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模式及收益测度

婚姻匹配是择偶双方追求婚姻收益最大化的结果,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促使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模式出现相应调整,映射出不同教育匹配模式下婚姻收益以及收益差距的双重转变。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婚姻教育匹配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教育及教育匹配模式在微观个体层面对婚姻收益产生的影响,以及由婚姻收益反映出的教育匹配模式的特征和变化。从婚姻收益的角度验证中国婚姻市场中个体搜寻潜在配偶的选择依据,并对过去、当前和未来教育匹配模式的特征差异和发展趋势进行经济解释已成为婚姻匹配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因此,本文基于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资料分析中国婚姻市场的受教育现状、教育匹配现状及变化特征,同时通过微观数据构建婚姻匹配数据库,使用CS模型对婚姻收益进行测算,考察各受教育水平人口在不同教育匹配模式下的婚姻收益和收益差距,从而解读中国婚姻市场在教育及教育匹配模式层面呈现出的新特征和新趋势。研究发现:第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不断加深,适婚年龄人口在高等教育获得方面的性别差异逐渐缩小,近10年来已出现教育性别差异逆转现象。第二,在高等教育事业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模式也出现相应变化,在教育同质匹配保持主导地位的同时,“男高女低”教育匹配模式的比例下降,“女高男低”的教育匹配模式成为婚姻教育匹配的新趋势。第三,婚姻收益测算结果表明整体上女性婚姻收益高于男性。分受教育水平来看,在低、中学历人口中,女性婚姻收益高于男性;在高学历人口中,男性婚姻收益高于女性。在低、高学历人口中,与配偶的受教育水平差异越大,婚姻收益越低。第四,教育同质匹配模式下的婚姻收益最高,“男高女低”教育匹配模式下的婚姻收益次之,但“女高男低”与“男高女低”教育匹配模式下的婚姻收益差距正逐渐缩小。为提高居民婚姻收益、缩小收益差距,政府和教育部门在积极推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同时,应加强教育差异群体的婚姻辅导工作;家庭内部也应树立夫妻家庭地位平等的观念,淡化家庭分工中的性别因素;此外,婚姻市场中的个体需转变传统的婚姻教育匹配观念,提倡多元化的择偶标准,这将有利于社会整体婚姻收益的提升以及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改善。

面子生产与社会剥夺:南方农村婚姻的两极困境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和城乡关系的变化,南方农村出现了早婚和“剩男”的婚姻困境。一方面,性别比例失衡导致的男多女少意味着部分男性“无婚可结”;另一方面,在家长的默许甚至撮合下,农村部分青年提早步入婚姻历程,成为稚嫩的父母。把农村婚姻市场的特殊形态放到粤北村庄的整体关联中考察,在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的结构性压力下,中下层群体试图利用婚姻缔结完成阶层跨越,婚配压力的层层传导最终引发了下层弱势男性的婚姻困境。然而,乡村社会的发展变化并没有改变农村熟人社会的基本形态,面子依然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性评价,一方面,面子危机直接将宗族与个体荣辱相连接;另一方面,面子文化又对社区内生活的熟人群体进行行为约束,保障社区的同质性。家庭根据婚姻市场变化进行婚姻策略调整,子代婚姻的缔结并不完全为了符合家庭利益,也有确保面子再生产的需要。

中央妇委在西柏坡起草《婚姻法》

1950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颁布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它以调整婚姻关系为主,以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为核心,为新中国婚姻法制初步确定了法律框架。《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之所以能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迅速出台,是与西柏坡时期中央妇委开始的调研和起草工作密不可分的。

婚姻市场性别结构对女性婚姻流动距离的影响及异质性分析

在关于婚姻流动距离的研究中,个体对于经济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偏好因素的影响已经被广泛认同。然而地区性别结构因素作为地区婚姻市场的一种重要的宏观因素,关于其对于婚姻流动距离的影响还值得深入探讨。基于婚姻搜寻理论,利用多层模型证实了地区婚姻市场性别结构对中国女性婚姻流出距离的影响。研究发现:(1)总的来看,未婚人口性别比高的地区,女性婚姻流出距离相对更短,当地女性更可能在较近的地区结婚。(2)性别结构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城乡之间和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女性之间存在异质性,户籍地为低收入地区、乡村地区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婚姻流动距离受到婚姻市场性别结构的影响较大。

