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与夏史重建

清华简中发现了丰富的夏史资料,开启了重构夏代文明史的新境界。但它与传世文献一样,都是由口头传说生成的晚出文献史料。依照兰克史学的治史规则,这种非原始资料的可靠性大有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派正是利用传说资料的局限性,提出了风靡一时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把夏代历史说成是传说的堆积,虚妄的伪造。然其论说证据不密,逻辑不畅,经不起新旧文献尤其是清华简中夏史材料的验证,无法支撑疑古派建立的学术大厦。上古史研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兰克史学那套摒弃传说资料的研究方法未必适用。不管传说性文献形成的时间早晚如何,也不管它存在多少问题,其中具有客观历史的质素、事实真相的颗粒,不是仅凭主观怀疑就可以彻底否定的。坚持文献与考古资料相须为用,其归一揆,才能真正重构出“充实而有光辉”的夏代文明史。

唐朝初期中原与吐蕃佛教交融依存语境解读

吐蕃与唐朝因中原佛教结缘,而双方的交融依存发端于唐朝重启了儒家孟子性善论仁道思想,摒弃了过去天赋神权论的儒家思想。儒学扬弃之后在唐朝初期强调“仁”道,唐朝因“仁”和合吐蕃,佛教的中国化也在唐朝初期有了新的面目:“提倡众生平等”。儒学的“仁”转化为佛学的“众生平等”理念,形成了吐蕃与中原的基本交往范式,即以佛教为抓手,而以借鉴唐朝的基本思想为内容的事实。这也说明佛教在唐朝真正开始中原化了,而佛教在吐蕃还远未开始吐蕃化,文成公主入藏意味着吐蕃与中原启动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加速模式。

广安冲相寺唐代摩崖造像(760年代之前)编年研究

广安冲相寺摩崖造像龛位于四川省东部广安市广安区渠江北岸。广安冲相寺摩崖造像龛是为数不多的从隋代到中晚唐时期持续建造的摩崖造像龛之一。本文选择各期保存良好且特征突出的造像龛进行分析,明确各期龛内造像的特征。通过考察与四川其他地区造像的关系,确定广安冲相寺摩崖造像龛的历史地位。本文进一步阐明,广安冲相寺摩崖造像龛积极吸收各地新流行的造像风格并持续建造,但未能创造出新的流行形式,这正是其最大的特点。

唐代越瓷“秘色”之名出典新考

唐代中后期,越窑生产出不同于以前的精品越瓷,被世人称作“秘色瓷”。根据古籍文献记载,结合近现代考古成果,越窑“秘色瓷”成名实际上有个滥觞至成熟的过程。越窑“秘色瓷”名首次出现在中唐后期,但直到北宋才被大众所接受。“秘色瓷”名源自皇宫,通过文人士大夫向社会传播;窑场所在地始终未见“秘色瓷”名的实物遗存。“秘色”的本质是指器面的釉色。

交融互鉴:高昌国、唐西州各族民众社会生活研究——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吐鲁番位处丝路要冲,自古是民族往来汇聚之地,特别是高昌国、唐西州时期大量域外民族入籍此地,编户为民。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从居住、生产、婚姻、信仰等方面考察各族民众的社会生活,可知当时各族民众房舍相望、田地相接,共享道路水渠,共同从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劳作,甚至族际通婚,宗教信仰转变等,在长期的杂居相处中交融互鉴。他们是丝绸之路上民族交流融合的典型缩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文化认同资源和文化心理支撑。

唐朝“大一统”的空间叙事——基于《新唐书·地理志》的研究

“大一统”是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议题,但对唐朝“大一统”的讨论,现有研究主要是从思想阐释层面展开,从空间叙事角度表达唐朝“大一统”历史形态的研究不多。《新唐书·地理志》对唐朝疆域范围、交通道路、户数人口、政区沿革等方面的详细记载为我们解释唐朝“大一统”提供了空间维度的观察路径与文献基础。唐朝“郡县天下-羁縻府州-文化边疆”的空间结构不仅改变了秦汉以来的“大一统”空间叙事,而且在具体实践上,唐朝所形成的“大一统”是沟通中央与地方、维系中心与边疆、涵盖中国境内与域外世界的整体性叙事。正是基于“大一统”的空间叙事,使得中国疆域具有了超越具体朝代的稳定性,成为现代中国疆域叙事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位兼将相:唐代使相权力考述

唐中后期出现了同时身兼节度使与宰相头衔的群体,被称之为使相。关于使相的性质,传统看法往往将其视作虚衔,未能充分认识到其政治意义与实际权力。实际上,使相不仅在入朝时可以参与到敕牒等行政公文的运作之中,在地方上也可以干预国之大事及邻道事务,其权力远超一般节度使,出镇为使、入朝为相才是使相的权力本质。使相的出现不仅使朝廷多了一种拉拢安抚强藩的手段,也将部分节帅重臣纳入到国是大政的决策之中,在唐代官制史的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

