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排偶”与明清制义的文体特征

“制义”是明清科举考试中经义文体的正式名称,“八股文”则是对经义文体的俗称。明代官方正式文件从不称其科举文体为“八股文”,明代的经义文集一般不以“八股文”为书名,“八股文”一词不能准确、全面揭示明清经义文的文体性质和特点。《明史·选举志》指出“体用排偶”是明代制义主体部分的文体形态特点。“排偶”包括排比和骈偶,骈偶类包括两扇、四段、六股、八股、十股、十二股、十六股等。在排比类中存在着一种股数为奇数的排比形态,如三股文、五股文、七股文、九股文,可统称为“奇股文”。奇股文的存在应引起我们重视,明清制义文体的本质与特点需要重新认识。决定明、清制义“排偶”部分文体形态的,是题目的句型结构特点和语义结构特点。当然,作者的修辞理念和兴趣也对其“排偶”设置产生影响。明代成化之后,八股形态在“排偶”诸形态中占据主流地位,这既与它契合传统文章学理念有关,也与科举考试的标准化进程是相呼应的。

中国古代统绪意识的建构与演化

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认同,中国古代发达的统绪意识包含了政治的正当性、历史的必然性和文化的正统性,带有鲜明的主观意图与价值指向。凡进入其系谱者,便能不证自明,具有思想的合法性与恒久的经典价值。历史上的道统、政统、学统、文统是中华文化传统形成的思想源泉与价值基石,对于早期思想体系、政治制度、文化建设、学术传统的发生具有根源性的影响。作为圣贤真理传承谱系的道统、作为政治权力传承谱系的政统、作为知识思想传承谱系的学统以及作为文化艺术传承谱系的文统,在历史的建构与理论的演化中,呈现出复杂多面、纵横交错的关系。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生成逻辑与发展脉络,离不开统绪意识这一重要的思想认同维度。

两晋“碑文似赋”说补证

碑文于两晋之时多为叙述性,近于赋之铺陈,故易受赋影响,常主动借鉴赋之写法。两晋碑文沿袭汉碑传统,在题材、句式、用韵上多与辞赋“同体异用”,且常以赋家笔法叙述碑主家族功勋、描绘历史背景、敷陈碑主德行事业,使得碑文辞采增华,赋化倾向更为明显。“碑文似赋”实与魏晋文学自觉相关,援赋笔破体为文,虽使碑文一改汉魏体制,篇幅增长,但在整体上增强了其文学性、可读性和感染力,强化了其文学张力,使得泛文学观念落到了实处。

跨学科视域与跨文类叙事:《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敦煌文学书写

自19世纪末,海外汉学家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工作,21世纪以来走向成熟和深化。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2001年出版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该书有关敦煌文学书写的问题值得重视。通过阐述选取文献的缘由、撰写的思路以及向文学本位回归的特色,可以提炼出作者书写敦煌文学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即跨学科视域和跨文类叙事研究。考察该书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方法论,可以为国内的书写实践提供路径参考。中国文学史编纂应该立足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参与全球国际对话并构建科学的文学史理论,撰写真正内在于中国文学文化同时又融入世界潮流的文学史著述。

伏羲文化与考古学文化对证探论——以渭河上游为中心

伏羲传说是中国古史传承体系的重要内容,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不能以“科学”“严谨”的名义对伏羲传说加以简单的否定。在古史传说体系中,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代表着我国史前氏族社会的发展,文献、民俗和考古学资料共同说明,黄河中上游地区是伏羲氏族活动的主要地区,特别是渭河上游天水地区丰富的伏羲遗迹、传说,与该地域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等在空间上相互重叠,为进一步开展伏羲传说与考古学文化对证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在相关研究中,应当首先对伏羲传说材料进行深入辨析,甄别真伪,建立传说的文化谱系,与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进行对证研究。根据大地湾、西山坪、师赵村、傅家门、圪垯川等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渭河上游地区以前仰韶文化和仰韶文化为主的考古学文化谱系,或为伏羲提供了可信的考古对证资料,其间可能存在着原初的“历史信息”和“历史线索”,应当引起学界高度重视。

