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科学视角下涉罪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评估的完善路径研究

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司法处遇和教育矫治,应该关注其自身认知和行为能力的特点,这些特点与其大脑发育水平密切相关。人身危险性评估是处遇涉罪未成年人并提出矫治方案的重要依据,应将涉罪未成年人大脑发育水平纳入评估体系。以影响认知与行为的神经生物学为根基,发掘未成年人大脑皮层发育成熟度与其认知和行为控制能力之间的关联,构建涉罪未成年人大脑发育水平评估模型,通过检测相关脑区灰质、白质以及神经递质发育状况,研判涉罪未成年人的认知及行为控制能力,为司法处遇提供更加科学客观的依据,为教育矫治提供更加精准化的指导。

论人身危险性的行刑运用

人身危险性在行刑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人身危险性成为行刑实证对象能够得到罪刑关系的考量和刑事政策的考量,而人身危险性是凭借其稳定性和动态性特征才能够成为行刑实证对象的。人身危险性要求着行刑听证制度并能够说明着行刑社会化。为促进行刑,人身危险性阶梯观念应得到提倡。人身危险性的行刑运用体现着行刑科学性。

刑罚执行中的人身危险性研究

在刑罚执行领域,人身危险性是指再犯可能性。人身危险性的构成应该是以罪犯的犯罪人格为核心,以社会和自然环境为外部条件,以罪犯的行为表现为外在表征的系统。人身危险性标准的提出,可以为罪犯的分类矫治、减刑假释、再犯预测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男性犯罪者人格对人身危险性的影响: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以463名男性犯罪者为调查对象,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后,探讨人格、成熟应付方式、社会支持与人身危险性的关系。结果表明:(1)年龄、文化程度、婚姻和犯罪次数是人身危险性的重要预测变量。(2)人格可以显著预测人身危险性。(3)社会支持调节人格与人身危险性之间的关系。(4)这种调节作用以成熟应付方式为中介变量,其中通过中介变量起作用的调节效应占总调节效应的29.4%。因此,人格对男性犯罪者人身危险性的影响是有中介的调节效应。

人身危险性概念新论

人身危险性是刑法理论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 ,我国刑法典中存在大量有关人身危险性内容的规定。然而 ,关于人身危险性的概念 ,我国刑法理论界鲜有详细、全面的论述。从存在论与价值论相结合的角度看 ,人身危险性是由行为人特定人格决定的犯罪可能性或者再犯可能性 ,是特定人格事实和规范评价的统一 ;从这一概念出发 。

刑释人员人身危险性的测评研究

我们对上海市1994年至1999年所释放的全部约1万5千名上海籍刑释人员进行了详细调查,从中筛选出与重新犯罪 有显著相关关系的因素编制成《刑释人员个体人身危险性测评量表》,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预测刑释人员在获释后2年内的重新 犯罪情况,经检验,其准确率为92%。

人身危险性理论评析

人身危险性源于犯罪学对犯罪原因的研究 ,后进入刑法学领域 ,在刑法学领域对人身危险性涵义的理解应该立足于定罪量刑。同时在评价人身危险性时 ,也要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评价相区别 ,既要避免把人身危险性归于社会危害性 ,又要避免重复评价。

案外情节与人身危险性

犯前、犯后情节简单归属于人身危险性不只是语义缺损,而且违背法治原则。因为处罚未然之罪缺乏正当根据。从理论上讲,累犯、惯犯可罚性的根据是行为人蔑视、敌视法益的意志状态能被罪过归属;积极救助、赔偿被害人或者威胁被害人或因部分减轻犯罪侵害程度、或客观说明其犯罪意志状态和改变而可以影响刑罚轻重;行为人自首、立功从宽处罚在于他与法律合作的态度是其再社会化的基本要求。简言之,为安全适用刑法,所谓“人身危险性”在特定情况下可影响刑罚适用的综合评判标准,但不宜直接成为情节的定性根据。

论人身危险性的评价因素

人身危险性是犯罪人再次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其大小程度不仅有量的规定性,即犯罪人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趋势的强弱,而且有质的规定性,即再次实施的犯罪行为性质、其可能给社会造成的损害程度。评价人身危险性有无与大小的根据只能是与犯罪人有关的现实情况,主要包括犯罪人的个人基本情况和犯罪人的行为表现。