《唐韦绚墓志》发微

韦绚为唐代中期的著名文人,唐顺宗朝宰相韦执谊之子,文学家元稹之婿,其笔记小说《刘宾客嘉话》《戎幕闲谈》流传至今。因文献记载不足,故与其有关的研究存在诸多争议。韦绚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其家世生平、交游仕宦、文学创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宦官擅权、朋党相争、藩镇割据的政治面貌,对研究中晚唐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北宋刘敞籍贯、表字与排行考述

刘敞在北宋文学、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卓有建树,其地位与贡献已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在刘敞生平方面,一些基本事实包括籍贯、表字、排行等,还有待深入研究。学界在介绍刘敞时,常以“临江新喻人”“字原父”一笔带过,而对历史文献中所记录的不同说法未作出必要的考释。经考证,刘敞为临江军新喻县擢秀乡荻斜人,即今江西省樟树市黄土岗镇荻斜人。刘敞字“仲原父”以“原”字为主,所遵循的格式是:先表兄弟排行,再列与名相配的表字,后缀“父”或“甫”的美称。刘敞家族行十,为刘立之次子,有兄一人:元卿,早卒;弟三人:攽、真卿、放;有姊一人,妹三人。

唐蕃交涉中的中书舍人行述研究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发展史就是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演进过程,中古时期唐蕃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即是这一过程的生动体现。本文以两《唐书·吐蕃传》所载中书舍人为研究对象,聚焦唐蕃关系史上一直被忽略却又占据重要地位的中书舍人群体,探寻这一群体在唐代中书省中除了起草进画之外,还兼涉的参议政事、收集情报、分析战略、受命出使等社会功能。此外,吐蕃社会通过吸收整合唐代官制而设置的“知汉书舍人”,尽管与中书舍人的地位与职权天差地别,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一群体在沟通唐蕃、修复旧好、密切关系方面却与中书舍人发挥了相似的作用,反映了吐蕃对汉文化的尊崇以及中华文化对吐蕃社会的浸润与融通。

“陵墓若都邑”视角下的唐陵石刻与治国策略

唐陵的设计遵循“陵墓若都邑”的丧葬观念,其设计明显模拟了唐都长安。在这一理念下,唐陵石刻同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前期帝陵石刻的变化与唐文化的渊源、唐王朝对边疆经略变化有着密切联系,它们对于认识唐王朝的边疆经略重心从南向西及其西北转变有重要价值。

金花纸发展脉络及其在中亚的传播研究

金花纸是利用贴金或泥金技术制作而成的加工纸。唐代的纸张加工技术不断提高,金花纸应运而生并最早用作公文纸。随着时间的发展,金花纸种类逐渐增加,制作技术不断成熟,并随着丝绸之路的交流和互动传播到了中亚地区。文章对金花纸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揭示了金花纸从唐代至明清时期的基本特征、制作和使用情况,同时系统整理了中亚地区发现的明朝金花纸,研究表明金花纸在14世纪末通过地区间的朝贡贸易被带到了伊斯兰土地,并在当地艺术家的仿制过程中逐渐加入了伊斯兰风格的元素。

唐代民族融合与中华民族一体化发展

唐朝时期,多民族融合与中华民族一体化取得新发展。这突出表现在“华夷一家”的民族关系理念、友善民族政策制定及和亲、册封、结盟、羁縻等包容制度安排、官方互市与民间贸易频繁、文化交流互鉴和融汇活跃、多民族广泛杂居和通婚盛行等方面,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认同明显加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宝贵历史遗产及其智慧启迪和共同体意识,值得倍加珍视和赓续弘扬。

“乱发”与“美髢”:唐代东北亚对头发的认知与利用

唐宋典籍中记载了新罗、渤海国向中原王朝进贡头发的情况,而对于这些头发的作用,学界一般认为是作为药物使用。通过梳理先秦至唐宋时期中原王朝对头发药用价值的认知,以及对假发的认知与利用,揭示出“蛮夷”之“美发”是中原王朝假发的重要来源。通过史料的对比与分析,可知新罗人的头发正符合“长美”这一标准。同时,对朝鲜半岛史料的分析还表明,渤海国所贡头发可能来自迁入其治下的黑水靺鞨,而黑水靺鞨可能亦具有“美发”之俗。因此,新罗、渤海国的贡发应皆为假发或制作假发的原材料,而不是药用。

