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首都农民工社会管理政策：演变、反思与前瞻

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农民工社会管理政策的导向应往何处,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现实命题。本文以政策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为主线,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首都农民工社会管理政策主要经历了"让不让进京""进京后基本生存权益保障""如何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以及"由聚到疏,疏融结合"四个阶段。由此进一步提出,"选择性疏融"将作为未来首都农民工社会管理政策改革与创新的突破口。在此基础上,从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落地三个方面对首都农民工社会管理政策进行了反思,并据此提出优化城市布局、提升首都核心功能的对策建议。

协同治理视角下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灾害救援的实现机制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灾害救援体制正在转型,社会力量的有序参与是重要方向。在实践中,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载体,在救援过程中能够补充政府之不足,发挥协同作用。为进一步推动社会组织参与需要完善相关机制,即通过平台构建政社协同机制,搭建联盟形成组织联动机制,多方力量完善支持培育机制,以及基于信息公开的评估问责机制。

日本社会治安管理机制与犯罪防控体系的研究与思考

日本曾有效地规避了工业化、城市化与犯罪率同步增长的"怪圈",至今为止仍是发达国家中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从制度结构的视角研究"日本治安现象",具体分析日本的警察组织,公安委员会制度、警民共治防控机制、犯罪及再犯罪预防机制和社会整合机制,研究组织机制的内部运营及机制间的联动对预防和打击犯罪的功效,探索制度结构与维持社会稳定的关系。对比中国的社会治安管理机制,日本的犯罪防控实践提示我们,防控犯罪不是单一部门的事情,构建环环相扣的社会治安管理机制和犯罪防控体系是预防犯罪、保障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制度建设,现代社会中警察职能的独立性具有摆脱传统的政治倾向性,保障警察执法的公正性,缓解警民矛盾和解决社会冲突的功效。警察的职业化、机动化加警力下沉,可形成点线面结合的治安防控网络。重视并支持民众参与社会治安管理,重视对刑事司法以外社会要素的科学整合,将会从根本上降低犯罪率,保障社会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台湾社会治安管理法律机制探析

整体上而言,台湾社会治安良好,从制度建设上考察,台湾社会治安管理非常注重法治建设,其社会治安管理的组织与运营有健全的法规体系作为保障。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是警察的首要任务,台湾警察依法行使职权,尊重人权。除了社会秩序维护法,台湾的治安顾虑人口查访、警察临检、保安处分与更生保护等也是维护其社会稳定的制度保障。台湾在社会治安管理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可供内地借鉴。

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对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及城乡差异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数据,分析了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对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及城乡差异。研究发现:我国居民养老意愿以自助型及半自助型为主,家庭型次之,社会型最低,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家庭型模式;多项Logistic模型的结果显示,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因素对居民养老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越好,居民家庭型养老的意愿显著性越低,社会型养老的意愿相对地较高,并且,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对城镇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对农村居民的影响相对较小。

构建“自立型地域社会”:近代日本的基层社会治理及对中国的启示

为了应对快速城市化进程引发的城乡社区问题,日本从经济自立、居民自治、社会教育和社区互助网络体系等方面开始构建"自立型地域社会",以实现"社区福利"为目标稳步有序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构型,从而在社区层面完成从"管理"向"治理"模式的转型,这对现代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社会治安评价指标体系的两个基本问题

对于社会治安的评价,如何选择既"可靠"又"有效"的指标是创建社会治安评价指标体系的根本问题。这一根本问题延伸出两个基本问题:反映社会治安治理状况的指标,或者反映影响社会治安因素的指标能否成为一个社会治安的测量维度。反映社会治安治理状况的指标,主要是那些以警察工作为评价对象的指标,这类指标不能够用于直接评价社会治安状况。其理由不仅在于这类指标所测量的是警察的具体工作及其成效,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治安状况;而且也在于无法找到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最优警务模式",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促进社会治安的改善。反映影响社会治安因素的指标,如果要想纳入社会治安评价指标体系,就必须确定:指标所刻画的变量与社会治安这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通则式因果关系。而要论证这一点,则存在着极大操作上的困难。

