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大学中文(一)”课程中的写作元素及其教学策略

自2012年起,香港大专教育为配合香港政府教育局在2009年所推行的新高中课程改革,大学学制由原来的三年制变为四年制。在此背景下,香港中文大学为了适应学生毕业年期延长的规定,推行相关的课程改革。“大学中文”课程就是针对此一情况,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重新设计的大学语文必修科目,而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不乏丰富的写作元素,因而其课程经验或有助思考如何指导学生进行创作。本文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所设计的“大学中文(一)”课程为例,探讨如何利用单元教学、不同类型的习作与教学活动,让学生能全面掌握写作的知识及技巧,并学以致用。

北京话是一个重音语言

文章讨论北京话的重音,认为北京话虽然不是英文类stress-timed的语言,但也是一个重音语言;它是以音节节律为单位实现轻重且直接影响词法和句法的重音语言。文章从音节、音步、韵律词、动词短语,时态短语、句标短语等不同的语法层级,说明北京话在各个层级上,都表现出重音的作用和特征。文章最后提出,分层级地研究北京话的重音,不仅可以深入对北京话的认识,而且还可以发展韵律学、韵律构词学和韵律句法学的理论,以便深入发掘我们以前从未发现过的新现象。

文学史、文学教育与文学读本

本文采用学术史思路,将作为教材的"文学史",放置在"文学教育"的平台上,加以认真审视与叩问;主张以精心挑选的"读本"为中心来展开课堂教学,舍弃大量不着边际的"宏论"以及很可能唾手可得的"史料",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术视野的拓展、理论思维的养成以及分析能力的提升上。

上海跟香港的“对立”——读《时代姑娘》、《倾城之恋》和《香港情与爱》

本文就叶灵凤《时代姑娘》、张爱玲《倾城之恋》和王安忆《香港情与爱》三篇小说,探讨以下若干问题:第一,小说中城市地域和居住场所的转移,在女性人物探索情感的历程上有何具体意义?第二,小说描写女主人公离家以后的命运发展,怎样对鲁迅所提出、“五四”文学反复讨论的两种结局模式——“回家”或者“堕落”,进行新的探讨和诠释?第三,小说如何展现三位不同年代的上海作家对香港的想象?他们又如何通过“论述”香港,反身定义自己(上海)的位置?这里牵涉的不仅是文学研究中地域文化形象的问题。我们更需要进一步探究,作者为何要凭借另一个都市的文化压力,去讲述自己的“上海故事”。

语体语法及其文学功能

本文根据以前的研究成果,讨论语体语法和语体功能。文章认为,语体指实现人们在直接交际中最原始最基本属性的、用语言来表达或确定彼此之间关系和距离的一种语言机制。据此,正式与非正式、典雅与通俗这两对彼此对立而又相互依赖的范畴,可以看作语体机制的基本结构。而文体(或文类)则是语体中不同要素组合和搭配的结果。文章进而从古今中外的实例中证明语体的语法属性,指出:不同的语体([±正式]和[±典雅])有不同的语法(亦即语音、词汇、句法等不同法则),不同的语法反映了不同语体(不同对象、场合、内容等)的需要。最后文章讨论语体两极对立要素的配制比例,认为:语体要素的不同配置不仅是文体产生的机制,同时还具有文化与文学的多种功能。

1985年《上海文学》的文学评论

《上海文学》是中国大陆新时期的重要文艺刊物之一,其特点正在于文艺创作和文学评论的双向发展。1985年被评论者称为"方法年",强调"理论方法热"的现象。此时《上海文学》正经历杂志本身的"改革"时期,文学杂志的经营模式以及编辑方向都有明显的转变。1985年《上海文学》发表的文学评论,不仅展现了特定历史处境之下欧美文艺理论移植中国的复杂过程、理论对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还揭示了评论者和编辑如何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重新定义了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位置及功能。

“两代人”的知识和感情系谱——李欧梵谈《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一、“南渡”或“北归”:知识分子的抉择,张历君(以下简称“张”):老师似乎对令尊令堂这一代人的历史角色一直很关注。您的第一本书《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2也注明献给您父母和他们那一代人。此中或含有深意?您似乎视他们为五四浪漫精神的“接班人”?