唐代“失背镜”相关问题初探

“失背镜”特指唐代金、银背镜在镜背金、银壳脱失后留存的铜镜本体。本文通过对“失背镜”本体的观察认为,其镜背的特殊符号与痕迹说明金、银背镜的铜质镜体与金、银质镜背分别由不同的机构异地制作后组装而成。金、银背镜的安装方式为物理嵌合,不使用大漆,镜背符号的作用主要是为嵌合提供对位指示。研究与理解金、银背镜需要有金银器与铜镜的双重视角,一方面需要以金银器研究的视角理解金、银背镜在使用与管理过程中比照金银器管理的史实,另一方面对于金、银背镜最终衰落的原因,要从铜镜审美风尚转变的角度理解。

《穆天子传》西征地理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

《国语·周语上》《穆天子传》有关犬戎居地及周穆王伐犬戎背景、交通路线记载的重大差异,说明《穆天子传》作者对于西周时期穆王伐犬戎的历史事件已全然不知,而完全出于凭空虚构。通过语言学、文献学等多角度分析,似乎可以推知,《山海经》的《山经》部分成书时代可能早于《穆天子传》,而《山海经》的《海经》《荒经》部分的成书年代,可能又晚于《穆天子传》。《穆天子传》西征南河以下,多附会《西次三经》地名,杂凑而成。《穆天子传》西征地名具有的模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学术界对《穆天子传》西征地名的考证很难做到准确无误。学术界在对《穆天子传》西征地名考证过程中,首先应正确处理好《穆天子传》西征地名的精确与模糊的关系问题。

论唐宋之际的贡奉

唐代中期出现具有赋税性质的进奉,贡奉之弊由此而生,这一现象反映了唐宋之际君臣关系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五代承唐末藩镇割据之余绪,尽管朝廷致力于藩镇州县化,但实际上地方与中央财政关系仍然遗留藩镇特征。以后梁时期“四镇”、魏博、镇、定来看五代财政中央集权路径:朱温据有“四镇”,易代后直接州县化,属易代型;魏博依附朱温,通过集权和武力手段州县化,为依附型;镇、定是以武力征服州县化的,属贡献型。以上州县化路径不同,大体反映出五代财政中央集权的基本情形。而五代藩镇州县化形成了上供和贡奉互济的中央财政模式,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同时也遗留下不同程度的藩镇性,这表明五代并没有解决唐末遗留的历史问题。宋初成功地革除贡奉之弊,走出唐末五代历史的“逆向”,重建中央集权,开辟了一个新的王朝时代。

郭嗣本与唐贞观时期北疆经营探究

郭嗣本墓志近年出土于陕西西安,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郭嗣本墓志记载了郭嗣本家族的相关情况以及其相关仕宦。郭嗣本在传世史书中记载有限,墓志的出土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对于研究郭嗣本的仕宦以及唐初史事都起到了补遗的作用,特别是郭嗣本曾参与了唐初与突厥的战争和交往等,对于研究唐初与突厥的关系也起到作用,志文还记载了郭嗣本曾担任鸿胪寺卿,对于了解和认识唐初的对外交往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唐代中国西南边疆拓南、开南二城的建置考论

经过了天宝战争及随后的军事扩张,位于唐代中国西南边疆的南诏国在较短的时期先后建置了拓东、开南、镇西、宁北四个王国边境的重要治所城镇,其中开南城与拓南城的考释自元末以后已多现舛误,造成了史实混淆。事实上,唐代中国西南边疆的拓南城与开南城确为南诏国开拓建置的两座新城,而非“开南亦称拓南”,元末以后,“拓南”名号逐渐隐没于原地,同时被移置于“开南”地望,开始混用一起。厘清二城地望考释,不难发现拓南城的建置开拓了南诏国的西南辖境,开南城的建置开拓了南诏国的南境,从而把中原的“郡县制”文化辐射到了西南边境区域,客观上促进了区域内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唐代及后世中国西南边境、边界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基础,为唐代中国西南边境区域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了贡献。

铁骊族称来源及其居地考

铁骊族称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唐朝置铁利部,渤海置铁利府,辽朝置铁骊国,民国置铁骊县,新中国成立后置铁力县,后改铁力市。铁利、铁骊、铁力等不同称谓,都是铁骊(利)人以农业经济为主,从事耒耜耕、耦耕、犁耕的文化遗存。“利”是“犁”的古文,“力”与“丽”通,“力”一人一耒耕地,“丽”两人两耒耕地,“骊”是“犁耕”时代的写照。今铁力地区,各族人民自古就以农耕经济为主,兼渔猎经济。今铁力市及其周围地方,自唐代以来一直是唐代铁利部、辽代铁骊国中心位置,是铁骊族居住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