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矫治教育适用条件的实践反思与立法完善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专门矫治教育属于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矫治的重要保护处分措施,但并未明确其适用条件。在相关配套实施办法阙如的情况下,有地方尝试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但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区分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适用年龄、不当设置限制性入学条件、评估标准不明确、适用期限规定缺失等问题,导致实践中专门学校“招生难”和“入学难”现象并存。为此,有必要加快《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工作实施办法》立法进程,并在其中分别规定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适用条件,统一专门学校入学条件,明确“必要时”的评估标准以及设置统一的适用期限,切实保护好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滥用基因编辑技术的刑法应对与司法认定——以《刑法》第336条之一为视角

滥用基因编辑技术行为的社会危害决定了其入罪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其入罪历程一波三折,相关条文在两次审议中都进行了相应修改。从立法本义出发,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保护法益并非不确定的风险,当前也不存在具体可违反的秩序法益,应将其界定为以人类胚胎为载体的生命健康以及人格尊严。作为行为犯,该罪的既遂应以植入行为完成为标准。同时,本罪的成立还需在行为完成的基础上考虑情节是否达到严重的程度。

生成式人工智能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探析:以风险防控为研究视角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强人工智能可能具备辨认控制能力和自主决策、自主行动的能力,算法、训练模型、数据参数的发展使强人工智能认识法律行为及其意义并对其作出允洽回应成为可能。制造商与使用者等相关主体对人工智能犯罪风险有限的注意义务,无法满足强人工智能犯罪的潜在治理需求。文章提出修正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基于风险防控的需要拟制强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综合考虑强人工智能对法律行为的学习、理解和回应能力,对自身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以及对刑事责任的承受能力,依据实际情形针对性地判断强人工智能的刑事责任能力,推动人工智能成为法定刑事责任主体,以实现刑法治理与科技发展的并行不悖。

欺骗型强奸案定性争议问题研究——基于2009—2023年相关判例的解读

对我国2009年至2023年网上已公布的欺骗型强奸案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对以封建迷信为手段、以冒充特定关系为手段、以假冒治病为手段、以利益诱骗为手段的欺骗型性交的定性仍存在较大争议。基于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应以实质判断为基础,扩大以冒充特定关系为手段中“特定关系”的认定范围,宜以“最广义上的推定同意说”作为判断标准、拓宽以假冒治病为手段中推定同意的场景、摒弃意志自由判断的“唯主体论”标准,进而精准识别不同类型的欺骗型性交中的强迫性与欺骗性,合理界定欺骗型性交罪与非罪的界限。

刑法谦抑性在亲属间犯罪定罪量刑中的适用研究

刑法谦抑性作为当代刑法一个重要原则,蕴含着刑法紧缩性、补充性、节俭性等理念。亲属间犯罪侵害社会关系的双重性、犯罪人主观恶性的特殊性、受害人诉求的矛盾性,决定了其在立法、司法、执法上的复杂性与困难性。亲属间犯罪科学定罪量刑不仅有助于刑法的实施,还有助于家庭伦理关系建设。所以,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亲属间犯罪在立法上进行分类限制,在司法上区别对待,可以实现亲属间犯罪刑罚效益最大化。

预测性数据对刑事案件构成要素外延的补充

传统的刑事案件构成要素理论包括五要素说、七要素说、纵向动态和横向静态要素说、信息化侦查要素说等,并且随着学者对侦查实践、犯罪活动规律和特点的思考,刑事案件构成要素理论体系已相对完善。然而,随着大数据思维和技术的发展与渗透,学界虽意识到应当将数据要素融入理论体系中,但并未意识到大数据背景下预测性数据的价值。而预测性数据作为由案件本身延伸出的有重要实践价值的信息,能够丰富刑事案件构成要素的外延,因此,可以遵循现有刑事案件构成要素理论构建逻辑,将预测性数据要素补充进原有要素理论。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构建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

构建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是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是构建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前提。构建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必须始终牢记“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国家安全价值观,确立人民安全在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宗旨地位、核心地位。构建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还要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涵盖领域十分广泛”的总体性、科学性,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于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作用,形成一个包括国家安全要素体系、国家安全环境体系、国家安全风险体系和国家安全保障体系的“四面一体”国家安全总体系。