婚姻挤出:县域体制内年轻女性婚配困难问题解析

随着县域体制内大龄未婚女性数量的增多,县域体制内年轻女性的婚姻问题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调查发现,与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婚配困难成因不同,县域体制内大龄未婚女性不是因为遭遇婚姻市场上女多男少的性别“挤压”而出现婚配困难问题,而是在狭窄的县域社会空间内和“男高女低”婚配规则支配下,由于她们的学历高、社会地位高、工作能力强、事业有成就,县域婚姻市场内能跟她们条件相匹配的适婚男性数量少,从而导致她们中有些人会被“挤出”社会正常婚姻轨道。县域婚姻市场中的“挤出”性结构包括性别挤出、体制挤出和空间挤出三个方面,挤出的是县域体制内大龄年轻女性,而非体制内男性或体制外女性。在县域婚姻“挤出”性结构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前提下,体制内年轻女性要实现结婚意愿,就需要在年龄较轻、职务职级较低时确定婚恋对象,或者勇于破除“男高女低”婚配规则而在体制外寻找婚配对象,否则就需要走出县域参与广阔的全国婚姻市场竞争。

婚姻在历史与现代背景下的变迁与意义

现代性如同洪流般奔袭而至,冲击着社会的每个角落,时代的巨变带来社会结构的重组,婚姻制度首当其冲。国外信奉所谓的“政治正确”,结婚对象从异性逐步突破至同性、动物乃至非生命体。而中国的年轻一代则在“性别对立”、“爱无能”、高房价、高彩礼等时代症候中表现出不婚、恐婚的趋势,甚至有人奉行“不婚不育保平安”。婚姻日益成为年轻一代难以承受之重,《中庸》所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的婚姻神圣性也面临逐渐被消解之隐忧。《天府新论》本期“激活儒学生命力”笔谈以婚姻为主题,阐发传统儒学的婚姻价值观,探讨婚姻的古今之变,提出儒学的可能应对之方。李竞恒认为,婚姻所承载的那种构建、延续、经营“生命河流”之共同体所带有的古老神性在现代社会被祛魅,现代儒学解决婚姻问题的方式应该是探索研究处于精英生态位群体的成功经验。董卫国认为,新旧杂糅的婚姻价值观与现代生活模式并不匹配,传统儒家对婚姻本质及合理性的理解或许可以成为调适现代婚姻价值观的有益资源。刘青衢认为,儒家古典婚义要旨的现代价值在于,以内在真实的礼义破除对外在物质的偏执,以在婚姻共同体中修养德性破除功利个人主义的危害,以对生生之道的承当破除计较生育得失的短见。笔谈根据主题需要编排次序,作者排名不分先后。

婚姻支持联合自我护理能力培训对出院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的影响

目的探究婚姻支持联合自我护理能力培训对出院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婚姻质量、自我管理能力及疾病不确定感的影响。方法选取2019年5月至2020年11月在无锡市一所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眼科进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治疗且符合出院条件的136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将其分为常规组及观察组各68例。出院时,对常规组行基础出院护理,对观察组行婚姻支持联合自我护理能力培训,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婚姻质量、自我管理能力及疾病不确定感进行比较。结果干预6个月后,观察组的婚姻质量显著高于常规组(P<0.05);观察组的自我管理能力评估量表各维度(饮食管理、药物管理、心理及社会适应、症状管理)评分及总分显著高于常规组(P<0.05);观察组的疾病不确定感评分显著低于常规组(P<0.05)。结论出院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联合应用婚姻支持和自我护理能力培训的效果较为理想。

论徐坤《神圣婚姻》的新时代生活书写

徐坤最新长篇小说《神圣婚姻》聚焦新时代生活,以婚姻书写为线索,连接了北京、沈阳、铁岭、安岭等多地生活空间,展现了新时代的多元区域特点,在婚恋变异和转企改制等变化中透视人心、人性。小说细致地描绘了新时代婚姻形态,塑造了新时代女性形象,展开了关于新时代女性解放的思考,真实地记录了新时代社会生活的变迁与发展,彰显了作者小说审美的变与不变,具有突出的时代感与在场感。

法典时代婚姻登记瑕疵案件审理制度的重构

我国传统婚姻登记制度属于公法强制型制度,通过行政诉讼审理婚姻登记瑕疵案件的制度设计并无不妥,而现行婚姻登记制度属于私法自治型制度,婚姻登记机关职权范围、婚姻登记与婚姻之间关系均有所调整,婚姻登记瑕疵案件审理制度也应当相应调整。涉及婚姻关系效力的婚姻登记瑕疵案件,当事人应当提起民事诉讼,先行处理婚姻关系效力问题;若是不涉及婚姻关系效力的程序瑕疵案件,当事人可直接请求婚姻登记机关先行处理。若是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的婚姻登记瑕疵案件,另一方当事人应当先行要求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在婚姻登记机关不履行职责的情形下,再行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是向法院提起诉讼。

