源型企业的信息化水平？资源型企业信息化绩效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文章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建立相应指标体系,通过对350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资源型企业信息化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信息化领导力和信息化人力资源。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影响的IPAT模型再认识

伴随工业文明的发展,探究日益恶化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成为学术界激烈争论的议题,从人口规模与技术水平的单因素争论拓展到文化背景、政府类型和消费观念等多因素论的讨论,在横向上从宏观社会到微观个体层次的解释,最终形成经典的环境影响的IPAT模型,试图解释环境问题产生的复杂社会动力机制。本文通过国内外学者对IPAT模型的实证研究以及理论探讨梳理发现:模型中的因变量环境影响I以及自变量人口数量P、富裕程度A和技术水平T的内涵、完备性以及分析单位的适用性等方面备受争议。为了克服变量的局限,首先通过分解IPAT模型中T变量,进一步拓展模型中可能被忽略的对环境影响的多重因素;同时为了避免模型中不同因素对环境影响的同比例线性变化的局限性,将IPAT模型转化为非线性的STIRPAT随机模型,使各变量值随观察值的变化而变化;其次为了克服研究中忽视个体对环境影响差异性的不足,以"双重转换"理论为基础分析少数特权群体对环境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最后面对分析单位以及分析情景的差异性与复杂性,基于"世界体系论"视角突破特定区域时空以国家间互动关系为分析单位对全球环境退化展开讨论。研究表明,IPAT模型的发展演变表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逐渐从悲观的"零和"冲突走向协调发展的路径,有利于探索更加有效的举措应对全球复杂而严峻的环境问题,同时对新常态下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财政支出的服务业就业与增长效应再研究

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用中国28个省市1990—2010年的数据,检验了财政支出对服务业就业和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从规模上看,财政支出对服务业就业和增长具有正向效应,地方支出的作用弹性大于中央支出。从结构上看,中央支出对服务业就业具有一定挤出效应,与服务业增长具有微弱的正向关系,地方支出在就业和增长两方面都有促进作用。但是,地方财政社会保障类支出缺陷,对服务业就业和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为调整产业结构适应产业转移新形势,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中央财政应增加社会保障和跨区域协调建设支出;相关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扶持适宜的服务业,来增加就业促进增长,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

西方消费伦理研究评述

西方消费伦理的产生是消费社会转型和消费主义文化全球肆虐的必然结果,也是可持续消费的内在诉求。它通过消费者伦理、伦理消费、消费伦理学三条路径,从环境保护、理论体系构建、消费主义的伦理批判等方面对现代消费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伦理审视。西方消费伦理研究虽在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探讨可持续消费的伦理资源等方面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理论成果,但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尚需解决。厘清这些问题,为消费伦理学向纵深层次拓展提供了参考。

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研究

地方保护造成的市场分割为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区域差异的客观存在提供可能。文章利用1999-2012年中国省际工业行业数据对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进行考察发现:中国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区域差异显著,东部和西部各省工业资本配置效率普遍高于中部;东、中、西部地区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因素表现出区域差异;政府财政支持和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对东部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西部由于政府政策性投资推动,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存在一定程度高估,市场化程度提高对其虚高的资本配置效率具有修正作用;银行业金融发展对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股票交易规模与资本配置效率负相关,保险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不显著,股票市值仅对东部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具有积极影响,对中西部影响不显著。

基于两阶段SFA模型的中国医药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

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随机前沿模型,采用2009-2013年中国103家沪深医药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在考虑创新时滞的情况下根据创新生成和创新转化的两阶段特点构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测算了两阶段的中国医药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分析了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结果显示：中国医药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具有阶段性,创新生成阶段的资源利用率介于39%-46%,创新转化阶段的效率损失不超过35%,创新生成成果促进了创新成果转化;考虑时滞后的技术创新效率值（1年或2年）高于时滞为0的技术创新效率值;企业技术行为、企业主体特征、企业外部环境对两阶段的技术创新效率发挥不一致的作用,部分因素的作用受到了时滞的影响。

政府补贴和税收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是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财政支持手段。以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产业转移背景下的财政支出与服务业发展--基于28个省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笔者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用中国28个省市1990年～2010年的数据,检验了财政支出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对服务业发展具有正向作用。从省际层面来看,支出效应具有滞后性和深度扩张性,财政分权效果明显;从区域层面来看,各类地方支出在不同地区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弹性不同。为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转移相关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支出政策。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困境分析

非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阻碍凸显,社区成为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发生机理的重要场域。将研究视点置于城市社区空间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融城"过程中在人际关系、诉求渠道、日常活动、身份认同等方面存在向同质群体"内卷"的趋势。在调研的基础上,运用"推拉"理论构建"内卷化"成因的微观解释框架,分析得出社区场域和同质群体各自的推力和拉力作用已将新生代农民工置于尴尬境地,社区场域推力大于拉力与同质群体拉力大于推力的综合作用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融入成为虚化的"推拉"过程,他们被限制在同质群体中不断"内卷"。只有使社区场域的拉力大于推力,同质群体的推力大于拉力,方能破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困境。

