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行政改革何以持续——广东顺德个案探析和启示

对于中国地方政府改革,"执行差距"和"孤岛现象"是困扰改革者的两个主要困境。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近年大部制行政改革持续深入发展,并没有陷入上述两个困境。其原因在于政治权力的支持和改革主体的自主性相互配合,共同促进了改革的深入发展。透过剖析顺德政府持续改革这个案例,可展示今后如何改善中国改革执行效率的方向。

香港公务员体制的主要特色与改革

一、香港公务员体制的传统特色香港的公务员体制过去奉行英式的文官制度,其特色简要来说是:公开考试,择优录取,职务常任,论功绩定升迁,不涉党派政治.以上其实乃西方国家文官制度的传统典范.由于以往港英政府属殖民地政权,实行官僚管治,是典型的“行政国”(Administrative State)体制,由一群视为通才的政务官主导政府决策和施政,故在高级公务员层次不存在真正的文官政治中立.这也就是所谓“行政主导”的含意.

新加坡和香港住宅物管市场最新情报

新加坡和香港作为亚洲经济发达城市．住宅都具有高密、高层的特点．对物业管理的专业技术要求特别高。同时．整个城市中公共住宅都占了很大比重．对私营物业管理的需求经历了逐步发展的过程。香港和新加坡物业管理市场的需求量、质量和发展趋势值得注意．以作为国内大中城市物业市场发展的借鉴。

儒家反思平衡:为什么原则主义理论对于中国生命伦理学具有误导性

1儒家生命伦理学与原则主义生命伦理学的分歧根源 比彻姆（Tom Beauehamp）和丘卓斯（James Childress）（1979）的原则主义理论建构了北美和西欧生命伦理学的主流观点，但中国文化却存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解决生命伦理学问题的进路。中国文化的这一进路可以表征为儒家生命伦理学。其根源在于儒家对生命德性的理解，

中国环境信息的主动发布与被动公开——两个环境信息公开试点项目的比较研究

2007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但一份由公共与环境研究所(IPE)与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共同发布的污染信息透明指数(PITI)显示,中国113座城市2008年环境信息公开的执行情况堪忧。本文运用比较案例研究的方法,结合文化之根和对话网络的分析框架,对世界银行于1999年—2000年在江苏省镇江市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环境信息公开的试点项目进行剖析。研究发现,当环境信息公开项目自上而下推进时,领导者对其的承诺、认知和投入资源的多少决定了项目是否成功;但信息未能成功发布也不会引起公众关注。现今,非政府环境组织积极介入,则会产生自下而上的压力,将会有效推动建立关于环境的社会对话网络。公众从而得到赋权,可以主动搜寻并利用环境信息,有效参与决策过程和寻求污染损失赔偿。

跨越零和:思考当代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

省政府在中国政治体制内拥有多大的权力 ,该权力的性质又是什么 ?该问题贯穿了海外研究当代中国中央与省政府关系的文献。为了理解这种权力关系 ,考察重心通常放在省级领导人的角色 ,以及政治体制的性质。本文认为 ,现有文献大体上都未能解释清楚以下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现象何以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共存 :即一方面中央和省政府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 ,很多时候中央与地方会互相适应及让步 ;另一方面 ,每当中央偶尔实施强制性管理 ,中央政府又展示出至高无上的权力。出现中央时强时弱这高度不确定的结论 ,是由于文献中的分析往往未能恰切地解释权力这概念 ,其中核心问题是

问责审计与腐败治理

审计是建立财政监督问责机制的必然要素甚至是前提条件。审计问责进而有助于政府的财政管理和廉政建设。然而,尽管审计对于问责有本质的、必然的意义,这种必然性本身并不能构成问责制。"问责"所依赖的是公正的原则、可行的目标、合理的体制和有效的程序之结合。

中国的环境监管与治理——理念、承诺、能力和赋权

环境治理指地方、国家、地区和全球的政府、公民社会组织、跨国机构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制度去应对人类面临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本文以理念、承诺、能力、赋权为线索,首先分析自由市场面对环境问题之无力并阐述政府干预背后的理念及干预到何种程度的实证分析方法。其次介绍了三大类环境治理的政策工具:直接监管、激励机制、自我监管,并指出各自的优势及局限性。然后,聚焦中国,报告政府建立环境监管体系和制定环保政策而做出的纸面上的承诺,探讨地方政府开展环保工作的能力,并考察公众的环保意识和环境行为以及环境决策对公众参与逐渐开放并赋权的制度变迁。最后,本文指出了未来环境监管与治理的研究和实践可以探索哪些问题。

