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重庆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6-2021年重庆市38个区、县的面板数据,分别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分类指数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构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重庆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U”型拐点之前,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重庆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水平的提高,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依托数字技术开展线上金融服务提高了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使落后地区的居民也能享受到多样的普惠金融服务,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部分区县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处于“U”型拐点之后,数字化程度提高了金融门槛,阻碍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发展,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高校教师评价体系构建研究——以重庆工商大学为例

高校教师肩负着人才培养的重大使命。构建合理的高校教师评价体系,可以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增强学校核心竞争能力。该文以重庆工商大学为例,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高校教师绩效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包括思想品德、教育教学、学术贡献3个一级指标和11个二级指标,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各个指标的合理权重,优化指标配比,为高校构建合理的教师评价体系提供参考。

金融要素集聚的绿色创新效应:空间关联特征与城市群异质性

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是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基础,而金融要素空间集聚则充当着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加速器。现有文献围绕着金融要素集聚和绿色技术创新两条主线展开广泛讨论,也关注到金融要素集聚所内生的绿色创新效应,但较少基于城市群这一新时期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型空间载体,系统考察两者的空间关联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特征。因此,选取国内十大代表性城市群,对其内部金融要素集聚和绿色技术创新的时空演变轨迹和空间关联异质性进行多维度诊断。研究发现:第一,金融要素集聚有助于通过各种空间效应加速城市群内部的绿色金融发展,进而正向驱动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第二,城市群范围内的金融要素集聚不仅会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明显的本地促进效应,也会同时形成显著的空间溢出效果;第三,金融要素集聚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效应还会受到城市群金融集聚模式、行政层级特征、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制约。有鉴于此,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应围绕城市群发展定位构建差异化的金融要素集聚模式,因之打造契合于不同城市群现实约束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和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同时深度挖掘金融要素集聚对于绿色金融发展和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传导效应及其异质性特征,推动金融改革和绿色发展的有效空间互动。

科技金融、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基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科技金融作为促进创新要素深度融合的一种新型经济范式,能够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实现。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计算我国2006—2021年的30个省区市的共同富裕指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利用超效率DEA测算科技金融效率值,并采用固定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科技金融与共同富裕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科技金融与共同富裕间存在着“U”型关系,0.438为科技金融效率的拐点值;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科技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呈现双门槛效应,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0.155,科技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由负转正。从优化科技金融投入、加快科技金融产出、提供差异化政策、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健全保障机制方面为实现共同富裕提出建议。

金融集聚与城市经济效率:基于城市群视角的实证

城市群是中国经济空间重构和高质量发展的载体,金融集聚则是区域范围内资源优化配置的动能。文章基于2008—2021年国内十大典型城市群数据,梳理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结果表明:(1)金融集聚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正向驱动本地经济效率提升,还能带动周边城市效率提升;(2)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适度金融集聚有助于提升城市经济效率,过度集聚则会产生负向作用;(3)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受制于城市群模式特征以及区域资源要素流通,多核城市群金融集聚的经济效率提升作用显著高于单核城市群。由此,城市群建设既需充分挖掘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推动金融要素合理适度集聚,又要强化地理空间内的资源要素流通,更应围绕不同地域特征和城市群形态设计差异化的金融发展策略。

金融生态、经济发展与西部金融中心构建路径

推进西部金融中心建设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内容。那么,成渝地区金融发展的“家底”如何?与国家战略目标的差距有多大?运用AHP方法构建区域金融生态指标体系,对重庆和成都的金融生态进行评价;并以上海金融生态为标的,分析重庆和成都共建西部金融中心与上海金融中心的差距;运用PVAR模型实证检验金融生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重庆、成都和成渝的金融生态主体发展水平远落后于上海,部分金融生态环境均值指标也相对落后;金融中心能够增强金融要素资源集聚功能,优化资本配置,促进金融生态良性循环;良好的金融生态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可以促进金融生态主体发展和金融生态环境改善;构建西部金融中心有助于促进成渝地区金融生态良性循环,打造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基于此,从金融生态视角提出重庆和成都共同打造内陆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