农村“留守青年”工具性婚姻的意义解构及实现逻辑

结婚难仍旧是当下农村“留守青年”面临的重要压力,并引发后续系列问题。除了婚姻成本问题外,他们如何理解婚姻的意义也值得关注。本文通过深度访谈法,试图深入阐释农村“留守青年”对于婚姻的认识及挖掘其实现逻辑。研究发现,农村“留守青年”把婚姻意义建构为抵抗的策略、“过日子”的符号、面子的象征和谋取经济利益的策略。本文把他们对婚姻的理解概括为工具性婚姻,其实现逻辑是个体与家庭结构性文化妥协的结果。考量农村“留守青年”对婚姻的认识,能够把脉他们婚姻和家庭质量,能进一步了解农村青年群体结构,激发乡村青年的群体活力。

中央苏区婚姻制度变革的法律实践——以两部婚姻法为中心

对中央苏区婚姻制度变革的法律实践进行观察发现,中国共产党变革婚姻法律制度的基础主要包括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土地革命的开展、妇女思想解放等,毛泽东同志提倡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偏重保护女子等弱势群体利益以及推动妇女解放、帮助女子实现经济独立等主张,深刻影响着立法工作的开展,并在中央苏区两部婚姻法律中得到体现。《苏维埃婚姻条例》与《苏维埃婚姻法》以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原则为核心,细化婚姻登记制度,保护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并出于革命需要对军人家属的离婚自由作出一定限制。婚姻制度的变革促进了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瓦解,实现了妇女解放,为中央苏区的建设以及后续婚姻立法积累了宝贵经验。

物质主义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工具性婚姻目标与伴侣支持的作用

基于婚姻满意度动态目标理论,本研究旨在探讨物质主义对婚姻关系满意度的内在作用机制,通过整合工具性婚姻目标的中介作用和伴侣支持的调节作用,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已婚参与者,回收有效答卷417份。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物质主义对婚姻关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直接作用,对工具性婚姻目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工具性婚姻目标对关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工具性婚姻目标在物质主义与关系满意度间的中介作用显著;伴侣支持显著调节了工具性婚姻目标与关系满意度的关系,且调节了物质主义通过工具性婚姻目标影响关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形成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本研究为物质主义和婚姻中的关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更细微的理解,阐明了在婚姻满意度动态模板理论下工具性婚姻目标对物质主义倾向高的伴侣关系满意度的影响,并为伴侣支持对不重视工具性目标的配偶的作用提供了支持。

我国家事司法中婚姻家庭辅导教育的体系建构

家事司法中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制度回应了家事案件特殊性、实现家事司法正义和发挥家事司法人际关系调整功能的要求,其设立具备相应的理论根据和正当性基础。尽管2022年实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了家庭教育指导制度,但与家事司法中的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制度还存在很大区别,我国应当通过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在当事人向法院起诉以后,法院立案之前,法院可以建议当事人参加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在家事案件立案以后的诉讼全过程,法院都可以建议或者要求当事人参加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在法律规定强制参加婚姻家庭辅导教育的情况下,如果当事人不参加,法院可以对其进行训诫,并可以将当事人不参加婚姻家庭辅导教育的情况作为家事案件裁判,特别是考量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的一个参考因素。我国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实施家事司法中的婚姻家庭辅导教育。

希望感提升式心理护理对不孕症患者婚姻质量、希望水平及成功妊娠率的影响

目的:观察希望感提升式心理护理对不孕症患者婚姻质量、希望水平及成功妊娠率的影响。方法:选取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收治的156例不孕症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采集时间为2022年11月-2023年11月,以单双数作为分组标准,将符合标准的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各78例,其中对照组接受临床常规干预,观察组在以上基础联合希望感提升式心理护理,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Olson婚姻质量问卷(ENRICH)、Herth希望量表评估两组干预前后负性情绪、婚姻质量、希望水平的变化,并随访统计两组成功妊娠率及住院满意度。结果:干预前两组SAS评分、SDS评分、ENRICH各项目评分、Herth各项目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指标评分均明显改善,且观察组SAS评分、SD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ENRICH各项目评分、Herth各项目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580,5.846,3.877,4.572,8.492,11.423,8.007,7.757;P<0.05);随访计算观察组成功妊娠50例(64.10%),对照组成功妊娠32例(41.03%),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330,P<0.05);统计满意度可知,两组总满意度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112,P<0.05)。结论:经研究结果可知,不孕症患者在希望感提升式心理护理联合常规干预下,能显著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明显提升其婚姻质量,在改善希望水平的同时还能提高成功妊娠率,对促进妊娠有着良好影响,且患者接受度较高。