香港地区的《史记》研究(1949-2019)

司马迁《史记》自成书以后,流播未广,在宋代以前其研究状况皆不及《汉书》。自赵宋以后,撰史求通史之风,加之以古文运动之勃兴,《史记》渐见重要。明清以降,研治《史记》者代不乏人,至近世犹然。香港地处中国边隅,自20世纪以来,专上院校教师即成《史记》研究之主力。国学研究在南来学者推动之下,成为传统与西方学术思维结合的一支新势力。香港地区之《史记》研究大多着重经典之重读,以及利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审视过去学者的解读。另一方面,学术研究特重薪火相传,香港地区的专上院校过去多有开设《史记》科目,并以此培养《史记》研究的人才。因此,就香港地区的学位论文题目所见,包括本科、硕士、博士论文等,多涉及《史记》。

陆胤:《國文的創生:清季文學教育與知識衍變》

書名:《國文的創生:清季文學教育與知識衍變》作者:陆胤出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日期:2022年6月頁數:544頁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海内外中國人文學術最重要的變化之一,莫過於對歷史決定論的反思與揚棄。在史學領域,無論是革命史觀、現代化史觀,還是民族國家史觀,都遭遇研究者不斷的質疑。“倒放電影”的研究模式雖然不可能消失殆盡,但早已不再不言自明。

從“妄論國事”到“好意苦言”:《觀光紀游》在近現代中國的接受、評價及影響

一引言岡千仞(1833—1914)是活躍於日本幕末明治時期的漢學者,1884至1885年曾踏訪禹域,撰有《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與《觀光游草》記録沿途觀感。他在書中反復指斥拘儒陋生矇於外勢,並提出改革措施,尤以仿效歐美爲主,包括變風俗、廢科舉、建學舍、興實學等,是其長期關注西學的結果①。

韓少功對“文學尋根”的重探——以2006年新版《爸爸爸》爲論述中心

中國大陸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學尋根'理念的倡導者韓少功於2006年重寫其'尋根'經典小說《爸爸爸》,同期發表一系列重探'尋根'的文章,爲有關'尋根'的討論帶來新的衝擊。本文首先整理韓少功修訂《爸爸爸》的背景,指出作家通過是次修訂,具體回應評論者二十年來側重於《爸爸爸》的批判性的解讀方向。本文亦指出是次修訂的準則並非純如作者解釋,旨在恢復原貌、解釋用語和修補缺失,更有重新創作之意。本文其後通過對讀《爸爸爸》的新舊版本,指出作家通過強化小說内部各種思維的角力,強調'尋根'問題的複雜性,肯定《爸爸爸》於批判以外的意義。本文亦配合韓少功2000年以後重探'文學尋根'理念的文章,說明韓少功在其重探'尋根'的過程中,其焦點漸漸由強調以中國'先鋒派'作家作參照,轉移至強調知青下鄉與'尋根'的關係。韓少功通過重探'尋根'肯定其'進步的回退'文學理念,爲'尋根'賦予新的意義。本文由此說明韓氏先後標榜'先鋒'和'回退'兩種看似截然不同的姿態,事實上呈現了作家在現代主義文學與左翼文藝之間的協商。

说古书中“夷”的一种特殊用法

古书中“夷”的用法很多,大多数都比较明确,较为复杂的是所谓“发声”的“夷”(郑玄说)或“语助”的“夷”(王引之说)。近年清华简等材料中也出现了少数难以理解的“夷”,有的学者就沿用“发声”或“语助”的成说来说明其用法。对此加以重新检讨,并结合于鬯《香草续校书》对相关用例的理解,补充上博简相关通假用例,可知这些所谓“发声”或“语助”用法的“夷”都应当读为“逮”,表示“及”的意思。这样,《周礼》《孟子》以及清华简当中相关用例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

一大文章抄天下——张旭编著《余光中先生年谱》序

半个“赫九力士大业”“您这部年谱至少称得上半个‘赫九力士大业’!”这是2023年2月23日我致函张旭教授中的一句话。当天我收到张教授传来的近五百页《余光中年谱(征求意见稿)》,用“怀素带草读法”浏览了一遍,立刻致函驰贺:“……余光中先生称梁实秋先生翻译莎翁全集为‘赫九力士大业’(Herculean Task),您这部年谱至少称得上半个‘赫九力士大业’了!”跟着写道:“从简介和微信朋友圈等知道您工作多方,成果累累媲美秋日葡萄园;您的魄力、精力和事业热力,真好比初升之旭日。谨致敬意!”