财政金融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协同效应研究

加快推进建设高标准农田对于实现粮食有效供给、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意义重大。通过构建财政金融协同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指标体系,运用2007-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财政金融协同对中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财政金融协同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粮食主产区更为突出;财政金融协同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存在门槛效应,在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促进作用更强。据此,建议通过创新协同机制、实施协同战略、打破空间壁垒等方式,促进财政金融协同水平的整体提升,推动高标准农田的扎实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采用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基于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及贫困陷阱理论测度农户家庭经济韧性,深入探讨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有效提高了农户家庭经济韧性,普惠金融水平每提高1%,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就提高0.4%,并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普惠金融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主要通过促进家庭资产积累和促进创业两条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普惠金融对男性户主、中青年家庭、较高人力资本、收入水平更低、位于中西部地区等特征的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增强效果更好。

中国绿色金融研究的前沿演进、热点分析与趋势展望——基于CiteSpace的文献可视化分析

全球气候变暖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发展,如何处理金融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绿色金融可通过引导资金向环保和低碳经济领域倾斜,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为此,借助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对2000-2023年中国知网收录的1977篇绿色金融相关文献进行前沿、热点和趋势的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1)目前学界主要围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碳金融等主题,探究绿色金融的内涵、微观主体和现实效应;(2)中国绿色金融研究主要存在理论框架及标准体系不完善、研究手段较单一、多学科交叉研究较薄弱等主要问题;(3)中国绿色金融后续研究可从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强化绿色金融风险管理和促进金融科技赋能绿色金融等方面发力。

数字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在新发展阶段,数字普惠金融为实现现阶段奋斗目标、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注入新动能。文章首先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其次从高质高效、宜居宜业、富裕富足三个方面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基于我国2011—2021年部分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推动发展高质高效、助力社会宜居宜业、实现人民富裕富足,进而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程;数字普惠金融不同发展水平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其影响程度先降后升。文章为提升居民金融素养、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环境进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经验证据。

金融—科技协同集聚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空间耦合模式视角

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依托于特定的空间载体,也依赖于金融和科技资源的空间集聚和溢出。以2008-2017年中国十大典型城市群的158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地理分析和门槛效应诊断系统梳理了不同城市群金融—科技空间耦合的时空演变及其实际影响,发现:金融—科技集聚的空间耦合呈现出显著的“核心—外围”扩散与梯度分布特征,并与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的时空演变高度一致;金融—科技的空间耦合对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种效应伴随耦合协调程度提升呈现边际递增特征;金融—科技空间耦合的正向效应受制于金融集聚和科技集聚两个子系统的状况及其差值,其中金融集聚的正向门槛效应更强,而科技集聚的门槛效应则呈现U型演变。由此,加速城市群的一体化需要以都市圈为抓手,以金融集聚为先导,推动金融和科技两个子系统的空间耦合,并针对不同城市群设计差异化的策略。

货币政策调控对数字金融业务发展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分析

数字金融业务发展既源自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也根植于特定的货币政策环境。以货币政策环境变化为研究切入点,采用2011—2020年我国33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集,基于文本词频方法系统梳理了货币政策调控对于数字金融业务发展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货币政策调控对于国内数字金融业务发展具有明显的逆周期影响,且对不同类型数字金融业务的实际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货币政策操作方式也会对数字金融业务的周期性特征施加显著影响,同时其影响也具有时间和地区层面的异质性。由此,推动国内数字金融业务的有序健康发展,不仅应从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服务的补充和替代效应出发,营造与之匹配的货币政策环境,还应完善现有货币政策框架体系,针对不同类型数字金融业务和区域金融环境约束打造针对性的数字金融发展战略。

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并行策略研究

运用演化动态博弈方法分析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间的动态博弈,推演出并行策略演化路径,并通过仿真模拟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互金企业创新意愿与创新收益、监管成本正相关,与创新成本和可能罚金呈正态分布关系;监管部门监管意愿与罚金、监管额外收益正相关,与创新收益负相关,与监管成本呈正态分布关系;创新成本对监管部门的监管策略没有影响,但与监管部门非监管策略的概率负相关。因此,互金企业应以合规为前提,通过技术、模式及产品的创新提高创新收益,通过多样化营销渠道降低创新成本;监管部门可通过监管科技来降低监管成本,且在互金企业创新意愿不强时采取多种措施来刺激或鼓励创新。该研究有助于厘清互联网金融中互金企业创新与监管机构之间的激励约束,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提供更多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利率传导与货币乘数冲击