婚检制度的法理反思与制度重构——以婚姻自主为核心的讨论

自愿婚检制度自实施以来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并引发了对婚检是否应当强制的学术争论,但当前争论仅停留在制度表面,缺乏深入的理论反思。我国婚检制度从“形式”与“实质”双重强制的强制婚检制度转变为“无强制”的自愿婚检制度,这体现国家从“硬家长式”立场转变为尊重和保障公民婚姻自由的“自由式”立场。“自由式”立场将婚姻自主视为一种主权权利,这成了自愿婚检制度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并面临理论批判。这些批判促使婚姻自主从一种主权权利转变为一种品格理想。基于这种转变,婚检制度应立基于一种保障和促进公民婚姻自主的“软家长式”立场,并重构为采纳“形式强制”但拒绝“实质强制”的“弱强制”婚检制度。

中国婚姻预期寿命城乡演变研究

过去几十年间,随着中国人口的婚姻推迟,离婚率上升,各婚姻状态的预期寿命发生了很大变化且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异。文章基于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并结合199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使用Sullivan方法测算中国城市-镇-乡村人口的未婚、在婚、离婚和丧偶四种婚姻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的比重,重点研究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城市-镇-乡村人口的四种婚姻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的比重是增加还是减少?差异有多大?差异是扩大还是缩小?第二,使用因素分解方法解析四种婚姻状态的分布变动与死亡率下降对城市-镇-乡村人口婚姻预期寿命时期差异的不同贡献。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城市-镇-乡村人口的未婚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的比重均在增加,主要是青年期平均未婚年限增加;乡村男性未婚预期寿命占比远高于城市与镇,乡城差异较大且在扩大;城市女性未婚预期寿命及其占比最高、乡村最低,城乡差异较大且在扩大。其次,城市-镇-乡村人口在婚预期寿命增加,主要原因是老年期平均在婚年限增加;但占余寿的比重减少,主要原因是青年期平均在婚年限减少;乡村男性的在婚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最小、镇最大,镇乡差异较大且在扩大;乡村女性在婚预期寿命最短但占余寿的比重最高,城乡差异较大且在扩大。再次,城市-镇-乡村人口的离婚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的比重增加,主要原因是中年期平均离婚年限增加;镇男性离婚预期寿命及其占比最低、城市最高,城镇差异较小但在扩大;乡村女性离婚预期寿命及其占比最低、城市最高,城乡差异较大且在扩大。最后,城市-镇-乡村人口的丧偶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的比重均在减小,主要原因是老年期的平均丧偶年限减少,城镇乡差异较小且在缩小。分解发现年龄别未婚和离婚比例上升是城市-镇-乡村未婚预期寿命与离婚预期寿命增加的主要原因;死亡率下降是城市-镇-乡村在婚预期寿命增加与丧偶预期寿命减少的主要原因。