透视政府制度建设:顺德农村税费改革

顺德在税费改革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中西部地区所面对的困难。本文指出这是因为顺德早于20世纪90年代初,便开展了综合政府改革,为税费改革的推行提供了制度保障。与此同时,税费改革的推进,又进一步促使顺德政府改革的继续完善,加速了顺德由经营性政府蜕变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文章提出,顺德不同制度变革之间相互促进的过程,对全国目前正在展开的政府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农村基层干部对乡镇改革的歧见及其原因——基于皖、鄂、渝乡镇改革调查数据的分析

农村基层干部对于乡镇改革等问题的看法不完全相同,有些意见甚至两极分化,说明他们并非"铁板一块"。其歧见主要源于他们所处的结构位置不同。处在不同结构位置的人对一些改革具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并不表示他们在理念上单纯存有所谓的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的分野。反对改革者,往往是因为这项改革损害了他们所处结构位置的利益;赞成改革者,是因为这项改革没有损害甚至增进了他们所处结构位置的利益。年龄或许是影响人们理念的一个因子,但未必是一个决定性因子,关键还是要看他(她)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结构位置之中。

“以人为本”不是“以政为本”——《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的儒家意见

试从儒家的观点出发评价《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论证其建议没有真正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具体说来,其建议未能贯彻"藏富于民"的精神,没有实行"家庭决策"的方式,未能充分致力于建设一个人性化的公立医院制度和医疗保健市场。

如何建立生命伦理学普适规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命伦理学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述评

文章概述了对由IBC负责起草的“生命伦理学普适规范宣言”的不同的宗教和道德观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命伦理学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法国巴黎 ,2 0 0 4年 8月 2 3 -2 4日 )上 ,由分别来自佛教、儒家、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天主教的代表发表了这些观点。文章评述了这个生命伦理学宣言产生的过程 ,其对世界上截然不同、不同通约的宗教和道德观点必定是敏感的。文章主张 ,具有不同道德传统的生命伦理学家 ,而不是生物医学科学家 。

广东顺德农村税费改革及其效应:乡镇财政制度变迁

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进,其意义已超出了狭义的方案内容,改革的成功在于其配套改革的落实。广东顺德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验证了这一事实。本文考察了顺德农村税费改革进程,探讨了改革顺利进行的原因,揭示了农村税费改革的经济效应:促进乡镇财政制度的变迁。

参与式决策、可持续发展和创造幸福生活的不丹经验

可持续发展和幸福生活最终由实践成就。不丹治理的最大成功在于实现了治国方略与民众个人对幸福生活的愿景和期待的有机结合:尊重不丹人的传统价值观和传统文化中对幸福生活和可持续发展的态度、确立和实践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规范、并以参与式决策令民众对个人意见和行为会对发展决策产生实际影响建立稳定的预期。公众参与发展决策和建设的制度安排给予政府和公众双方相互传递信息、表达偏好和诉求、互动并相互影响的机会,更有利于就有争议的问题达成共识、传承不丹的传统文化和主流价值观,或者在民众支持的前提下求新求变。因此,不丹激励和保护个人环境友好行为和追求幸福生活的努力,更系统性地将其转化为国家的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的传承和持续进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国民幸福的生活。

公务人员调薪执行:困境及启示

从中西方的经验看,公务员工资支出是政府日常开支中的最大项目之一。因此,公务员工资管理也是财政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着减少政府开支、改善公共服务的压力。"政府再造"成了政府追求的共同目标(Hood,1991;Osborne&Gaebler,1992)。

医疗腐败的市场根源:儒家思想的角度

中国的医疗腐败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场化过程中,一些不恰当的政策导致了医疗服务腐败的现象。核心就是忽视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维护和改善医患关系的积极作用。应当重视儒家道德思想,并在此基础上重塑医学伦理。

交通方式可达性差距——衡量交通可持续发展的指数

交通因其消耗大量能源而在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规划交通可持续发展,有必要提出能够评估和衡量交通可持续发展的指数。利用可达性概念和地理信息系统提出交通方式可达性差距指数。该指数由人口数量、就业岗位数、商店数以及学校数等决定,根据公共交通方式和私人交通方式间可达性指数差异计算。就能源效率而言,公共交通方式比私人交通方式更能实现可持续。可达性差距指数越高意味着可持续能力越强。通过比较香港1991年和1996年的可达性差距指数,来检验交通发展的可持续性是否有所提升。最后,讨论了如何运用可达性差距指数来检验土地利用以及交通发展政策和方案,以便确定更可持续的政策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