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外部性检验——基于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模型

本文基于我国省际层面1990～2009年经验数据,应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考察总量人力资本和异质型人力资本(即具有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水平的从业人员)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外部效应(暂不考虑教育的非货币化收益)。结果表明:总量人力资本存量即期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为负的外部性,而滞后多期则呈现出正外部溢出效应;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即期外部性也是显著为负,不过,初等教育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用始终不明显,中等、高等教育在滞后第三期才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

劳动力流动和政府保护的工资上涨效应

基于2003-2013年31个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总体和相对劳动力供给方面对地区分行业平均工资指标进行分析,并建立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入在引起低附加值产业就业人数比重提高的同时显著降低了该地区相对全国的劳动力供给,对本地工资具有积极作用,但是邻近地区劳动力流入量的增加会恶化本地的行业工资水平。进而发现劳动力流入会增强本地劳动保护而弱化邻近地区的劳动保护,政府保护会通过劳动力流动对行业工资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虑及交互作用,劳动力是否流入与劳动保护无关,能否导致过剩供给则在于劳动保护强度,同时还验证了低附加值产业对地区经济的绑架效应并不能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消失。

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差距:基于劳动生产率视角

本文采用物质资本集聚度、人力资本集聚度以及就业密度衡量服务业集聚水平,运用空间计量方法,从劳动生产率视角,研究了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区域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呈现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物质资本集聚对地区劳动生产率影响显著,而人力资本集聚以及就业密度的作用尚不显著。总体上,本文验证了服务业集聚效应的存在,从而为从劳动生产率视角解释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提供了分析思路。

社区自治中的内生惩罚：自主组织规制搭便车行为的策略研究

社会治理创新呼唤社区自治,而居民的搭便车行为致使自我服务难以实现。那么,怎么规制社区自我服务中搭便车行为?以及哪些要素使得社区自我服务成为可能?对N社区自主物业管理的个案分析发现,内生惩罚是规制居民搭便车行为的创新策略,其逻辑为自主组织成为社区自治的媒介与载体,通过缩小自治范围、动员社区精英、赋权居民参与及重建社会网络等过程要素"催化"内生惩罚的生成,迫使居民投身于公共事务,各个要素之间属于递进关系。研究结论丰富了解决搭便车行为的策略集合,对推动社区自治具有政策价值。

我国人口流动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相对力度的区域差异分析

为了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中央财政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但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收敛和实现地区财政均等化方面其效果如何,文章试图从一种新的视角加以分析与诠释。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人口跨地区流动,特别是年轻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向发达的东部地区流动,改变了各地区的人口结构和总扶养比,进而影响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实际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西部地区总扶养比高于东部地区,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相对力度反而低于东部地区。文章最后提出将地区人口负担差异纳入中央财政预算分析体系,通过增加中央财政对经济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收敛和提高地区财政帮扶的实效性。

是自然价值,还是人类美德?——兼论环境美德伦理学的合法性及其限度

厘清自然价值与人类美德的关系问题是环境美德伦理学捍卫其知识合法性所面临的重要课题。环境伦理学的两次转向表明,自然价值论环境伦理学与环境美德伦理学虽在方法论方面存在分歧,但它们并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剖析环境美德伦理学得以成立的理论依据及其局限,对于深化环境美德伦理学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影响我国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因素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对影响我国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因素进行了剖析。结果表明:"三资"企业所取得的技术因素对价值链升级起到了抑制作用,而其他类型企业则与之相反;规模经济效应在我国高技术产业价值链升级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对大型企业;出口规模与企业的价值链升级呈倒"U"型关系;生产效益对价值链升级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三资"企业、国有企业和中型企业,对大型企业影响不显著;政府支持主要集中于大型企业,对其他类型企业的支持力度还不够;我国的金融环境多益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价值链升级,而对"三资"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影响不明显。

中国GDP能源消耗强度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解析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能源消耗量不断攀升的同时,GDP能源消耗强度却呈下降态势。本文对这一下降趋势的原因作了解释。首先采用因素分析法分解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对能源消耗强度下降的贡献,结果显示效率份额对能源消耗强度的下降起着主要作用,结构份额中的第一产业降低了能源消耗强度,二产重型化提高了能源消耗强度,二者抵消,结构份额对能源消耗强度下降的贡献不明显;进一步对影响能源消耗强度中的效率份额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对外开放程度和能源价格的市场化水平提高是导致中国能源消耗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不合理的能源消费结构使中国的能耗强度仍然处于偏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