父母婚姻状况对中学生消极情绪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一项多中心横断面研究

背景父母婚姻状况对青少年负性心理及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SSI)影响的研究报道较少,且现有的研究样本量较小。目的探究父母婚姻状况与中学生消极情绪和NSSI的关联,为中学生NSSI的防控提供参考。方法2020年3—4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对南充市及周边20个乡镇、67所中学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人员将问卷输入问卷星平台生成二维码,学校发放二维码给家长或学生监护人。问卷包括一般信息问卷、渥太华自残量表(OSI)和中文版抑郁焦虑压力量表-21(DASS-21)。统计中学生NSSI、抑郁、焦虑、压力检出率,并分析影响中学生NSSI、抑郁、焦虑和压力的相关因素。结果本调查共对23所中学的8785名学生发放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8606份,有效回收率98.0%。8606名中学生中男4540名(52.8%)、女4066名(47.2%);初中5937名(69.0%),高中1028名(11.9%),职业高中1641名(19.1%);双亲家庭7274名(84.5%),父母离异单亲787名(9.1%),父母离异再婚545名(6.4%)。本次调查的中学生NSSI检出率为5.6%(486/8606),抑郁检出率为21.9%(1884/8606),焦虑检出率为26.8%(2305/8606),压力检出率为12.3%(1060/860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所有中学生中,与男生相比,女生发生NSSI、焦虑的风险较大(OR=2.363,95%CI=1.946~2.868;OR=1.195,95%CI=1.086~1.315);与初中生相比,职业高中生发生NSSI、抑郁、焦虑、压力的风险较大(OR=1.847,95%CI=1.494~2.284;OR=1.886,95%CI=1.667~2.134;OR=1.857,95%CI=1.141~1.532;OR=1.527,95%CI=1.309~1.781);与双亲家庭的中学生相比,离异单亲、离异再婚家庭的中学生NSSI、抑郁、焦虑、压力的风险较大(离异单亲:OR=2.194,95%CI=1.699~2.834;OR=1.563,95%CI=1.326~1.843;OR=1.573,95%CI=1.346~1.839;OR=1.417,95%CI=1.153~1.741;离异再婚:OR=2.207,95%CI=1.638~2.975;OR=1.863,95%CI=1.543~2.249;OR=1.796,95%CI=1.499~2.153;OR=1.821,95%CI=1.453~2.282);与长期由双亲照顾的中学生相比,长期由父亲单独照顾、母亲单独照顾、祖父母照顾发生NSSI、抑郁、焦虑的风险较大(父亲单独照顾:OR=2.045,95%CI=1.366~3.062;OR=1.633,95%CI=1.289~2.145;OR=1.373,95%CI=1.069~1.762;母亲单独照顾:OR=1.772,95%CI=1.141~2.751;OR=1.435,95%CI=1.095~1.882;OR=1.513,95%CI=1.174~1.951;祖父母照顾:OR=2.465,95%CI=1.918~3.168;OR=1.783,95%CI=1.513~2.100;OR=1.843,95%CI=1.577~2.154),由母亲单独照顾、祖父母照顾发生压力的风险较大(OR=1.604,95%CI=1.166~2.207;OR=1.678,95%CI=1.375~2.049)(P<0.05)。结论中学生的NSSI、抑郁、焦虑、压力与父母离异及照顾者有关,因此,需要对处于这些情况的中学生给予特别关注和干预。

延安时期“新女性”婚姻家庭观念的重塑——以袁静《刘巧儿告状》为考察中心

延安时期婚姻家庭的变革是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作家书写的重要内容。《刘巧儿告状》是袁静于1944年根据陇东传统婚姻纠纷案创作的秦腔剧本,不仅借此宣传了当时实施的婚姻家庭变革制度,而且还在文本中表达了“新女性”对婚姻家庭观念制度的某些思考以及对社会变革的回应。这种历史文本中呈现出来的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在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验证了个人与家庭、国家之间建构的关系。

青年宫颈癌患者快感缺失的影响因素及与性生活质量和婚姻质量的相关性

目的分析青年宫颈癌患者快感缺失的影响因素及与性生活质量和婚姻质量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21年6月至2023年3月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就诊的352例青年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中文版躯体快感缺失量表、中文版社会快感缺失量表、女性性功能指数(FSFI)和Olson婚姻质量问卷评估患者的躯体快感缺失、社会快感缺失情况及性生活质量、婚姻质量。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快感缺失与性生活质量和婚姻质量的相关性,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快感缺失的影响因素。结果青年宫颈癌患者躯体和社会快感缺失评分分别为(46.15±3.59)分和(30.48±3.62)分。相关性分析显示躯体和社会快感缺失评分与FSFI各维度评分、Olson婚姻质量问卷中婚姻满意度、夫妻交流、角色平等性维度评分呈负相关(P<0.05)。回归分析显示居住地、生育情况、经济状况、治疗后时间、病耻感和领悟社会支持是青年宫颈癌患者躯体和社会快感缺失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青年宫颈癌患者快感缺失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与性生活质量和婚姻质量呈负相关,居住地、生育情况、经济状况、治疗后时间、病耻感和领悟社会支持是快感缺失的影响因素。

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夫妻中男性患者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基于婚姻调适的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治疗夫妻中男性患者婚姻调适在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时间连续抽样法,选取2022年1月至4月在北京市某三甲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接受IVF-ET治疗的293例男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自我效能感量表、Locke-Wallace婚姻调适量表和生育生活质量量表进行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接受IVF-ET治疗的男性患者生活质量总分为(68.46±10.85)分。婚姻调适与自我效能、生活质量总分均呈正相关(r=0.408、0.391,P<0.01),婚姻调适是自我效能和生活质量的中介变量(β=0.104,P<0.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6.74%。结论接受IVF-ET治疗的男性患者生活质量处于中等水平,婚姻调适在自我效能和生活质量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建议在改善接受IVF-ET治疗男性患者生活质量的干预工作中,应重视婚姻调适的影响,注重激发患者自我效能,开展夫妻共同健康教育,提高婚姻调适水平以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