人身危险性之界定及其与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的关系——基于刑法学与陈兴良教授商榷

人身危险性如何界定及其与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的关系是刑法理论中两个极为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直接关系犯罪的本体构成,进而关系刑法正义与刑法功利的实现。而只有立于刑法正义和刑法功利,我们才能对这两个问题作出正确解答:人身危险性独立于主观恶性而包容于社会危害性。

也论人身危险性在我国刑法中的功能定位——兼与游伟研究员和陆建红审判员商榷

人身危险性的最初含义是犯罪可能性,包括初犯可能性和再犯可能性。人身危险性的性质是双面的,既可能是社会危害性的内容,也可能是刑事责任的内容。当立法者将人身危险性作为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时,其能决定社会危害性的有无,是定罪的根据,具有出入罪的功能;当立法者未将人身危险性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时,其仅影响刑事责任的大小,是量刑的根据,具有影响刑罚轻重的功能。无论在定罪活动中,还是在量刑活动中,人身危险性的功能均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

论人身危险性评估的体系构建

人身危险性理论的最大制约因素在于缺乏可操作性,因此人身危险性理论获得认可的根本途径就是从实践层面完善其评估问题。人身危险性评估作为一个系统性工作,必须从方法设立、宏观架构、微观创设、机构保障四个层面依次予以把握,把实体与程序内容一体性地贯彻到评估体系之中。通过宏观与微观、实体与程序不同层面的内容充实与相互呼应,共同为人身危险性的评估拓展新路径。

刑罚裁量视野中的人身危险性论纲

判断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及预测犯罪人的再犯可能性 ,是一个极为复杂而艰难的问题。人的犯罪行为在相当一部分情况下带有很大的随机性与偶发性。夸大人身危险性在刑罚裁量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观点不仅是不现实的 ,也与罪刑法定原则体现的法治精神相违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在刑罚裁量中仅处于次要地位 ,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对刑罚轻重的影响受到罪行轻重的限制 ,对刑罚轻重决定性作用的是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程度。

试论刑罚个别化根据:人身危险性

作为刑罚个别化根据的人身危险性,仅包括再犯可能,即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不包括初犯可能。人身危险性的表征因素包括犯罪人的素质特性及犯罪前、中、后的表现。它不影响定罪,仅是量刑个别化及行刑个别化的根据。

从人身危险性出发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未成年人犯罪为视角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要求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中有严,严中有宽。但该政策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贯彻执行中常常陷入误区,凡是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概从轻处理。这很可能导致未成年人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增强,无法实现矫正未成年人临时犯罪人格的目的。为了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应该以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司法者在量刑时进行自由裁量的参考依据。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评估机制包括人身危险性的评估时间、实施主体、评估方法和评估程序。

从许霆案和刘涌案看人格与人身危险性

人身危险性是影响量刑的因素,是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依据。而许霆案与刘涌案正好是根据人身危险性大小从宽与从严的典型案例。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主要依靠人格特征来判断,人格具有整体性和可测性,共同性和差异性,自然性和社会性,稳定性和可变性,内隐性和外显性。

未成年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评估研究——以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模糊综合评价为视角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未成年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重要表征,也是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重要参考依据。但是由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本身、法官认定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心证以及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与人身危险性的相关度等方面存在着模糊性,因此,有必要运用模糊理论综合评价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以期准确认定未成年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

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及其征表

在构建和谐社会时代主题的现实背景下,通过"行为人中心"的刑法理论来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包括初犯可能与再犯可能,未成年人的"可塑性"特点并不是否定其人身危险性的正当根据,与之相反,正是"可塑性"内在的二面性特征决定了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的客观实在性。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包括广度上的征表和量度上的征表两个层面,必须结合具体案件的现实情形审慎考察并予以把握。

穿行于刑法基本原则中的人身危险性

人身危险性的价值内涵应当从刑法基本原则的内涵层面予以厘清,这是奠定其学术品格及其价值地位的基本前提。罪刑法定原则所追求的人权保障功能是其核心追求,人身危险性理论的提出和实践运用相当程度地对合了这一价值蕴涵;人身危险性以评判行为人人格特性的重心倾向扩充了传统意义的"罪"之外延与内涵,是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进一步固守;只有在刑法的运行中彻底贯彻人身危险性理论,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的原则才可能得以最终坚守,并在与该原则的辉映过程中转化为客观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