成为文学盟主:李东阳的制度优势、身份转换和文学运作

李东阳是明代弘治、正德之际一位颇具心术和文术的台阁重臣,其文学盟主之路与官位上升同步。其盟主地位的确立以入阁预机务为标志,然此前亦有较长的苦闷守望期。延承“文归台阁”的制度优势,李东阳不仅写作独属于翰林和阁臣的工作文体,还广泛写作一般官员和士人的通用文体。而耽溺诗歌创作与唱酬的癖好,又让李东阳突破了一般台阁作家的“馀力为文”意识,标志着文坛领袖由政教重臣型向“风流儒雅”型转换。其文学盟主术主要是自觉而强烈的盟主“代兴”意识、宽博而有格调的文学写作观念和多样有效的文人联盟手段。这对确认台阁体、茶陵派的“半自觉”性质和台阁文学的制度背景、身份意识等有推动作用。

论先秦文献中时间概念的多重隐喻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善于从生活中的事物入手,用具体普遍的事物来表达不可言说的抽象概念。在认知能力有限的条件下,中国早期先民借助空间方位、客观实体实现了对抽象时间概念的具体化表达,并逐渐内化为人们对时间的自觉认知,这一实现过程正是隐喻作为思维方式的结果。先秦文献中对时间的隐喻主要包含对动态时间推移的表达,以及对静态历法、时令、四季节气的描述,形成“时间是空间”与“时间是客观实体”两个根本性隐喻。

诗人与循吏的融合:《张船山判牍》审美价值探析

性灵诗人张船山不仅以卓著的诗书画屹立于“儒林”,同时也是一代“循吏”,清正廉明,敏于听断,素有“神断”之称,有襟霞阁主编的《张船山判牍》留存于世,流传甚广,影响颇大。《张船山判牍》不仅题材丰富,广泛反映嘉庆时期的社会生活;而且词章华美,事理通达,情理融合,兼具历史上“骈判”与“散判”之优长,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本文试从审美角度探寻判牍的实用美、质实美、词章美、事理美和人情美。

求真意志:谈《文心雕龙·史传》的传记思想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提出“实录无隐”“按实而书”的撰史要求,强调史传叙事的真实性原则。同时,受儒学正统尊经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哲学家与文论批评家认为“真”与“善”同构,“求真”是以“求善”为内核的伦理道德行为。刘勰提出“依经树则”“尊贤隐讳”等撰史要求,在“求真”与“意志”之间构成了历史真实与伦理真实的矛盾冲突。这一矛盾既源于刘勰对历史传记“彰善瘅恶”作用的认识,也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权势阶层休戚相关。“求真”与“求善”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在两者的张力之间寻求合理的历史叙事空间,是我们立足当前理论语境的努力方向。

中国古代小说原型索隐——以唐传奇《李娃传》为例

中西小说文体有着深刻的差异,其一是小说人物与真实人物的关系。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对原型人物的索隐即是这一差异在研究策略上的体现。唐传奇《李娃传》的人物原型向来众说纷纭,恰可作为此类研究的样例。作品在细节上透露了原型的痕迹,却又在行文中尽量避免提及男主人公名字甚至姓氏,这正是作品掩盖原型的策略。据杜德桥的看法,其原型当为郑方逵兄弟。将传文中的主要时间节点与郑方逵家族比照,也若合符契。同时,元稹也是讨论相关问题的关键人物,甚至作品奇异的开端及其中提及白行简从未任职的“监察御史”很可能就是指元稹;结尾中的“伯祖”也可以确指其人。这些由原型延伸出来的考辨都指向作者、作品与其时代环境的互相映射。

《沧浪诗话》诗歌体制论的误读与辩正

“体制”是严羽诗论的核心概念,但因习焉不察的割裂与混淆,其确切内涵与本来面目未能完整呈现,也妨碍了对严羽诗论体系及诗学思想的整体理解。藉由文本精析与逻辑归纳相结合,可知《沧浪诗话》中“体制”概念指向诗歌作品完整而具体的本体存在,这一基本内涵不因其《诗体》中辨体角度不同而互异。诗之“体制”不仅包含“词理意兴”等基本要素,且以“格力”“兴趣”“气象”“音节”等为之“用”,以更充分表现诗体的内在品质和艺术力量。其中“格力”以诗意为本,是诗中整体思想情感所表现的精神力量;“兴趣”以诗情为本,是诗体所表达的自然感发、含蓄蕴藉的情致和意趣;“气象”以诗象为本,是诗体所呈现的自然雄浑的整体艺术形象;“音节”以诗语为本,是诗体中充分韵律化、表意化的艺术语言。着眼于贯通式诗歌体制观,可对《沧浪诗话》的概念关系和整体结构获得更切近实际、更切合语境的理解。