社会工作视野下失独家庭问题研究现状与前瞻

失独家庭理论的研究最初以问题视角为主,对全面认识和了解失独家庭相关问题具有启示意义,但问题视角对失独家庭成员的潜能和资源的挖掘缺乏关注,而优势视角对失独家庭的问题研究则是一个弥补。在实务研究中,研究者通过实际的干预,探索相关实务介入方法,实现了失独家庭问题研究从"理论"向"实务"的范式转换,但就整体而言实务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在失独家庭的社会政策研究中,研究者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2个范畴探讨了现有政策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但是失独家庭的社会政策定位尚不明确,并且相关具体政策的研究相对缺乏。因此,失独家庭的研究可以通过增加行动研究的数量、深化相关实务研究、加强失独家庭的分类研究、明确失独家庭社会政策定位和细化相关社会政策的研究等方面来拓展失独家庭问题的研究。

虚拟社会分层——兼与现实社会分层比较

人类历次科技革命都对社会形态产生了巨大影响,今天信息技术革命对社会形态的显著影响表现为虚拟社会的兴起,使得社会存在两副社会结构:现实社会结构与虚拟社会结构。论题基于社会分层视角,对虚拟社会结构展开实证研究,将虚拟社会结构分为五个阶层,并对照其现实社会分层位置,研究发现虚拟社会分层将那些现实社会底层推向虚拟社会上层,而现实社会上层则处于虚拟社会底层。这种阶层位置倒置对现实社会秩序产生强烈的冲击,这也正是今天社会治理的重要面向。

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以云南沙村为例

本研究考察与分析了云南沙村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主要受到家庭生活事件、家庭生命周期、主动逃离城市、工伤事故等四种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之后,在就业选择上主要呈现务农技术化与经商自主化的特点;在返乡社会适应方面存在类型差异:主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目标明确,很快融入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中;被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适应中多呈现阶段性、反复性直至最终定型化的特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可进可退"的政策制度空间,既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完成市民化,又能给予他们自由返乡的选择空间。

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救助:策略与方法

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救助,不仅促使社会工作回归其专业本意,彰显其专业价值,而且推动社会救助从物质救助迈向社会服务,标志着我国社会救助理念和发展模式的转型。本文对当前我国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救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提出理念介入、岗位介入、机构介入、项目介入等策略方法,并就健全完善体制机制、保障措施、监督评估等提出政策建议。

流动人口的社会心态研究——基于2005年与2013年北京两次调查数据比较

本文以2005年和2013年对北京流动人口的两次调查数据为基础,依照社会心态测量的4个维度"社会情绪—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社会行为意向",对流动人口社会心态的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社会心态呈现出"变动性—稳定性"、"积极性—消极性"、"城市性—农村性"特征并存的特点。针对流动人口社会心态的特征表现,提出应通过完善流动人口权益保障、改善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等方式,培育流动人口积极的、正向的、稳定的社会心态,以促进流动人口的主体城市融入。

社会倡导和社会融合:青少年公益慈善组织的社会功能研究

青少年公益慈善组织在社会倡导和社会融合方面的努力,对于青少年的个人发展以及社会良好氛围的营造具有重要意义。当下很多青少年公益慈善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公众教育活动,不仅以提升公众认知为目标,也开展相关的政策倡导工作,并形成了基本的模式和经验。对Y基金社会倡导活动的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公益慈善组织作为社会倡导的催化者,吸纳相关组织和公众形成合作网络,通过专业培训、资金资助和活动策划等形式,借助新媒体聚焦社会热点,形成线上线下有效互动的影响力传播模式,从而与政策倡导进行有效衔接,动员关键群体和基层社群参与,达到推动政策改进和促进社会融合的目标,为公益慈善组织实现其社会功能提供了有益借鉴。