《校勘学方法论》所见胡适校勘学思想平议——兼论其对王念孙理校成果的批评

胡适是近代中国的学术巨擘,对清代学术的研究可谓继梁启超以后的第一人,他在1930年代撰作的《校勘学方法论》中对王念孙的理校成果持批评的态度,而此文原稿现藏台湾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通过比对草稿与定稿所见删乙改订之迹,配合胡适手稿、书信、日记等材料,尝试考见胡适校勘学思想的学术脉络与嬗变之端倪,并以中西校勘学比较为参照,辅以近世出土文献材料与王念孙理校成果的比对,评骘胡适校勘“重对校,轻理校”思想之得失。

主持人语

子部之书,陈说了九流十家之学术思想,前人学者分析已详。然而,不同时代的人,关注子书之重心亦各有所异。因此,重新阅读子书,并从不同角度重新探讨旧籍,除了赋予子书生命力以外,更为子书的研究带来了新视野。本期三篇有关传统子书的研究,便从三种不同的角度重新诠释了三部周秦两汉的子书。

论《群书治要》所引《说苑》之校勘功能及其“治要”意义

刘向编撰《说苑》,目的在于言政事得失,并以旧事为戒。全书有二十篇,首两篇分别题为“君道”与“臣术”,则全书乃与治国相关明矣。卢文弨《新校〈说苑〉序》:“此书之言治术略备矣,人主得此亦足以为治矣。”其书主题与唐人魏征等所编《群书治要》之昭德治国,盖亦有所相合。《说苑》全书可分845章,《治要》援引其中38章,占全书4.5%。文章以《群书治要》引用《说苑》为主题,先从文献学讨论如何利用诸本《治要》校勘今本《说苑》,复就《治要》援引之文分析其选录《说苑》之原委,讨论《治要》摘取《说苑》篇章与“治要”之关系。

《说林上》篇义及其双寓言说理结构初探

《韩非子·说林上》由多则寓言组成,故事取材范围相当广阔,学界对其内容性质、于全书意义一直存在争议。文章认为《说林上》的内容有明确的主题,其寓言依主题分类列出,形成有层次的寓言群,与《内外储说》的编排方式接近。此外,本篇经常合二事以表一义,这种说理结构与韩非爱用对句的特点正相对应。可见《说林上》内容自有其逻辑思路,并非毫无条理、随意堆砌而成的篇章。

论《诗经》作者所属地域与《方言》之关系——以戴震《方言疏证》为考察之重心

《诗》三百零五篇,不成于一时一地一人。《风》按地区划分,包括周南、召南、风、风、卫风、王风、郑风、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风、陈风和曹风,合共一百六十篇,又称“十五国风”。《国风》带有浓烈的地方色彩,故有民歌、民谣之说,学者虽不尽赞同,然而《国风》带有地方特色的一点,实可深入讨论。西汉末年,扬雄撰有《方言》,其全名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輶轩使者辗转各地,收集不同地方相异的语言。清代戴震《方言疏证》以逐条疏证的方式,勾勒经典文献解释与《方言》相合者,作为佐证。其中《方言》条目有与《诗经》释义相近者,或可视为原本《方言》收集词汇的依据。论文以《方言》所载与《国风》释义相比较,辅之以戴震《方言疏证》和钱绎《方言笺疏》,以见《方言》释义之出处。其次,比较《国风》与《方言》字词之载录,讨论诗文的地方色彩。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鬼神书写动机重探

《阅微草堂笔记》是清代纪昀晚年创作的小说,书中主要以志怪见闻为创作对象。《阅微草堂笔记》鬼神书写有三种动机:一是接受和转化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与清代《聊斋志异》消遣娱乐的功能,在情节铺排上显得更为直接,纯粹游心寓目,而非主题先行;二是以鬼神世界呈现与人间无异的逻辑,包含一些道德思想,带出劝善惩恶的目的;三是借鬼神“异物”之体来抒发个人的学术见解。可见纪昀创作动机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更倾向于复杂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