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国家荣誉制度的法治逻辑与价值意蕴

国家荣誉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制度,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荣誉制度是在社会发展历程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制度安排,不仅是表达国家意志的重要手段,也是引导和激励社会成员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法,更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因而国家荣誉制度具有政治性、权威性、规范性、引导性等重要特征。现代社会中的国家荣誉制度是一个多层次、宽领域的制度规范体系,其以法治为基础,通过特定的生成逻辑和所体现的价值意蕴实现了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和国家认同的建构。推进国家荣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使其更加符合国情和实践需要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围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重要部署安排,国家荣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需要坚持宪法精神,以构建国家荣誉制度法律体系为重点,推进国家荣誉的评选、授予、管理的法治化,从而更好地发挥其精神引领和典型示范作用。

备案审查联合审查方式探究:从实践渊源和生成逻辑探索结构属性

联合审查,是《备案审查决定》新确立的第五类审查方式。借鉴其他职权行使中采行联合审查的实践素材,正好可回应已有四类审查方式的功能空缺,基于此实践渊源和生成逻辑,联合审查在整个审查方式体系中呈现出其结构属性:其实质在审查职权的联合,不同于作为工作机制的联合审查会议;其途径在关联审查对象,有限依托于人大主导;其功能特点在提高审查质效,目标重点在保障审查效力和实效,而核心关键在协同审查基准。这一方面为进一步论证建构联合审查的重点机制提供了规范原理基础,另一方面,诸如联合审查等“探索”型条款,引入了“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又一种重要的制度化路径,而且,在规范基础上建构规范机制、生成规范内涵,拓展了备案审查释义学的用武之地。

“五四宪法”对国家监督体系的奠基

“五四宪法”奠定了新中国国家监督体系的基本框架。“五四宪法”建立的国家监督体系以人大制度为基础,以行政监察和检察监督为重要方式,政协发挥着政治监督的功能。这一体系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丰富了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权力运行机制,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但是,这一体系存在着宪法实施不足、监督内涵缺失和党内监督弱化的问题。以“五四宪法”为参照,未来要坚持与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须着力实现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的贯通融合,国家监督体系内部的协调衔接,民主制度和程序的完善便捷,公民基本权利的充分保障。

从产假到育儿假:生育假制度的革新路径与法律续造

生育假制度随生育政策变迁多呈现互动式、渐进式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由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生育假制度革新应与生育政策同频共振。当前,生育假制度由职工福利向法定权利过渡,其革新历程更侧重于生育假类型的扩容,忽视了生育假制度规范零散、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失衡、保障范围局限等问题。为回应我国“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态势,构建有效提高公民生育意愿的生育假制度体系,须在保障公民平等就业权、实现生育假成本共担机制的前提下,基于“基础-发展-未来”的层级逻辑展开生育假制度的法律续造。补足生育假制度革新短板,明确系统化制度构架、社会化成本分担机制及硬法软法协同化法治保障的具体措施,以期实现家庭及社会领域下生育权利与义务的平等,稳步提升国家总和生育率。

我国地方立法体制变迁及能力创新

国家治理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分层分级,省域是中国行政区划的顶层,是国家治理在地方的基本单元,市县治理和乡镇基层治理都是以省域为边界展开的。地方人大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双重角色,合理调整“地方性事务”是地方立法的宗旨,地方法治扩散的对象通常带有“先行先试”的试验性质,“地方法治扩散”来自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性驱动和外生性驱动。在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的体制变迁方面,经历了从全国人大为唯一行使立法权的立法体制,到推行设区的市的立法权的地方立法体制,再到《立法法》赋予地方立法机关“变通立法”和“先行性立法权”的不同发展阶段。立法能力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根本保证,立法协商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高质量立法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主要手段。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三个向度及其宪法展开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越性在于全过程,它强调人民民主的三个向度,并蕴含于我国现行宪法中。在马克思主义全面观的指引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全面拓展了人民民主的范围广度。我国现行宪法明确了最广泛、最真实的人民民主范围,全方位表达了人民民主的内涵,并确立了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人民民主形式。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观的指引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提升了人民民主的内容深度,保障了人民民主发挥正向作用。我国现行宪法贯彻辩证统一原则,平衡人民民主与多元宪法价值,促成其在不同条件下的统一,并运用公法衡量原则作了技术性权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指引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坚持完善中国式民主制度,推进落实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历史的必然,我国现行宪法变迁机制适时推进人民民主,为形成、发展和优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提供富有生命力的宪法基础。