轻罪时代犯罪处遇模式的重构与完善

轻罪时代来临,对犯罪处遇的理念与模式都提出了新要求。因应时代变迁,须确立人本化、类型化、一体化、社会化的犯罪处遇理念。应以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程序简便化及执行宽和化为导向,完善轻罪处遇。轻罪时代不能忽视重罪治理,应在平衡刑事法的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双重机能前提下,优化重罪处遇。此外,还需进一步健全犯罪处遇的配套机制,包括犯罪人的人格调查制度、行刑衔接机制以及前科制度等。

论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七条之再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七条所指的罪名需进一步分解,其罪状表述需进一步规范。非法占有型采矿罪的刑罚设置需更好地适应抢劫矿产罪、抢夺矿产罪、盗采矿产罪之社会危害性。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七条所指的罪名可分解为抢劫矿产罪、抢夺矿产罪、盗采矿产罪,进一步规范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七条的罪状表述,准确把握抢劫矿产罪、抢夺矿产罪、盗采矿产罪的犯罪构成。在犯罪客观方面,正确理解情节严重的内涵。为了更好地与抢劫矿产罪、抢夺矿产罪、盗采矿产罪之社会危害性相适应,进一步调整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七条设定的刑罚。

公诉时效的停止、延长、排除与禁止溯及既往原则

公诉时效是以国家在一定期限内不行使公诉权的事实状态为根据制止国家追诉权的发动,同时作为公诉时效的法效果谋求犯罪者个人法地位安定的制度。由于该项制度的核心意义关乎相关主体所期待的时间利益,与宪法上的人权保障密切关联,所以有关公诉时效的立法将受到刑法上禁止溯及既往原则的限制。为避免利用有关公诉时效的溯及扩张处罚范围,有关公诉时效的排除、延长或停止的法律修订,亦应严格遵守法治国原理和人权保障原则。

我国警务社会化的实践探索与路径优化研究

为贯彻新时代的“枫桥经验”、进一步贯彻落实群众路线,警务社会化的推动与发展具有强烈的现实紧迫性。警务社会化强调在警察与公众以及社会各主体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和合作关系。尤其是在现阶段警力资源严重不足、治安形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警务社会化是提升警务效率的内在属性和本质要求,是发展多元化警务和警务主体多元化应有的题中之义。目前,在治安实践中,已出现多种警务社会化探索模式,但这些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都还存有不足。为进一步推进警务社会化的进程,需做到转变警察职能、更新警务理念,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制度保障,以及要整合社会资源、提升警务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强化警务社会化可持续发展机制,推动现代警务模式的改革。

脑科学视角下涉罪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评估的完善路径研究

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司法处遇和教育矫治,应该关注其自身认知和行为能力的特点,这些特点与其大脑发育水平密切相关。人身危险性评估是处遇涉罪未成年人并提出矫治方案的重要依据,应将涉罪未成年人大脑发育水平纳入评估体系。以影响认知与行为的神经生物学为根基,发掘未成年人大脑皮层发育成熟度与其认知和行为控制能力之间的关联,构建涉罪未成年人大脑发育水平评估模型,通过检测相关脑区灰质、白质以及神经递质发育状况,研判涉罪未成年人的认知及行为控制能力,为司法处遇提供更加科学客观的依据,为教育矫治提供更加精准化的指导。

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检视及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关注的问题,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成效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未成年人犯罪频发,呈现低龄化且文化程度偏低、男性占比高且体表多有文身、结伙作案且案件类型集中、犯罪技术智能化且以本地作案为主的现状。造成该现状的客观原因包括犯罪预防机制不完善、行业监管机制不协同、控辍保学机制不健全、家庭教育监管不重视、学校教育管理不落实、就业指导帮助不到位,主观原因包括未成年人自控能力不强、网络负面信息识别不够、德法学习内生动力不足等。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生态系统理论具有内在耦合性。因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应以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从以下维度提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策略:从宏观系统上强化犯罪预防机制、协同行业监管机制和健全控辍保学机制;从中观系统上强化家庭教育监管责任、落实学校教育管理制度、完善就业指导帮助机制;从微观系统上强化自控能力、强化绿色用网、强化德法教育等。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因分析及关键要素识别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高位运行,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现有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因的研究大多应用思辨方法,从不同理论视角进行研究。在获取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应用扎根理论,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因进行质性研究,能够较为客观地建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因分析的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应用AHP层次分析法计算主范畴和概念的权重,确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因中的关键要素,从而实现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因的质性+定量研究。研究结果对于正确认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防、管、治、建、宣”综合治理成效,合理调整政策导向,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前科制度的理论根据、正当化限度及应对路径——以轻罪时代为背景

