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案外人财产权利保护的实践困境及其纾解——以执行异议之诉为视角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涉案财物处置过程中对案外人权利保障明显不足,刑事审判中难以保障案外人的程序参与权,执行“异议—复议”程序未赋予财产权利实体审查的机会。为保障刑事案外人合法权益,以既判力主观相对性为基础,刑事判决对刑事财产的认定不应拘束刑事案外人,财产权属应通过民事程序再行争执。应将检察机关纳入异议之诉中,发挥其监督作用,重塑刑事案外人执行救济程序,实现从“异议—复议”到“异议—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转变。

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处理分离审判模式重构

如何公正处理权属复杂的刑事涉案财物,近年来一直是我国刑事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为解决该问题创设了另行处理规则,由此形成了我国现行的涉案财物处理分离审判模式——部分财物处理分离模式.然而目前该模式在合法性和诉讼法理方面都存在缺陷.为此,有必要参考域外其他模式中的合理设计要素,并结合相关理论进行模式重构,确立“部分权属调查分离模式”.在“部分权属调查分离模式”下,针对权属复杂的涉案财物,法院可以先单纯依据其与犯罪行为之间的法定实质联系,在作出定罪量刑判决时一并作出“阶段性处理”;然后于判决宣告后再调查其权属,进一步作出含有明确权属认定结论的“补充处理”.

检察监督视域下刑事涉案财物审前处置“实体化”探究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刑事涉案财物的审前处置“实体化”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同时也存在某些争议。以管控争议为前提实现收益最大化的关键在于,在对案件进行合理繁简分流的基础上,通过制度设置保障涉案财物审前“实体化”处置的结果公正、程序公正。作为法律监督主体的检察机关,主导并规范着涉案财物审前“实体化”处置程序的正当性,应当在遵循繁简分流、客观公正理念的基础上,以规范化的方式和适当依托检察听证制度,保证涉案财物审前“实体化”处置的公正性。其中,涉案财物审前“实体化”性处置语境下的听证程序,需要通过明确听证的适用范围与启动方式、厘清职权机关的角色担当、引入科学的证据证明机制以及畅通程序转换渠道等方式,完成程序架构的诉讼化改造。

动态平衡视域下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的运行

动态平衡是一个哲学范畴,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还具有实践工具价值。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是由主体、客体、对象等要素构成的系统,其与动态平衡具有内在关联。动态平衡能够作为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运行理论基础的原因在于其揭示了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产生、运行的本质原因,其是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存在、运行的内在根据,其还反映了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有序运行的含义。正是因为动态平衡与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运行紧密相连,其对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运行具有启示意义,其不仅表明了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无序运行的本质,而且指明了纠正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无序运行的节点,还是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有序运行的根本方法。

论相对独立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之建构

公正处置涉案财物是刑事司法领域贯彻保障公民财产权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涉案财物处置依附于定罪量刑活动,对于涉案财物事实缺乏实质性审理,这一“合一型”模式不利于公民财产权的保护,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改革迫在眉睫。考虑到与定罪量刑程序的紧密衔接及涉案财物事实的复杂性,吸收量刑程序改革的有益经验以及实践先行带来的启示,当前应建构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促进涉案财物处置的公开化、透明化,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最大程度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依申请或依职权启动,通过发挥庭前会议功能,接受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争议及主张,决定是否开启针对独立性财物事实的专门审理,实现实质性审理。同时,应根据证明责任设置分层次的证明标准,在发生事实认定错误时进行必要的程序回转,保障事实认定的准确性。

刑事涉案财物信息化管理的再思考

刑事涉案财物的信息化管理是我国涉案财物管理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对案件日益增多的大环境下刑事涉案财物的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刑事涉案财物的信息化管理在试点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仍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对试点地区已获得经验吸收不强,刑事涉案财物信息化管理中各机关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存在矛盾,本机关系统内部上下级关系、本部门内部上下级关系问题亟须解决。在刑事涉案财物信息化管理建设过程中,应当吸取试点地区的先进经验,科学建立刑事涉案财物信息管理平台,正确处理上下级机关以及上下级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