江南的自我:旗营文化空间与三多的身份认同

1650年,杭州城西落成八旗驻防营地,此举将杭州城市空间一分为二,旗人与民人则处于半隔离的社会生活状态。但在杭州旗营建设、毁灭和重建的三个阶段之间,双方始终保持着不同程度的文化交流。随着文化涵化过程的深入、驻防政策的改变及城市创伤记忆的驱动,杭州旗人逐渐发生地方化转化,显现出江南地区的身份认同,并形成了修史编志的自觉意识。正是在此背景下,杭州蒙古旗人三多立志于旗营掌故的整理,并对江南旗人的身份建构展开了思考。三多通过其组诗《柳营谣》,以文学的方式将杭州旗营的历史片段重构为一方文武兼备的文化空间,这不仅是对杭州旗营文化溯源的一次尝试,也体现了其在多元文化的浑融中,凭借特殊的旗人身份和普遍的江南文化所产生的独特的自我意识。值得注意的是,考察三多出任库伦办事大臣前后的文学作品,可以发现三多仍抱持着以“江南”为中心的文化视角审视蒙地风物,呈现出明显的“他者化”的文学叙事,这说明空间转移和文化记忆让三多最根本的身份认同意识回归到了“江南”,可谓近代中国民族交融和文化互动的典型例证。

器为道制名——基于元典的考察

在中国早期文本中,器物凝聚着社会文化内容。从横截面切入,考察器物的制作和使用、种类和形态、功用和场合,以及对语言和思想的渗透,是一条观念史的研究路径。对器物之意义的考察,如果跳出作为修辞学的隐喻,我们可以发现更为深层的社会意识形态建构方式。事实上,人们对事物命名的方式,构成了一个隐喻系统。在此系统之中,器物参与了事物的制名方式。这是由于器物与社会生活中的礼制、道德和规范之间存在着直接关联。以器物制名,体现出器物对社会生活诸方面的规定。可见,在参照器物的基础上,人们制定了社会生活领域的基本规范和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器物凝聚了语文学意义上的概念史。元典之话语功能在于生长出中华文化的根隐喻,确立了后世得以言说的公共概念,这为中华文明构筑了思想根基。在此过程中,器物成为意义赖以生成的原型、名称和隐喻。探寻器物经验在古典语境中的线索,及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行踪,对探讨现代精神秩序具有参照意义。

由清华简《四告》相关语词谈古史道统说的传承及知识谱系

清华简《四告》由于语言及古史内容多与今《尚书》相合,公布以来备受学者重视。《四告一》中的“宅天心”,整理者指出其又见于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篇。依今古文之间常见的异文关系,“宅”应读为“度”。^((1)) “天心”之外,《四告一》还有“天德”“纲纪”,《四告二》又有“天常”,它们是古史记述系统中的高频关键词。由这些词汇出发,我们可以将很多文献中的古史记述,彼此参互求证,更可见古史道统说的源流及知识谱系。^((2))(一)“天心”。

文章文法视野下义例、史法、义法之辨析

学者们往往将方苞所谓文章义法等同于经学义例、书法或史法,此观点值得商榷。义例、史法对文章文法的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它们都重视大义的书写,也影响到义法说对文章大义指向的重视以及将义与法密切关联的主张。不过,经学大义或史学大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学者共同认可或遵守的价值观念,而文章大义则往往体现作家个人的学养、精神等等。义例、史法、文章义法也都关注文章写作之“法”,都会考虑书与不书或材料的取舍等问题,但在“法”的内涵和指向上又有明显区别。经学家对书法的分析主要体现在文章字句上,即所谓“一字褒贬”,史法的根本在于对体例的把握;《史通》开启了叙事文法的总结,明人以此为基础,通过《左传》《史记》等的评点使叙事的篇章之法得到充分认识和发展;方苞义法说的提出又以明人为基础,简化明代以来层出不穷的炫目、奇妙之法,主张法的运用随义而变化,更关注最基本的篇章法则,确立了清代文章学的基本走向。

