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行为对农户福利的影响——以山东省为例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商成为衔接数字经济与小农户的重要桥梁。参与电商能否提升农户福利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山东省571位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构建反事实框架,分析电商行为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效应,并通过构建“电商行为-数字素养-农户福利”的中介效应模型,揭示数字素养在电商行为对农户福利的影响中的作用机理。本文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参与电商对提升农户的福利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反事实假设下,实际参与电商的农户假如选择不参与电商,其福利水平将下降12.0%;实际未参与电商的农户假如选择参与电商,其福利水平将提高18.4%。第二,参与电商所带来的福利效应对于不同的农户存在明显差异,受教育年限越长、家中网络条件越好及所在村庄互联网宽带普及率越高的农户,其电商参与行为的福利效应越高。第三,数字素养在农户电商行为对其福利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地方政府应践行“数商兴农”战略,加快推进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全方位提升农户数字素养的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商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湖北省142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研究对象,运用Probit模型,考察人力资本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商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显著正向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商行为,经营主体高中及以上学历员工越多,采纳电商的可能性就越大;管理者的受教育程度、务农经历与再教育情况对电商采纳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管理者年龄对电商采纳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政府应认识到人力资本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充分利用电子商务,使其实现健康长远发展。

浅谈我国商行为的独立性

商行为是商法中的重要问题,是商法的核心概念之一,因此研究商行为的独立性对我国商法理论建构与商事立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学者对关于商行为独立性的问题一直颇有争议,悬而未决。笔者从通过对商行为概念的界定、特征的论述及性质的阐明说明商行为的独特,从而再通过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对比进一步阐述商行为的独立性。

商行为与重大误解规则之适用

《民法典》规定了当事人可以基于重大误解撤销合同,然而重大误解在商事领域由于价值理念与民法领域有别,更加注重交易的安全和效率,应当对重大误解在商事领域的应用进行合理的限制,可以考虑通过对商行为做必要的类型化区分,在某些特定商行为的交易场景中需要限制重大误解的适用。以商事领域中的组织法行为为例,会涉及一系列的法律关系,更应当谨慎地适用重大误解规则的适用。The Civil Code stipulates that parties may rescind a contract based on material misunderstanding. However, due to differing value concepts between commercial law and civil law, with a greater emphasis on transactional security and efficiency in the commercial realm, the application of material misunderstanding should be reasonably restricted in this context. This could involve making necessary typological distinctions among commercial acts and limit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material misunderstanding in specific commercial transaction scenarios. Taking organizational legal acts in the commercial sphere as an example, these involve a series of leg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rule of material misunderstanding should be applied with caution.

蔬菜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中的供货商行为分析

可追溯体系具有明确潜在责任等特点,近来作为一种有效的控制手段为大多数国家所推崇。以批发市场为核心构建蔬菜质量安全追溯系统,是现阶段中国实现蔬菜质量安全全程追溯的有效途径。研究发现:当前蔬菜供货商实施蔬菜质量安全可追溯的比例不高,对可追溯体系的了解不够,对蔬菜实施可追溯体系的行为受获取方式、入场登记、政检频率、经营年限、收入比例、经营规模、制度认知等因素的显著影响。因此,可采取积极推进蔬菜生产基地和合作社建设、提升批发市场的流通业态等相应对策。

基于跨电商行为的交叉推荐算法

利用百分点科技推荐引擎提供的原始数据,分析了用户跨电商的行为,提出了一种可在多个电商之间进行交叉推荐的算法。结果证明,该算法不仅在精确性上较完全冷启动的随机推荐有巨大的提高,而且所推荐的商品可以保持相当的多样性与新颖性。分析显示有约5%～10%的点击、收藏和购买行为发生在有交叉行为的用户身上,这些用户的活跃性明显强于非交叉用户。这些结果暗示交叉用户可能是网上购物的重度用户。该文展现了全新的研究思路,研讨了全新的分析对象,其思路和结果对于电子商务研究有重要价值。

商行为特征的法理分析

商主体与商行为是构成商法内容体系的两大基础性要素。现代商法意义上的商行为作为商法规范中最为重要、最为典型、最为普遍的行为,具有明显区别于一般民事行为的法律特征———特定性、营利性、营业性。关于商行为法律特征的分析研究对于完善我国商法理论及立法具有重要价值。

我国商行为制度的评判与重构——兼论与法律行为制度的区别

受"民商合一"理论的误导,我国在学理上及立法上均认为商行为属于法律行为的一种,从根本上否认商行为的独立性。然而,商行为与法律行为在价值取向、有效要件、瑕疵分类及瑕疵处理模式等诸方面均存有根本性的差异。我国商行为制度的重构,应采取《商事通则》与具体商行为制度相结合的模式。

网络商行为的法律规制

网络商行为是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和商业模式。近年来,网购侵权案件在我国持续发生,并逐渐成为我国行为主体维权的一个全新领域。但我国目前尚没有明确的立法对网络商行为进行调整,法律体系中亦缺乏相关制度。对网络商行为相关法律问题进行研究,探讨现存网络商事交易行为制度的疏漏之处及其法律规范,从而有针对性地对网络商行为进行规制,净化网络交易市场,保障商行为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