在开端处研究开端——我国现行宪法历史探源初步

“八二宪法”作为我国现行宪法已实施超过四十周年,四十年意味着这部宪法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而现行状态则表明这部宪法自身并未成为历史,以四十年的历史作为时间的长河,返回宪法时间的开端处,构成了我们观察“八二宪法”整体秩序的一种重要方法。本文以彭真同志在宪法起草期间的一首诗作为论述的结构,依次论述了四个关于八二宪法开端的历史命题。其一,“八二宪法”的开端是一个三部曲的结构,由宪法修改草案的起草、草案的审议、通过和公布实施、与作为新宪法而实施的第一个五年组成;其二,返回开端,我们可以还原某种进行时的状态,观察甚至是“预判”现行宪法文本的形成过程,概括宪法起草者的“宪法观”及其文本理念,三方面分别是宪法是“纲要”,是“定型化”,文本变动限于“非常必要”。其三,作为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八二宪法”的诞生,发生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新时期的开端,它所要完成的是一场“大转变”,一场“讲法,要有宪法”的历史变革。其四,“稳定性”是宪法起草者在成文时的自觉追求,但“长期稳定”这个概念及其标准,却是内在于新宪法实施历程而形成的,“八二宪法”之所以做到了长期的稳定,就本文论述所及,主要归功于宪法起草者“有所不为”的文本策略。

论备案审查中法院申请审查的条件和路径

202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规定了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发现法规、司法解释同宪法、法律相抵触或者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的,可以逐级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审查要求的制度,该规定激活了法院在备案审查中的角色,有必要进行细化。通过参考德国的具体审查和法国的合宪性问题移送制度,未来我国法院申请备案审查的条件包括:(1)该法规、司法解释属于案件的裁判依据;(2)法院怀疑其与宪法、法律相抵触或者存在合宪性、合法性的疑虑;(3)法院在提起申请前要经过本院审判委员会的同意;(4)法院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并附理由。法院申请备案审查的路径包括逐级上报和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两种,以此来更好地实现法院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中的作用。

论备案审查内容与标准的体系化

备案审查制度中的审查内容与审查标准应有不同侧重,前者重点统筹审查判断的开展范围和主要情形,包含了审查标准的运用,后者则更强调审查机关在落实各项审查内容时所采用的具体衡量尺度与方法,应对了审查内容的精细化。二者的内涵虽有明显差异,但又协同配合,共同构成审查判断的基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的出台,对我国备案审查中的审查内容与标准的体系化意义重大。合宪性、政治性、合法性、适当性四大审查的逐步完备标志着审查内容体系的初步形成,而比例原则的引入则对审查标准的体系化具有重要支撑作用。面向未来,审查内容体系的完善应重点关注内部逻辑和层次结构的融贯与自洽;审查标准的体系化则应在探索比例原则的全阶适用、三层强度划分以及类型化指引下的个案衡量中得到发展。

地方立法程序优化问题研究

地方立法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制定地方性法规,地方立法程序在地方法治建设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科学立法构成地方立法程序的合理性指导,民主立法构成地方立法程序的正当性来源,依法立法构成地方立法程序的合法性要求。地方立法程序一般由地方立法的一般程序、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程序、区域协同立法的程序和“快速立法”的程序等构成。地方立法程序优化的基本内涵包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立法,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地方立法,以行政问责方式纠错的地方性法规,以及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的地方性法规等。实现地方立法程序优化可以通过地方基层立法体系的结构性优化,实现地方行政规范的现代化,加强地方立法协商吸纳民意民智和加强党对地方立法的全方位领导等途径,深入推进地方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

行政规范性文件不适当备案审查标准之重述

行政规范性文件不适当备案审查标准源于《宪法》的规定,因此,它具有根本法的地位,直接约束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权。《立法法》《监督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地方立法之间对不适当审查标准进行具体化规定的内容不尽一致,影响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标准的统一性与实效性,对此,应当适时启动修法程序解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工作办法》《备案审查决定》从合宪性审查、政治性审查和明显不当三个方面发展了《宪法》规定的不适当备案审查标准,对不适当标准具有重述性意义,旨在满足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品质符合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的要求。

论我国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

长期以来,受观念、制度、程序等因素影响,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制度推进较为缓慢。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的背景下,落实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从学理上还是实践中对于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要依托法律草案合宪性说明制度,强化对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审查工作,还要根据我国宪法监督体制对法律实施阶段的合宪性审查设计科学、合理、可行的机制和程序,构建从事前到事后的全过程的合宪性审查环节,实现对法律是否合宪的有效监督。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有利于保障宪法权威和法治统一,推进宪法全面实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宪法原则的理论澄清、识别方式和运用模式

随着宪法权威的强化,“宪法基本原则”、“宪法原则”等概念在立法中逐渐普及,进而成为合宪性审查或者司法适用的依据。之所以宪法领域存在泛化使用原则的倾向,原因在于存在着原理论、地位论和解释论的不同认知视角。宪法原则和政策、价值虽然有相通之处,但其具有相对独立性。宪法原则是指具有公认的、普遍性的宪法观念,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在内涵上是稳定的,可以视其为一种独立的宪法解释依据。宪法原则可以通过显性和隐性两种方式进行识别,表现为宪法母原则与宪法子原则、宪法原则与部门法原则等不同原则类型,从而形成一张彼此影响制约的宪法原则网络。借鉴原则理论对原则与规则之间关系的结构认识,宪法原则的运用存在权衡方式、选择方式、协调方式和填补方式等四种模式。

