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平台提供者刑事责任的认定规则与学理支持——评《网络平台提供者刑事责任研究》

网络平台是信息技术与社会生活结合的标志性产物。在网络平台与社会生活密切结合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其中就包括违法犯罪行为向网络平台转移的情况。尽管确实存在为了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而设立网络平台的可能性,但这种情形在现实中并不常见。网络平台刑事责任的考量更多出现在用户利用平台服务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形中,例如在购物平台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违禁品或者在社交网络发布诽谤言论、煽动性言论等违法信息。

我国刑法中驱逐出境的性质与适用

就我国《刑法》第35条驱逐出境的性质而言,学界存在刑罚说与保安处分说之争。《刑法》第35条之所以独立于该法第33条和34条,是因其具有仅对外国犯罪人适用的特殊性。在量刑时,是否对外国人科处驱逐出境的依据是其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而非其外籍身份。驱逐出境在目的上虽具有保安处分的色彩,但更具有刑罚的报应和一般预防目的。而且,从我国刑事立法的历史和司法实践来看,《刑法》第35条驱逐出境的性质应认定为刑罚。在司法实践中,对外国人的认定,应以其入境身份为准。如果同时拥有我国国籍和他国国籍,则须引入主要国籍国判断标准。对所犯罪行威胁到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外国犯罪人,应当驱逐出境。对判处无期徒刑或死缓的外国犯罪人,应当附加驱逐出境。外国人被驱逐出境后不准入境期限应由公安机关在执行中予以确定。

再论强化中国刑法学研究的主体性

中国刑法学研究应当增强自己的主体性已经越来越成为当下中国刑法学界的共识。强化中国刑法学研究的主体性,应当以本国的刑法规定为逻辑起点,紧密结合本国的司法实践,充分发挥判例等对提升中国刑法学研究水平的作用。在比较法研究中要以“知他而知己”为目的,在引进域外刑法知识时,既要注意动态把握域外刑法理论的流变,又要准确判断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同时还要防止断章取义,并把域外刑法知识自觉融入中国刑法学的话语体系之中。在方法论上,中国刑法学研究应兼收并蓄,重视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和研究视野的开阔性,并由过于强调学派之争走向折中和统一。此外,中国刑法学者还亟须补齐短板,在着力挖掘和充分利用本国历史中的传统资源、实现其现代转型方面做大量基础性的且极具难度的工作。主体性意识的强化必将激活中国刑法学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君子和而不同”的良好氛围下,更好地推进中国刑法正义的实现,展示中国刑法学的国际形象和应有品格。

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刑法认定

为网络犯罪提供帮助行为的认定,常在上游网络犯罪的共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下游帮助犯罪三类认定方案之间产生争议。解决争议的关键在于厘清各认定方案之间的关系,而这离不开对上游网络犯罪行为与下游帮助行为的关注。成立上游网络犯罪的共犯,意在对下游帮助行为进行依附性评价,要求上游网络犯罪者与下游帮助行为人要有意思联络;选择下游帮助犯罪所犯罪名来认定,旨在独立性评价下游帮助行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则突破了共犯帮助的范围,上游网络犯罪者与下游帮助行为人有无意思联络并非是认定的关键,只有下游帮助行为侵害了阻挡层法益的同时对背后层法益至少产生抽象危险的,才能考虑该罪,至于与上游网络犯罪的共犯发生竞合的,则按想象竞合择一重罪处理。基于此,在实务案件中分别去把握下游帮助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和主观意思时,就能实现对为网络犯罪提供帮助行为的清晰认定。

刘仁文:法学的发展,需要人文精神

认识法学家刘仁文先生有很多年了,当时我正在一家报纸编副刊,时常跟刘仁文先生约稿。他像一位老到的民国笔杆子,既给评论版写评论,也给副刊版写随笔,笔锋变化多端,常有惊人之语。我在报社服务七八年后离开,之后和刘仁文先生就少有联系了。

刑事案件并案处理的检视与完善

并案处理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特殊运行程序。合理的并案处理不仅有存在的必要,而且在更好地发现事实真相、保障量刑一致性和节约司法资源等方面均具有积极的价值。我国当前的并案处理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过于强调公权力的主导致使被追诉人的权利受到影响,“无上限”的并案反而加重司法负担和影响办案质量,借并案之机不当延长办案期限与羁押期限,套用普通程序的并案处理机制限制了程序分流与权利处分。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未来的并案处理应更加注重对被追诉人权利的保障,探索对巨型案件的合理分案,加强对并案处理办案期限与羁押期限的约束,畅通并案后被追诉人对程序分流和权利处分的渠道。

如切如磋 亦师亦友 陈泽宪教授七秩华诞祝贺

陈泽宪教授学术视野宽阔,理论功底深厚,他对刑事法治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从理论层面看,他的研究不仅涉及刑法基础理论、经济刑法、单位犯罪、毒品犯罪等,还涉及刑事诉讼法、国际刑法等诸多领域,并在削减死刑、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等许多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决策影响力。

改善营商环境需要更多司法配套制度——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仁文

要避免民营企业家陷入过度的刑事风险,避免抓一个企业家就垮掉一家企业,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对于这类非暴力犯罪应当在人被抓之后通过提供保证人或保证金的方式实现取保候审。产权保护自2016年年底以来频繁进入公众视野,从官方到民间在2018年下半年和今年两会上更是成了主流的声音。