数字金融极大地改变了传统金融业务的实现方式,对现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作用效果产生了影响。文章把数字金融变量导入IS-LM-CC均衡模型,对利率传导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进行理论分析,运用微积分和弹性分析法对货币乘数的各个变量进行理论推导,并且以2007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数据为基础,运用VAR和IVAR模型对数字金融影响利率传导的效果进行实证检验,并对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再运用VEC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货币供给乘数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疏通了利率传导渠道,提升了货币政策传导效果;数字金融对货币乘数产生了一定冲击,对狭义货币乘数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可能存在短暂失效,但总体上强化了广义货币供给传导机制与效果。

央行数字货币对金融稳定优化研究

各国中央银行纷纷加入数字货币研发大军,央行数字货币带来的潜在风险不容小觑。央行数字货币可能对银行业、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造成不稳定性,从而导致金融不稳定性。研究发现,央行数字货币会通过导致银行脱媒、挤压中间业务来影响银行业不稳定性;也会通过削弱负利率政策、引发过度信用创造、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及效果三条路径影响货币政策不稳定性;还可能由于概念界定模糊、底层技术漏洞、用户信息泄露、地区推广时滞等因素,造成金融监管的不稳定性。研究从整体和局部分别给出相应的金融稳定优化建议。

金融专业硕士“三维一体”课程教学质量综合评价

该文在构建金融专业硕士“三维一体”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金融数据分析课程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并结合相关模型对课程教学质量进行综合评价。首先,根据教师问卷运用AHP层次法确定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权重;其次,根据学生问卷测算教学质量评价结果,运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教学质量的相关因素;最后,根据结果给出相关改进措施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基于城乡多维差距视角

基于2012—2019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从城乡多维差距视角出发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理论框架,首先运用熵权法从收入、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4个方面构建城乡多维差距测度体系;然后运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2SLS)分别从数字普惠金融总体、一级和二级不同维度分析对城乡多维差距的影响,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增长作用;再从区域和时间两个角度探讨数字普惠金融的异质性影响;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总体上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多维差距,促进包容性增长,且对城乡收入差距、非收入差距均存在显著的收敛作用;第二,就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而言,一级维度上的广度和深度均能产生显著收敛作用,但数字化程度的影响却是不显著的,二级维度上的支付、信贷和保险业务均产生显著收敛作用;第三,异质性方面,区域异质性上东、中部地区收敛作用显著,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高使得影响不显著,时间异质性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正式提出以来的收敛作用更强。因此,要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户金融基础知识的培训,弥补金融服务的短板。

数字金融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4-2020年中国1453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增强县域经济韧性,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县级经济韧性水平。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中东部县、大型县和金融排斥程度较强县的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作用较大。数字金融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还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当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弱时,对县域经济韧性促进作用较小;而当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跨过第一门槛和第二门槛后,其对县域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明显增强。为此,本文提出加大数字金融普及力度、鼓励科技创新、结合县域特点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同时也需加强对数字金融的监管。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

基于理论分析,利用2003—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覆盖经济、社会和环境共20项指标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评价体系,借助熵值法,测算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指数,并建立含有金融发展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结果显示:样本期内,中国OFDI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存在金融发展双门槛效应,即金融发展低于第一个门槛值时,OFDI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当金融发展位于两个门槛值区间时,OFDI对新型城镇化具有负效应但不显著;当金融发展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后,OFDI对新型城镇化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能缓解消费不平等吗?

基于2012—2018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及其深层原因。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并未缓解消费不平等,反而起到加剧作用。收入不平等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消费不平等的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进一步探究发现,由于学历分化带来的认知偏差和收入差距带来的消费能力差异,使得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增大了低学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相对剥夺,加剧了群体间的消费不平等。最后,提出通过提升地区数字化程度以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门槛,提高低学历和低收入群体的参与度,将有利于缓解居民消费不平等,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