宪法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强基赋能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宪法集中体现人民意志,坚持党的领导与“宪法至上”“人民至上”的高度统一。用法律制度以及法治途径、法治方式、法治手段等保障人民民主的实现,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规律。宪法是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法,赋予人民当家作主的真实权利,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独特行使的权力,赋予全过程人民民主可靠的制度保证。宪法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序推进的根本规范是:凸显人民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有机统一,保障人民民主、法治和人权的有序推进。宪法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强基赋能的现实路径是:依法定原则修改和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依法完善执政党与民主党派协商机制,依法完善行政机关的合宪性审查制度。

数字时代数据接入权的法律保障研究

数字浪潮席卷后的沙滩留下了许多名为“数字权利”的贝壳,引起学界热烈讨论,然而目前尚缺乏像数据接入权一样最为基础的权利概念。因此从新兴权利这一视角出发,宪法人权条款、人格尊严条款和概括限制条款为该权利的证立提供了宪法规范依据。数据接入权相当于公民在数字空间的生命,是个人通过数据与互联网连接形成的参与数字活动的资格,是数字时代的基本人权。该权利的实现有赖于数字法律制度的构建,充分发挥国家、平台和用户各个主体参与数字治理的能动性,明晰行政部门职能定位,建立完备的国家监管机制。数据的接入保护宜以分类分级规则为指导,尊重个人隐私权、知情权;同时,侵权责任遵循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并以无过错责任为补充,关注预防性责任应对潜在风险,引入公益诉讼机制,从而为公民的数据接入保护拉起最后一道防线。

不一致的“不一致”:备案审查中“不一致”的适用研究

“不一致”是极受备案审查机关青睐的判断结论,从其适用来看,范围宽泛、尺度不一,涵盖了合宪性、政治性、合法性、合理性四重审查领域。这种带有模糊性的判断固然有助于缓和审查主体与制定主体之间的对立,便于纠错过程中的沟通协商。然而,泛泛使用“不一致”打破了不同判断之间的界分,侵蚀了“相抵触”标准的适用空间,弱化了审查者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可能还会诱发制定主体过度追求“一致”的不利后果。为规范备案审查工作、统一审查标准,应将“不一致”限于高度要求统一性的政治性审查,在合宪性与合法性审查中,一律采用抵触与否的判断,适当性审查中采用适当与否的判断,以此确保“不一致”适用的一致性和科学性。

合宪性审查中推进宪法解释的策略与方案

合宪性审查的前提是对所依据的宪法规范进行准确的理解和解释,据此判断审查对象是否违反宪法。因此,解释宪法的含义是合宪性审查的前提。随着合宪性审查工作的积极稳妥有序推进,正在逐渐“显性化”的宪法解释受到理论界高度关注。然而,全面梳理合宪性审查程序中有关宪法问题的论证和说明,可以发现宪法解释的运用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应在全面系统总结已有合宪性审查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有制度资源,选择合适的宪法解释类型与方法,进一步推进宪法解释的显性化。与此同时,建立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的合宪性审查和宪法解释工作的部门协调机制,充分调动其他国家机关实施宪法的积极性,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积极稳妥地推进宪法解释。

党的领导制度的宪法学阐释

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从宪法学视角认识和把握党的领导制度,对于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党的领导制度不仅在宪法上有着“基本原则”和“规范体系”双重基础,而且蕴含深刻的宪法意涵。就宪法定位而言,党的领导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国家根本制度的集中体现;就宪法价值而言,党的领导制度有“执政党权力自我规范、规范党和国家机构权力关系、规范执政党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三重价值。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必须推进宪法全面实施,既要以完善制度内容为着力点推进党的领导入法,又要加强党内法规在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中的作用。

论法治思维的公民权利质量保障

公民权利质量保障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法治思维与公民权利质量之间具有逻辑上的相关性,这决定了法治思维在公民权利质量保障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前我国公民权利质量保障的主要问题是公民权利的构成性质量、调适性质量和意义质量均有待改进和提升。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公民的主体性意识和权利行使能力不强,国家权力在保障公民权利中的功能发挥有待强化以及公民权利行使的制度供给有限,这些原因均与法治主体的法治思维能力不足有关。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来强化法治思维中的公民权利质量保障,由此所形成的公民权利意义样态表征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意义之境。

《宪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

《宪法》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总章程、根本法。《宪法》提供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重要的法律资源,发挥着保障民族团结进步的基础性作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宪法》规定的根本任务,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民族团结进步是政治基石,共同富裕是必由之路,精神文明是思想保障,党的领导是核心力量。需要遵循《宪法》规范探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路径:依据《宪法》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遵循“良法善治”推进基层社区和乡镇社会化治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主线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