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期麟州迁徙问题探析

西夏李元昊继位后,内怀不臣之心积极修整武备,为侵宋作准备。北宋宝元元年(1038),李元昊筑坛受册,僭号称帝,公开与宋廷对抗。地处宋廷西北隅的麟、府、丰三州因北临契丹,西接西夏,把守河东路门户,成为北宋朝廷对抗西夏侵略中的重要一环。双方在这一地区展开激烈争夺,随着宁远寨、丰州沦陷,朝廷中产生了弃守原麟州另迁往他处的主张。在经过大臣争论、对军事形势和经济因素的考量以及宋仁宗的个人坚守下,最终麟州得以保存。

宋仁宗朝进奏院案中若干疑点探析

北宋仁宗庆历四年的“进奏院案”,学界已有研究成果颇多,然如进奏院会宴具体在何时、与会官员人数、李定被拒与会的原因、大兴狱事之御史官员等情况中仍存有若干疑问,故就此据史料再予辨析,并进而讨论进奏院狱与庆历新政废罢之关系。

宋仁宗“仁孝宽裕”的特点及其对朝政等方面的影响

宋仁宗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前后居庙堂四十二年,以恪守成宪而著称。宋仁宗在亲政前,因深受传统教育与母后管教的影响,形成温顺的性情。这一成长经历促成了宋仁宗“仁孝宽裕”的特点,并将其渗透到朝政以及个人生活之中。他依赖文官士大夫处理政务,以包容的方式运用皇权,这不仅使得朝堂颇具宽松的氛围,也进一步促进了文官政治的发展。在此阶段,统治集团因循守成,缺乏变革的动力和魄力,从而面临愈益严重的内外挑战。故当时虽称承平,宋廷域内统治稳固,特别是在崇文抑武路线引导下,文教建设蒸蒸日上,由此颇得后世宋人的赞誉。但与此同时,边患未绝,甚至几度出现了边防危机;政治上则日趋保守,致使朝政积弊随之加深。宋仁宗时代的统治,就此呈现出明显的内忧外患之势。

宋代政务处理中奏议留中的非制度性现象——以宋仁宗时期为中心

皇帝通常对既定政治制度不能随意兴废,但可在政治运行过程中使非制度性政治行为常态化。宋仁宗时期,政务处理空间后移,官员奏议多呈送禁中,待君主以文书裁定。在这一过程中,仁宗有意扩大了留中奏议的范围,使得奏议留中成为奏议处理的常态化手段。当皇帝留中奏议,欲以己意下发诏令时,若两制官员以缴还词头的方式阻滞政令下达,皇帝则会以熟状或内降的形式下发政令,从而绕开两制官员。官员对奏议留中的异议多针对政事本身,并不针对将留中作为奏议的处理方式。非制度性奏议留中这类政务处理方式有效弥补了正式制度的缺陷,使得君主的政务处理方式更加多元且富有弹性。

宋仁宗朝“皇太弟事件”发微

宋仁宗宝元元年“皇太弟事件”并非孤立的政治谣言,其与“阴附宗室案”“密乞废君案”有着内在的联系,党争是隐藏其间的主线。追溯“三案”始末可以发现《两朝国史》中更为丰富的范仲淹形象,也能看到范党通过人际网络塑造了一个不同于国史叙事的完美士大夫形象并深刻影响到南宋以来史家对史料的取舍。随着范仲淹形象抬升,“三案”被有意淡化,与之相对,吕夷简的历史形象则逐渐变得负面、单一。

“克绍前烈,以明纪纲”:宋代圣政录之浅析——以宋仁宗朝富弼所撰《三朝政要》为例

宋代所修的圣政录是记述自宋太祖以来宋朝历代君主嘉言美政的史籍,也是一部为后世君主治国理政提供经验教训的帝王学教材。宋仁宗庆历年间由富弼总领修撰的《三朝政要》是宋代官修圣政录之一。《三朝政要》分类记事,共二十卷,分九十六门。记述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故事,诸司可行之文字以及编撰者对事件文字的解释。编撰者通过对祖宗故事的记述和阐发,刻画出当时士大夫们心中理想的祖宗形象,从中传达出他们的政治理想,利用君主尊亲崇古的思想,希望通过君主阅读该书进而达到对其劝谏和激励之用。

宋仁宗郭皇后被废案探议

宋仁宗郭皇后是宋代第一位被废黜的皇后,郭皇后被废事件是仁宗时期宫廷矛盾掺杂朝臣斗争的产物,其主要原因是仁宗不满刘太后的垂帘听政,同时也与仁宗作为少年即位的皇帝,与其母亲、妻子之间的感情纠葛有关,另外,朝中大臣的介入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乾兴元年至明道二年政局初探——兼论宋仁宗与刘太后关系之演变

