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高教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协同

试论高教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协同华东冶金学院王端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明九十年代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其意义在于：“只...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对策

主持人语: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围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从健全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等方面作出重要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本期组发专题稿件,分别从健全预算制度、深化税制改革、推进税收征管改革、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强地方税体系建设、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六个方面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完善对策。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战略谋划

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谋划宜从如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以着力破解妨碍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为主攻方向。第二,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和现代税收制度所作出的一系列改革部署和所取得的一系列进展和成果为逻辑起点。第三,首先盯住相关行为主体关切,将着力点和着重点放在稳定相关行为主体预期、激发相关行为主体内在动力和创新活力上。第四,承继历史传统,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充当“先锋官”和“突击队”。

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能抑制地方国有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吗?

以2015年末我国实施的省以下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试点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0年A股地方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地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有效抑制了地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规模。区分金融资产类别后研究发现,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显性金融资产规模的抑制效果较明显,但与隐性金融资产配置规模间无明显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力度以及地方审计机关的审计强度越大时,政府审计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越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通过规范政府干预缩减了地方国有企业显性金融资产配置规模,且在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这一抑制效果更为明显。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

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本文拟在理解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围绕财政管理体制、税制和预算制度三个方面阐述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总体来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具体来看,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包括建立健全中国式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税制和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预算制度。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该能够较好地落实“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定位要求,推动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健全。

以政府间事权划分为统领谋划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距离建立现代财税体制要求仍有差距。未从根本上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事责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不相适应、政府间事权和财力不相匹配问题,是影响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纵深推进的核心因素。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亟须以推进政府间事权划分为统领,在明晰划分和配置政府间事权、事责、支出责任的基础上,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财政支撑。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和建议

本文从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后土地财政”时代来临三方面入手,分析了当前我国财政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归纳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及面临的约束条件,提出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改革措施建议。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与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美丽中国建设,对新时代新征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美丽中国建设将不断迈出新的步伐,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国家创新体系的全域建构与科技体制改革

国家创新体系是在一国科技创新制度环境下,各类创新主体利用创新要素、开展创新活动,相互作用、关联互动而构成的复杂系统,本质上是“域”和多元“域”组成的系统。经济理性、制度结构、文化价值等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的质态和演化方向。科技体制改革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推动其持续演化的重要动力,必须充分考虑国家创新体系的域观特征,应对域际融通、域中有域、域内协调等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基本按照三条脉络展开,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已经从域观的角度,考虑并努力解决制度障碍和约束问题。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把握我国科技创新内外部形势需求的变化,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应以国家创新体系整体能力提升为导向,超越国家创新体系这个科技域的局限,站在更宏大的域观视角,强有力地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构建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制度优势。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

国资监管体制已由“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模式向以“管资本”为主的模式转变,这为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代理成本降低与政府干预弱化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水平在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西部地区和金字塔层级低的国有企业中,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其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通过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了国有企业价值。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积极打造分税制“升级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财税体制改革呈明显加速之势,从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文件,整体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分税制作为处理多级政府间财政关系最为有效的实现形式,理应成为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不二选择。鉴于当下的分税制模式与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初的环境条件、目标取向存有巨大差异,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分税制要注入新概念、新内涵、新形式,打造“升级版”。

终身教育视域下高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探析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并逐渐树立起终身教育的观念,以保证能够具备终身发展的能力与素质。作为学习与工作两者间切换和衔接的重要阶段,高校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当前高校教育管理体制存在教育管理理念相对滞后、教育管理方式单调僵化、教育管理缺乏监管机制等不适应终身教育发展的问题,必须通过树立终身教育理念、建立学分银行制度、提升教育管理透明度、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完善高校终身教育体系监督机制等措施,促进高校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以期在终身教育体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分税制改革30周年背景下对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考

2024年是分税制改革30周年。回顾这段历史,从农业税、房地产税改革当中我们可以对国家治理、跨周期调节、系统思维等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分析现实,我们也深感30年后我国财税体制运作的发展理念、价格走势、进出口等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展望未来,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当中,迫切需要在数字化、绿色化、服务化等方面着力,以紧跟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步伐,不断推进现代财政制度建设。

论文化体制改革的分析框架建构

文化体制改革的本质是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权责关系与职能边界在文化领域的重大调整与重新建构。必须超越"过分国家化""、偏重社会性""、迷信市场化"的三种理论思路与实践倾向,构建起"文化管理—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文化体制改革分析框架,从而使文化体制改革更具系统性、全面性和均衡性,最终建立起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发展格局,实现国家引导、市场配置、社会参与的良性互动与有效合作。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科技体制改革

新质生产力既是一个发展命题,也是一个改革命题,呼唤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是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任务,旨在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藩篱,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健全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体系,改革科技创新的人才发展机制,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试析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观

试析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观徐国利作为我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大量的观点和主张。这些观点和主张涉及到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改革的地位、目标和策略等多方面的问题，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理论意义。一、“不搞政治...

文化技术阶梯理论:技术范式转变中的文化体制改革进路

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文化体制改革,在进入21世纪20年代后面临全新的改革环境。高速迭代的数字技术在促进文化数字化的同时,也建立了一种与传统类型技术范式完全不同的平台技术范式,它通过改变类型技术的线性发展轨迹而重建文化行业的底层技术逻辑,突破了文化行业系统“技术分类—专业分工”的专业合法性局限,成为文化行业变革的巨大推动力。未来十年,伴随着数字技术进入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时代,文化行业体制整体上将要进入结构性解构与重建的关键时刻,新兴数字文化的成长和对社会文化消费的主导,将突破以文化行业为基干的文化管理框架,探索建立适应数字社会规则建构为方向的国家公共文化管理模式,体现为一种文化行业为适应数字生态环境的总体变化而实施的跃迁式改革。文化行业的这一结构性变迁对于国家政策和制度创新意义重大,它同时定义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行业体制改革方向和政策设计原则。

牵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牛鼻子”

必须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在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取得突破创新,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重点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改革举措,提出的“七个聚焦”,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保障高质量发展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强调深化改革的重要性,财税体制改革是整体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军”。当前,我国经济数字化、人口老龄化、低碳化发展趋势和“四新一高”战略导向对现行财税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但现行财税体制与促进科技创新、释放国内需求、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的目标并不完全适配。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应是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财税体系,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锚点,平衡政府与市场、收入与支出。在具体实践中,应统筹预算制度、税制体系和财政体制三大领域改革,提升财税体制的效率性和公平性,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助推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其改革的方向、力度、节奏直接影响生产关系的形成和调适。本研究在“财政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已有研究之外,注意到财政在“构建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特殊功能。在勾勒新型生产关系基本形态的基础上,发现财税体制改革与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具有内在关联和潜在冲突,认为需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共性背景下,着眼于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调适生产关系目标,在放大共性、减少冲突中促成二者同向发力。研究分析了财政助力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作用机理,并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提出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助推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四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