非法集资犯罪适用法律疑难问题探析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结构关键是把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三个关键词的内涵。对于吸收公众存款用于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一般要从宽处理。行为人非法集资后,没有将资金用于可以回报投资者的经营活动,而是肆意挥霍、携款潜逃、逃避返还的,可以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集资诈骗罪在行为方式上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重合的,故可参照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行为方式的阐释来认定集资诈骗罪的行为方式。

行贿犯罪的刑法规制与完善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受贿、轻行贿"现象,要纠正这一错误倾向,应当取消特别自首制度,明确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在立案过程中的平等地位。要实现刑法对行贿犯罪的有效规制,还需完善行贿犯罪的构成要件,将贿赂犯罪中的"财物"改为"不正当好处",将行贿犯罪中的"给予"改为"提议给予、许诺给予、实际给予";完善行贿犯罪的刑罚配置,为行贿犯罪全面配置罚金刑,并完善行贿犯罪的资格刑,对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实施同等处罚。与此同时,行贿犯罪的罪名体系也应作出适当调整。

X射线工作人员健康状况分析

目的了解医用X射线对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影响。方法对143名X射线工作人员及150名对照进行临床检查及血常规检测。结果143名X线放射工作人员的自觉症状以神经衰弱征候群为主,有随放射工龄的增长而自觉症状明显增多趋势(P<0.01);放射工作人员指甲改变与口腔溃疡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但与放射工龄无显著性相关(P>0.05);白细胞计数(P<0.01)及血红蛋白的含量(P<0.05)显著低于对照组,且其白细胞计数与放射工龄呈显著负相关(r=-0.40,P=0.00)。结论长期小剂量的X线辐射可影响放射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做好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监护至关重要。

中国城市更新中的空间盲区治理

随着中国城市更新的深入,在城市空间中滋生了不少犯罪空间盲区。如何科学认识与有效治理空间盲区成为当前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重要议题,而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犯罪地图能为空间盲区研究提供适宜的工具。犯罪地图能够精准探测及分析城市空间中的犯罪热点,并把握空间盲区的基本特征,从而使针对热点的空间盲区治理成为可能。具体来说,这种空间盲区治理包括将犯罪预防理念纳入城市规划、改造热点空间、引导社区多元主体参与热点治理、在细节上完善环境设计预防犯罪方案等举措。

敌人刑法:一个初步的清理

雅科布斯的"敌人刑法"理论,其基本主张站不住脚,是一种充满歧义和危险的理论,我们应当对它说"不"。不管"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一切按照法律办,构成什么罪就是什么罪,该判什么刑就判什么刑。

论我国资本刑法的完善

我国目前的资本刑法立法仍受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影响,偏重对笼统经济秩序的保护,犯罪圈过大,自由刑过重,且立法过于模糊,公众的认同度低。完善资本刑法,一方面,要秉持审慎犯罪化的态度;另一方面,要对某些资本犯罪作除罪化、轻刑化处理,改变资本刑法笼统保护经济秩序的做法,在有其他调控方法可供选择的前提下尽量避免轻易入刑。此外,还要改进刑罚配置,必要时用罚金刑和资格刑来取代自由刑,并在资本刑法领域推动真正的附属刑法立法。

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概念的立法演变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概念在过去的30多年中,总体经历了一个由扩张到收缩、又由收缩到扩张的演变,这种演变与国家的经济形态由单纯的公有制转向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社会大背景是相联系的。同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立法界定之难与司法适用中的困惑,还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人事制度以及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有关。总的来看,目前在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上采"公务论"比"身份论"更具合理性,但对"公务"的理解不能过于宽泛。

立体刑法学:回顾与展望

追溯了"立体刑法学"的由来及其10余年来在学界关注下的发展历程,阐释了"立体刑法学"的生命力在于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刑法发展的时代要求,也反映了刑法运行的实际状况,有利于向世界发出中国刑法学界的声音;指出了"立体刑法学"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课题并进行具体分析,进而提出"立体刑法学"今后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即突出刑法的主体地位、区分实然和应然、关注刑事政策在"立体刑法学"体系中的地位归属,逐步实现"立体刑法学"的阶段性目标和远期目标。

论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

政策在古代汉语、英语中,各有解释。国外学者也有不同的定义。学者对刑事政策所下定义各不相同。对其进行初步整合与重新定义。

关于刑法溯及力的两个问题

我国刑法应支持建立溯及力可及于已生效判决的制度,即对"新法认为无罪且刑罚未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已经作出生效裁判,仍然应当予以释放,不再执行;对由"罪重变为罪轻"的案件,只要还处在原判刑罚的执行过程中,也应允许依照新法予以改判。此外,刑罚溯及力中的"从轻"应理解为"最有利被告",当不同的有利被告人的情形分别出现于新旧刑法中时,应可以分别适用新旧刑法的有关规定,在行为时法和裁判时法之间存在中间法时,如中间法最轻,应适用中间法。

构建我国立体刑法学的思考

随着学科分工越来越细,学科间日渐形成壁垒,我国刑法学亦不例外,形成了一个看不见但实际存在的"围城",对外来"入侵者"有意无意地加以排斥,而"围城"里的同行也逐渐习惯了自己圈内的思维方式和视野,不轻易地对外张望,以致于目前刑法学研究"碎片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我国刑法学研究面临的危机急切呼唤"立体刑法学"的诞生。刑法学研究要关注和协调与宪法、犯罪学、行刑学、刑事诉讼法、其他部门法、国际公约以及治安处罚和劳动教养的关系;同时,对内加强对刑法的解释,对外要重视刑法的运作。它既涉及刑法学研究的方法革命,也涉及刑法学研究的内容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