刑事涉案财物处理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刑事涉案财物处理的立法缺陷主要表现为,法律渊源庞杂、分散,效力层次低;概念界定模糊不清,术语混淆使用,造成逻辑混乱;立法内容的粗放、缺漏、矛盾问题严重;以打击犯罪作为立法价值理念,忽视了对财产权的保护,以部门利益为导向,部门色彩浓厚。立法的缺失,导致了司法实践的混乱,不利于对被追诉人、被害人和案外人合法财产的保护。因此,要确立起打击犯罪和保护财产权并重的立法价值理念,调整立法模式,提升立法层次,并修改、补充立法内容,以增强法律法规的完备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

刑事涉案财物管理体制改革分析

为落实人权保障、切实维护公民财产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1月联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跨部门"的地方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信息平台。C市政法委参照以往的改革经验,在全国范围内,首创了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涉案财物独立保管的“开放共治”新模式,牵头公检法三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与C市保安总公司签订委托合同,由公安机关出资700万元,法院与检察院各出资100万元作为第一年运营成本,于2016年10月成立了C市涉案财物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对C市级和十三区政法部门的涉案财物进行集中保管。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从实体基础到教义展开

中国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实践争议频发,需要理论予以解答。以《刑法》第64条为制度依据,其条文设置与德国、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均有重大区别,因而不能因循“德系”教义体系,需要跳出“刑罚-保安处分”的分析框架。刑事涉案财物处置制度的教义建构需要从实践争议出发,重点考察该制度在中国司法运作中的实际功能——刑事案件中附带处理对财物的民事法与行政法评价。这根源于中国司法程序所采取的“刑事中心主义”。基于此认识,《刑法》第64条的制度设计系“前置法衔接说”。根据“前置法衔接说”,《刑法》第64条内含三个优先级不等的规范目的:第一,修复被违法行为破坏的民事法益;第二,在行政处罚的意义上,维护行政秩序;第三,象征性地确证刑法规范。基于此,对刑事涉案财物处置在实践中的主要争议如部门法属性、实施主体、追缴的法律性质、违法所得的范围、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范围等,都能够在“前置法衔接说”的框架下予以说明,继而作出合乎中国条文与司法实践的解释方案。

刑事涉案财物执行程序中案外人权益保护困境及其消解

刑事涉案财物执行制度未能站在保护案外人权益视角进行设计,导致案外人权益易受强制执行公权力的侵害。实践中,刑事涉财执行往往存在执行依据对涉案财产的定性不明,案外人异议近乎未得到支持,共同财产执行争议大,执行机构审查标准不明等问题。应改变涉案财物裁判权缺位的现状,针对案外人对其切身财产和利益寻求法律保护的诉求,明确案外人参与刑事诉讼主张财产权利的角色定位,在立法层面将查控财产的核查工作提前至检察院移送提起公诉之时,明确执行异议听证程序中的证明标准,未来以期探索建立或引入独立的对物之诉解决刑事涉案财物权属争议。

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理原则与价值取向

对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置是一个规范行为,应当由法律作出明确且无误的规范。但由于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的双重影响,致使法律的相关规定失于疏漏,也因此使得办案机关在于法无据的情况下各想奇招、各自为政,有的做法甚至违背了国家的法治精神。其实,对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置还是一个价值行为,因为在其背后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只有把这些内容一一揭露出来,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对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置原则,才能为立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监察调查制度构建与完善

我国《监察法》非常重视涉案财物调查程序之正当性,针对搜查、扣押等调查工作确立了强制录音录像制度。但是,目前刑事涉案财物调查体系制度定位仍存在偏差,如未能体现其财产保全价值;监察机关能否对刑事涉案财物进行实体处分,立法方面语焉不详;利害关系人之权利保障机制尚不健全。应当以人财并重理念及程序正义原则为指导,强调对物调查之财产保全价值;检察机关应成为财产保全及实体处分的决定主体,加强检察权对监察权的制衡与监督;细化和完善利害关系人之程序性权利,构建以检察机关为主体的程序救济机制。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诉讼化及其限度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是一项由对物强制处分程序、先行处置程序、审前返还程序以及刑事涉案财物裁判程序构成的制度体系。以诉讼构造为视角,该程序存在着审前阶段裁判方缺位、审判阶段裁判程序附属化、第三人参与权虚化的构造缺陷,并由此引发了办案机关恣意查封、扣押、冻结和处置涉案财物的问题。为破除上述现象,实现财产权的有效保护、裁判公正性的维护以及通过程序的正当化,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应当走向诉讼化。同时,受限于办案机关的财政经费体制、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各专门机关的权力配置状态等因素,并基于合理有效使用诉讼资源的理念,权利人对程序性处置措施的同意、情势紧急以及当事人的自由处分可以成为刑事涉案财物处置诉讼化的例外情形。

