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综述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围绕着近代中国社会转型问题,史学界主要就社会转型的概念、起始时间、动因和阻力以及社会转型特征和实质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从社会的各个角度如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文化等一系列变迁来观察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综合这种考察有助于全景式地发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所经历的各种问题,为近代中国社会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新时期学校社会工作开展的必要性研究——与学校心理咨询相比较

经济社会的剧烈变化使学校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原有的学生工作和学校心理咨询工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功用,但也暴露了诸多弊端。对我国而言,学校社会工作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且由于其在工作性质、工作原则及某些工作方法上与学校心理咨询存在相似性,因而使其在学校领域的介入和发展受到一定的质疑。全文以新时期学生发展的需求为基础,以与学校心理咨询相比较为重点,总结出学校社会工作的特质,从而论证了新时期开展学校社会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高师历史教学论课程改革初探

《历史教学论》是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研究中学历史教学问题的一门具有专业特点的应用性理论学科。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发展,创造反应课堂实质、能够指导课堂教学改革实践的学科教学理论,并使师范生认识新课程,实验新课程已凸现为历史教学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美国同性恋的历史考察

作为一种性倾向和性追求,同性恋现象可谓历史悠久。但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决定了它不同的生存空间。在农业社会,同性恋是反社会的,因而受到社会的整体排斥和无情打压。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工业社会和城市化的形成以及社会物质财富的空前丰裕,为同性恋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环境,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掀起的自由民权运动、性解放运动和种种反传统的社会造反运动,终于使同性恋者能够走上社会的前台,进而谋求法律的保护。

大历史视野中的国民政府基层政权建设——以浙江省为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层政权建设是国家对基层政治进行改革,在基层确立国家权力,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渗透与控制的重要手段。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解读这一过程,它是基层政权现代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制度与实践的背离是国民政府基层政权建设的最为重要的特征,客观环境、自身原因及历史传统等深层次因素导致了国民政府在基层的最终失败。

明代进士登科录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明代进士登科录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及明史的重要资料,对明代的政治活动、民间生活以及文学作品等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近代来华传教士关注中国社会风俗原因初探

近代来华传教士曾经对中国社会风俗给予了热切关注,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又有迫切的现实因素,然而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基督教的传播。

十六国北朝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权力渗透——以乡村行政组织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乡里坞壁、宗主督护、三长制这三种乡村行政组织的演进,十六国北朝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权力渗透不断得到加强。从三长制本身的发展历史看,三长享受的待遇在不断下降,而其责任则在不断加重,这也反映了国家与乡村强宗大族之间的力量变化。

论吴佩孚衡阳撤防的社会影响

1918—1920年间湖南前线的直军撤防,对当时的南北政局及北方派系关系的演变均产生了广泛深远影响,它不仅成为直皖关系、南北关系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切合了民意与民族利益,客观上对当时我国的政治和外交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放任与干预: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声与变调

在近现代中国,对市场经济的排斥及对经济自由的忽略,经济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言说中的普遍缺席,成为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重要特色。晚清的严复、梁启超等人曾表达过反对政府干预、要求放任自由、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主张;但到了民国时期,在经济上却倾向于与自由经济对立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社会主义。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从最初鼓吹自由竞争、放任主义,到后来转向倡导与经济自由主义大异其趣、大相径庭的统制经济、社会主义,这种从"发声"到"变调"的历程,既是受外部环境影响所致,也与中国社会文化、中国思想界乃至自由主义者内部的情况有关。

汉代儒家的民族观——以贾谊、董仲舒、何休为中心

贾谊民族思想最突出的一点,是强烈的"尊王攘夷"意识。他提出的"三表"、"五饵"之术,是儒家传统的"修文德"、"来远人"、"怀柔"四夷的民族思想的应用,但其中也参杂了法家"术"的成分;董仲舒继承了汉初以来的"和亲"思想,并从大一统思想出发,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主张,但这并不等于各民族完全平等,华夷仍有亲疏贵贱之分,这是与他的阴阳五行说相辅相成的;何休主张的"夷狄进至于爵",其前提实际上就是"用夏变夷"。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类型及演变格局

近代自由主义有不同类型:从学理渊源的角度,可区分为西化自由主义与本土自由主义;从问题领域的角度,可区分为政治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从问政方式的角度,把对"直接参政"感兴趣的行动型自由主义分为认可、容忍、融入现政府的介入型与同样热衷于"直接参政"但与当局互别苗头、另组政党、另走"第三条道路"的组党型,把拒绝"直接参政"的观念型自由主义者分为热衷于舆论干政、办报议政的议政型与"参透"政治因而与政治保持距离的疏离型四类。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主体是西化自由主义,西化自由主义内部则有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演进过程;但也有思想家相对来说更关注从本土的思想资源中挖掘类似于西方近代自由思想的元素。中国近代自由主义主要发生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经济自由主义较为薄弱。从问政方式的角度,以胡适为代表的民间议政型自由主义与民主党派领导人的组党型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略论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

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经历了初期的传统"东夷"论、"蕞尔岛夷"论,到明治维新后视其为学习的典范,再到随着日本侵华加深对日本的排拒与反感剧增三个阶段。

三份宣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典型文本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与《甲申文化宣言》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发展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三份宣言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典型文本体现了其相近的文化主张: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民族文化危机感;以文化的多元性抗衡西方启蒙理性的普适性;能以比较开阔的胸襟、比较开放的心智面对西学;在人类未来文化构建上倾向于人类文化多元共存的生态与中国文化救西论等。其文化主张的前后调整也折射到三份宣言上:民族文化自信心、自豪感不断增强;对异质文明从被动的防范到主动的开放的态势;政治与文化场域互动体现了政治驱动型、游离超脱型、文化建言型三种不同模式。

先秦儒家的民族观

先秦儒家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两个方面。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张,是“华夷之辨”思想的具体反映,它具有以华夏为中心甚至歧视夷狄民族的色彩,同时又具有反对外来干涉、侵扰的性质。孟子对儒家民族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的概念。而《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尊王攘夷”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反映了公羊派的民族观以及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儒学观

西方传教士认识到要成功地推进基督教的传播,必须理解、尊重与适应中国文化,对基督教作出适应儒学、适应中国文化的必要的变通与调适,故提出了“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并从调和、会通基儒关系的角度对儒学进行诠释。传教士的儒学观作为一种来自异域文化的比较审视,对于我们体认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历史价值具有借鉴意义。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

在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等科举文献中,皆存在程度不等的官年现象。嘉靖以后,这一现象逐渐变得普遍且近乎公开化,虚报年龄者越来越多,虚报的年岁越来越大,至明末而流于糜烂。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继承了历史上的官年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嘉靖以后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科道官限年制度的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