《逍遥游》“致福”解

《庄子·逍遥游》中三复讲大鹏之事,最后一则以斥鴳笑之为结。斥鴳自以为“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其后讲“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也就是这些能人视界若斥鴳,故宋荣子笑之,他是“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所以他不在乎世人的毁誉,“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但是“犹有未树也”。下文讲列子御风而行,“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

隐于书院: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以元末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为中心

元末朝廷和地方势力对士人的征召,多少存在竞争和笼络人才的意味。士人的出处机遇,从庙堂与山林的二元区分,转向元廷、地方势力和山林的多元格局。面对各方征召,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抱以“旁观者”的不合作心态。随着徽州路脱离元廷控制,二人对于政治的疏离态度有所淡化,而“忠元”情结渐趋加深。志在山林却又难以与政治完全绝缘,兼具官方和民间双重性质的书院,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绝佳之所。隐于书院,是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赵汸和郑玉的处境、心态和归宿,是观察古代尤其是易代之际士人生存境遇的一个窗口。

《未信堂近稿》

《未信堂近稿》,不分卷,(清)颜光敏撰,清康熙刻本。框高20.4厘米,广14.1厘米。半页十行,行二十四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无界栏。版心上镌书名,封面题“乐圃藏板”。颜光敏(1640-1686),字逊甫,一字修来,号德园,晚号乐圃,清康熙六年(1667)进士,历迁中书舍人、吏部郎中。颜光敏工诗文,以诗闻名于时,有《乐圃集》;又潜心理学,著《未信编》。康熙二年(1663)至七年(1668)的科举曾一度废除八股时文,改用策、论、表、判。彼时偏见,不以八股文而仅以射策录取的进士,常被视为没有真“工夫”。颜光敏以射策成进士,乃日课时文一篇,庄雅钜丽,出入六籍,于制义中自成一家之言。

明清时调小曲的运河传播及其影响——由《金瓶梅词话》所写说开去

大运河是明清时期贯穿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也是时调小曲赖以传播的主要渠道。从《金瓶梅词话》所写来看,时调小曲多是通过大运河传入清河县的。大运河流经的城市街镇,也一样有各种时调小曲在流传。明代最流行的时调小曲有《山坡羊》《打枣竿》《挂枝儿》《锁南枝》等;入清以后,《边关调》《黄鹂调》《西调》《马头调》等应时迭兴,通过大运河传遍南北各地,一些重要城市还出现了专门演唱时调小曲的“挡子”。明清时调小曲的运河传播,不仅促进了时调小曲的南北交汇、交融与演变,而且为时调小曲影响其他说唱艺术、戏曲乃至文人仿作等提供了机遇,助推了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从江南到岭南:文化的受容与形塑——岭南对江南文化的接受和江南记忆的形成

岭南文化与江南文化之间有着深刻关联,江南文化在岭南的传播与接受,有力促进了岭南文化的演进与变革。江南及其他地区重要官员在粤时期对岭南文化产生的巨大作用和深刻影响,江南地区重要文化家族的南迁并落籍岭南,江南人士与岭南人士的密切交往以及在交往中对岭南人士的有意关注、深切认同和高度评价,是江南文化影响岭南文化的主要途径。从岭南传统学术如经学、小学、理学(心学)、文学以及刻书与文献整理、教育、书法绘画、园林与建筑等岭南文化诸方面的形成与变革中,均可见江南文化的深刻影响。江南不仅是岭南的文化典范与文化记忆,而且是文化追求和文化理想。江南文化所具有的典范性、象征性、理想性价值,在一些方面决定了岭南文化的价值选择和基本走向。江南文化在岭南的传播与接受,以及岭南对于江南文化的受容与形塑,反映了江南与岭南两地互通互补、交流互鉴、共同发展的目标追求,留下了值得借鉴的文化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