论刑事涉案财物处理程序——基于规范化的分析视角

当前,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已经构建起涉案财物处理程序的基本框架,但实践中"重打击犯罪、轻财产保护"的现象仍较为突出。一些案件因涉案财物性质认定不清、程序不严或处置不当,严重损害了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故有必要从审判实务角度出发,澄清实践中的错误观念和认识,规范刑事涉案财物处理工作。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生命周期检视与功能定位——兼评扫黑除恶中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现状

对于刑事涉案财物处置,应将特定财物因"涉案性"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至被定性处分后脱离刑事诉讼程序的整个期间,视为刑事涉案财物的生命周期,其中处置行为涵括初步调查评估行为、处前保全行为、先行处置行为、处分行为、处置监督救济行为。基于"结构功能统一"理念,生命周期视角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构造决定其应具备消抵、证明、制裁、预防、保障"五位一体"的功能。借助该"周期-功能"理论框架,以时下扫黑除恶中刑事案件涉案财物处置现状为考察样本,对其处置程序进行生命周期检视,探析其中存在的程序疏漏和功能偏差。尊重刑事政策导向下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之于刑事诉讼程序的合理功能定位,借鉴域外财产处置经验,从涉案财物的生命周期视角对处置程序提出规制思路。

刑事涉案财物的信息化管理

随着刑事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涉财类刑事案件也不断增多,刑事涉案财物的信息化管理显得非常紧迫。信息化管理能够提高诉讼效率,应对日益增加的案件数量,同时也是有效协调公检法三机关保管涉案财产的方式,增加了保管刑事涉案财产的透明性。刑事涉案财物的信息化管理也具有现实的可行性,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其提供了技术条件,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设立为其提供了制度支持,信息化管理平台的试点为之提供了现实条件。但是,目前我国刑事涉案财物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设还面临不少困难。管理标准不统一、人工化管理还普遍存在等问题依然影响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设。刑事涉案财物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设应当坚持与时俱进,更新管理理念,加强对管理人员的技术培训。同时,还要实现刑事涉案财物信息化管理的专门化。在明确了刑事涉案财物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的基本问题之后,完善具体措施,采取二维码扫描入库、定时检查库存以及设置警报系统等方式完善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设。

嵌入式“对物之诉”:刑事涉案财物处理的进路探析

规范刑事涉案财物处理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是司法改革和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我国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重人轻物”的观念和做法。实证研究发现,刑事审判中涉案财物处置的主要问题表现为:裁判结论未形成明确处理意见,审查程序缺失,以及对案外人异议缺乏有效解决路径。文章基于涉案财物的属性分析及诉讼法学理论,提出嵌入式“对物之诉”的设想:以成本控制及与原程序的兼容为出发点,通过案件分流、诉前审查等途径设定“对物之诉”的适用门槛;基于证明机理和诉讼主体类型设定“对物之诉”嵌入庭审的时机和方式,实现“对物之诉”与“对人之诉”的弥合与协同。

也论刑事涉案财物管理制度改革

刑事涉案财物管理在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置程序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刑事涉案财物的管理实践存在不少问题,有必要进行改革。从改革的目标定位出发,应当考虑建立涉案财物的集中管理模式,并且在管理环节、保管规则、处理出库、资产管理等方面进行系统完善和制度创新。

刑事涉案财物的概念探析

刑事涉案财物的概念有助于加强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在刑事涉案财物概念方面的协调,弥合实务界和理论界对于刑事涉案财物概念的分歧,从而为规范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打下基础。刑事涉案财物是公检法等机关在办理涉嫌刑事犯罪案件过程中获取的与案件相关的财物,其与罚没财物、赃款赃物、证据、刑事涉案物品存在一定的联系和区别,主要包括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违法所得、违禁品等。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正当程序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通过正当程序来控制。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存在着前置程序不足;后续处置程序缺乏程序正当性的问题。应当借鉴域外,主要是英美与德日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文章认为应从庭审程序、救济程序及监督等方面构建、完善我国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正当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