随着轻罪时代的来临,我国的前科制度更凸显出诸多弊端,亟待作出调整。只有厘清前科制度的理论根据和正当化限度,才能对前科制度的现状进行检视,进而发现存在的问题,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前科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人身危险性已是共识,其存在的理论根据应是充当前罪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客观考察评估机制,其性质为保安处分,属于与刑罚相并列的犯罪的法律后果。前科制度的理论根据和性质决定了其正当化的限度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罪责自负原则、比例原则等基本原则。我国现行的前科制度明显有违前科制度的正当化限度,需要从废、调、补这三个方面来采取应对措施,即废除一些完全缺乏正当性的前科制度、对《刑法》第一百条进行合理调适、增设前科消灭制度。如此,方能满足轻罪时代的实践需求。

小区内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研究——以S省C市为分析样本

小区是未成年人成长生活的重要场所,小区法治环境的形成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通过分析S省C市发生在小区内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发现,其案件来源主要为父母报案。在未考虑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犯罪黑数的情况下,统计数据反映出的犯罪形势仍然较为严峻。小区内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因犯罪对象特殊、犯罪发生区域特定,在被害人、作案人、作案地点、作案方式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特征。小区内有利于犯罪实施的外部条件和被害人较强的被害性等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导致了性侵犯罪的发生。情境犯罪预防理论因其对犯罪情境的关注及主动预防的姿态,与小区内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具有较强的契合性。从情境犯罪预防理论视角出发构建该类犯罪防控体系,应主要从增加犯罪难度、提高犯罪风险、减少犯罪刺激三个方面入手。

暗网毒品犯罪的治理困境及对策

暗网中的毒品犯罪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其交易过程高度隐匿而追踪困难;交易平台再生力强而难以根除;产业链遍布全球,不同国家之间在管辖权立法、金融和物流监管政策等方面不统一。面对暗网毒品犯罪的席卷之势与治理困境,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加强技术研发,在法制和技术层面强化对暗网毒品犯罪的预防;通过加强对暗网交易、支付结算、货运寄递等环节的监管以及传统侦查手段的运用,对暗网毒品犯罪实施有力打击,从预防和控制两个方面实现双链条治理。

信息网络犯罪治理的现代化探索:对共犯从属性的新解读

信息网络犯罪的现代化探索需要对共犯从属性做出新解读。在当下信息网络时代,传统的限制从属性与共犯的从属性原理受到了来自实践的挑战。对于共犯从属性原理,应当做出符合信息网络犯罪特点的解读,要承认存在共犯之法益侵害总和大于正犯之法益侵害总和的情形,更要承认当共犯之手段行为或正犯之手段行为出现新的、独立的侵害时,其不再受到共犯从属性理论的支配。以信息网络作为手段的犯罪具有新的、独立的侵害,该侵害的具体影响因子在于“人数”与“传播”;当手段行为不具有“人数”与“传播”两类具体影响因子时,或者手段行为附属于正犯行为时,则仍应当受到共犯从属性的制约。

实证研究视角下轻罪概念的厘清

轻罪是指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行。3年有期徒刑是我国刑事立法潜在的轻重罪区分标准,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可以将这一隐藏于刑法条文背后的默认标准提炼出来,并揭示出规范层面上之所以可以利用法条之间的隐含联系论证3年标准合理性的深层原因。在轻罪性质的界定中采用“罪行”概念比“罪名”概念更具合理性,罪行与法定刑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可以更妥善地处理“不纯正的轻罪”带来的混淆问题,解决“罪名”概念下轻罪配套制度建设产生的错位适配问题。

判定犯罪中止自动性影响要素刍议

犯罪中止的自动性作为人的主观行为在司法实践中的判断需要完善的理论支撑,目前有三种主流学说,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但此三种学说在实践中由于缺乏客观标准,忽视了人的主观差异性而受到阻碍。根据客观事实发生的变化克服了主观价值实现了自我行为调整的主观价值生活说可以成为自动性的判定思路,并提出时间、空间、工具、实现方式等条件转变假设,进一步提出结合主观说、弗兰克法则、主观的价值生活说三种理论的阶梯型思路,该思路能够适应中止犯在客观因素变化后的自动性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