创新民办教育的营利模式——一个现代商行为的法律规制视角

我国民办教育能否名正言顺地投资营利,法律上一直未有明确,给其进一步发展带来障碍。本文在对西方私立学校营利与非营利分类规制的立法经验考察后提出,立足国情,民办教育也应分类管理,将营利性民办教育纳入商行为法律调整范畴,颇为必要和可行。同时,本文提出了相应修法建议:如应突破《教育法》第25条,明文规定营利性民办学校适用有关公司法规定,细化投资回报、加强审计监督、成立民间评估组织等。

商业银行对新农村建设金融支持的调研——以台州商行为例

台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台州市商业银行）成立于2002年3月．是以成立于1988年台州市银座城市信用礼为核心、将8家城市信用社合并改制而成．其中民营资本占95％．国有资本占5％，经营区域覆盖台州主要县市区。截至2007末．全行总资产达183．4亿元．资本充足率为9．4％：各项存款余额达164．5亿元．贷款余额达115．5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至0．53％。全年实现税后利润3.3亿元，资产利润率为2．05％．各项指标达到国际先进银行水平。靠自身盈利．消化了原组建商业银行时带入的几家高风险城市信用社的3．5亿元不良贷款。

基于渠道权力的分销商行为影响策略选择

供应商在改变分销商行为时,都应该准确把握自身对分销商的渠道权力大小以及分销商对自己的依赖程度,以此选择最有效的影响策略。否则,不合适的影响策略选择不仅不能达到改变分销商行为的预期目的,而且还会对渠道关系产生破坏作用。

商行为意思表示的瑕疵和表示方法问题探讨

商行为是指以营利性作为行为目的而从事的行为。商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延伸,它和民事法律行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商行为的意思表示和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在主体、构成要素、表示方法、意思表示瑕疵、解释等方面均有所区别。商行为意思表示一般为要式意思表示;商行为的意思表示体现了外观主义、商事交易迅捷的特点;沉默在商行为中通常具有表示的价值。在商行为的意思表示有瑕疵时,对意思表示的效力判断和解释,应采取表示主义。应充分认识商行为意思表示所具有的特殊性,完善我国的商事立法。

日本法上的绝对商行为及其启示

商行为是商法概念体系的基石之一,而绝对商行为又是最典型的商行为,其具有绝对性、客观性、法定性和列举性的特点。绝对商行为营利性突出,构成商人概念的基础,属于基本商行为。日本商法典第501条列举了四种绝对商行为,这有利于商法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明确适用,但交易所内的交易与绝对商行为的理论并非完全一致,有关票据或商业证券的行为亦不具备营利性特征,其被纳入商行为是基于沿革和传统以及其金融性之本质的考虑。绝对商行为规定的妥当性受到企业法说的挑战,但企业法说亦无法解释现实生活中的大量商事交易,即便采纳企业法说,仍有界定、区分商行为的必要。此外,折中主义的商行为规制模式存在诸多优点,因此,在立法论上,可考虑在将来《商事通则》的立法中予以借鉴。

如何理解商行为?

商法的概念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进行理解,狭义的商法是商法总论意义上的商法,其内容包含商人、商行为及与商人密切相关的商号、商事账簿、商事登记等的规则;广义的商法还包括商事单行法。应当将商行为的概念限定在商法总论的范畴内,与民法典中的民事法律行为规则相对应,这正是商法作为民法特别法的典型体现。原则上,具体商行为规则的适用仍然首先要以商人身份的确定为前提,商行为规则是为商人所制定的特别规则。《民法总则》并未给商人和商行为留下规则空间,从商行为法的角度,我们需要制定《商法通则》,以对应未来《民法典》中体现于债法和物权法的民事法律行为规则。

商行为的法律适用——关于理性社会、交易预期与规则简化的宣言

因为不能解释所有现象、所有问题，人类总是缺乏心理安全感。在我们周遭的生活中，孤独、寂寞、恐惧总是与影随行。由于缺乏心理安全感，人类或多或少总会有迷信权威的趋向——无论是在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乃至学术生活中，莫不如此。无论有多少反权威的声音，在主流社会，“权威”依旧没有消解，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还构成了风险社会的安定器，构成了芸芸众生行动的方向和指南。

德国商行为法探微

德国商行为法探微范健一商行为的概念在德国法律中，商行为是一个法定概念。《德国商法典》第３４３条第１款指出：“商行为是商人从事其商事经营的全部行为。”这个概念包含至少三个层次的涵义。第一，商行为是一种行为，该行为同一定的法律规范相联系、受法律规范调整，...

商行为论纲

商行为是商法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商法学研究的难点和重点。本文分析了商行为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探讨了商行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比较了商行为的立法模式,并提出了中国商行为立法问题。

论附属商行为——对日本商法的观察

附属商行为是商人为了营业实施的行为,商人从事的行为被推定为为了营业实施的行为。这一推定有利于法律的适用,而减少不确定性。附属商行为不限于营利行为,且不以法律行为为限,其内容广泛,无法列举,包括通知、履行等行为,是一种对营业必不可少的手段性行为。

商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设立解释了私法自治的基本精神。商行为的立法宗旨和理念是促使商事交易便捷、安全地进行,同时,相对于仅关注个人利益的民法而言,商行为在保护商主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更关注第三人及国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