社会失序的机理探析

从功能视角看,社会失序是社会秩序的整合与控制功能逐渐弱化以至于最终溃散的过程与状态,表现为社会失范、社会冲突、社会解体等3个程度不同的层面。总体看来,社会失序源于社会原有秩序功能逐步弱化和缺失。在社会失序的3个层面,分别贯穿着规则缺失与功能弱化、关系紧张与功能分化、结构瓦解与功能溃散的演化和作用机理。探寻和把握社会失序的机理,对于社会治理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县域社会中的校园暴力与私力救济——以广西安县中学为例

本研究主要关注校园暴力中的私力救济现象,探讨校园暴力中私力救济的社会基础与价值基础。在广西安县的中学调查发现,自力消解校园暴力事件成为大多数学生与家长的选择。私力救济的盛行,一方面在于公力救济的供需脱节与介入低效,公权力在校园暴力中失灵。另一方面,将人情、面子等作为习惯性社会交往规则的半熟人化社会构成私力救济的社会基础,而青少年群体形成的信赖"江湖规则"的街角亚文化构成校园暴力寻求私立救济的价值基础。

北京与东京的社会阶层结构状况比较研究

通过对中国北京和日本东京两个城市的人口普查数据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表面上看,两个城市在关联社会阶层结构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及职业结构三个层面存在相似形态,但实质上存在结构性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与东京相比,北京的人口结构处于不稳定的变动期,且在就业年龄结构上更具年轻化特征;第三产业发展仍较滞后,中低端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较大,且行业间的分层化较为明显;"白领"从业人员相对较少,中低端"蓝领"职业者相对较多。由此可以推测,北京与世界城市东京相比,在社会阶层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北京的社会阶层结构仍处于变动期,且距"橄榄型"社会形态还有一定差距,北京的社会阶层结构仍需不断优化。

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生活类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思考

新型城镇化与产业转型过程中,城市环境污染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工业污染防控受到重视的同时,社会生活类环境污染频频成为市民环保投诉与举报的焦点,处理不好一旦酿成环境突发性事件,既不利于社会管理,且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生活类污染防治问题应该引起各方关注。生活类污染具有不同于工业污染的特点,从法律上讲,应重视生活类污染防治法治建设,厘清工业污染与生活类污染的界线,完善环境标准体系,建立跨部门的信息共享、工作沟通与联合执法机制,重视城市规划的作用,化解环境"邻避冲突",加强环境教育,普及环保知识,完善公众参与制度。

血缘联结与经济分化:理解乡村治理的社会结构视角

沿着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这一研究视角,以血缘联结与经济分化的二维变量,考察了北镇的村庄社会结构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北镇的村庄呈现低度的村庄社会关联,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联薄弱、经济分层日益凸显,是一种分散且分化的社会结构。这一社会结构形塑了激烈的派性斗争,富人主政日趋普遍化;农民转向自我中心的个体本位,权利与义务失衡,村民集体行动能力薄弱,村庄治理陷入公共品供给"搭便车"、农民谋利型上访凸显等困境。

时空社会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的新视角——以景天魁的时空社会学研究为例

时空社会学是一门前景无限的新兴学科。景天魁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长期致力于发展和推动时空社会学来解读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景天魁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成就需要新的独特视角加以分析和解释。因而在引入时空社会学的过程中,景天魁坚持将时空理论与中国学术传统恰当接续,坚持将时空分析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有机结合,发展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分析穿透力的时空社会学,并不遗余力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时空视角对于解读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人口红利消失背景下社会投资与女性流动人口充分就业研究

改革开放37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日益枯竭,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尤其是在制造业萎缩、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实现女性流动人口的充分就业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延续人口红利。文章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女性流动人口"迁而不工"的数量高达三千万,家庭束缚、受教育水平较低、职业技能缺乏、收入的性别差异、单一的社会支持网络是女性流动人口"迁而不工"的主要原因。因此,研究认为,通过社会投资增加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规模,进而降低家政服务成本、建立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与职业技能认证体系、搭建求职咨询与职业介绍平台是实现女性流动人口充分就业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