乾兴元年至明道二年间的历史,为刘太后与宋仁宗共同统治时期。丁谓、曹利用、李迪、王曾等辅政大臣在政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宋仁宗年龄的变化,围绕中央权力的掌控,各派政治势力展开激烈角逐,体现了宋代政治体制的特色。

论范仲淹与宋仁宗之关系

范仲淹与仁宗之交往,大致可以分成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截止于康定元年范仲淹出任西北军政要职之前。在仁宗未亲政之前,范仲淹直言上疏,要求太后还政于帝,给仁宗留下极好的印象,奠定了仁宗对范仲淹特殊信任和亲近之基础。仁宗亲政后,范仲淹即使两度遭受贬谪,都显示出仁宗对范仲淹的特殊眷顾。中期指范仲淹庆历年间出将入相之阶段。这一阶段,仁宗对范仲淹的信赖和好感臻至极点。范仲淹亦以守边之成就报效国家与帝王。仁宗求治心切,对范仲淹有特别的期待,由此迎来了范仲淹等之庆历新政。后期是新政失败后之阶段。对新政期待之失望,对范仲淹等"朋党"之猜忌,帝王独断专横品格之作祟,使仁宗疏离范仲淹,范仲淹最终被彻底排挤出政治中心。

宋仁宗对宋代金石学兴起的贡献

宋代是中国金石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北宋仁宗时期(1023——1063),金石学开始逐渐兴起,这除了归功于欧阳修与刘敞等金石学家的努力之外,宋仁宗本人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通过下令造作新乐与校定古乐器、刊刻篆书《石经》、御篆功臣神道碑额与颁赐内府古器物铭文拓本四项举措,促进了古文字学与篆书书法在宋代的发展和普及,为金石学的兴起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并带动、激励了金石收藏、研究风气的兴起。这一切,都对宋代金石学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范仲淹与宋仁宗政治关系新论

站在俯瞰历史的高度来审视范仲淹与宋仁宗之间的政治关系,则富弼等所作"上倚公右于诸臣"的论断只能适用于君臣二人交往的几个短暂时段。若从总体上看,范仲淹在宋仁宗那里取得的好感与政治信任基础是很脆弱的。宋仁宗对范仲淹们虽急难之际不免倚重,但终至于由敬而畏、貌合神离。范仲淹与宋仁宗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堪称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思想中的"大道"与皇权中的"霸道"既合作又博弈的一个缩影。而儒家"原道"主义者在政治生活中的兴衰正变,也事实上成为中国历代皇朝兴衰正变的风向标或晴雨表。

宋仁宗之“仁”

宋朝人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宋仁宗恭俭仁恕,可谓"畏天变"而"爱民力"的"儒者皇帝"。在仁宗朝,我们看到了不那么强势的、尊重制度与传统的皇帝,包容异见、接纳批评的政治风气与政治制度;仁宗治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星光璀璨的官僚群体,在这些因素中,无不蕴含着走出朝代更替的可能性。

政治文化视野中的宋仁宗

宋仁宗在位时期,北宋文人政治文化获得发展,"和而不同"的庆历士风得以涵咏和张扬,宋仁宗与他的士大夫合作者们共同构建了较和谐的文人社会,为北宋的"极盛"时代的到来,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本文对宋仁宗在其中的历史功绩,作了分析、评价。

北宋仁宗朝吕夷简集团的组成及其性质

吕夷简及其政治集团是宋仁宗朝的一大政治力量。吕夷简集团的活动是这时期政坛上的一大主流,其聚结的方式是以科举中的关系、以姻亲的关系和一些政治上的同流。从其性质上看,这个政治集团是代表着大地主大官僚集团的利益的,他们所执行的保守的执政方针,成为代表着中下层地主利益的范仲淹集团所激烈反对的主要原因。

荡涤保守政风以开新局的前奏——郭皇后被废与宋仁宗朝前期政局

宋仁宗的身世和继位,一直是富有研究兴味的课题,而其废除结发妻子郭皇后的原因及其相关问题,曾引起当时朝野激烈的争议。郭皇后之被废,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宋仁宗本人,宰相吕夷简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郭皇后被废是宋仁宗与章献刘太后矛盾公开化的表现。以废后之争为开端,范仲淹等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利益、具有革新精神的士大夫,同以吕夷简为首的保守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逐渐演化为革新派与保守势力的斗争,掀开了导引庆历新政的历史新篇章。

宋仁宗废后事件再探

宋仁宗郭皇后是宋代第一位被废黜的皇后,郭皇后被废事件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其中"去太后化"和加强仁宗权威是废后的主要动因,仁宗本人在废后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主导作用,仁宗通过废后连带的一系列事件彻底消除了章献太后的余威和影响,笼络了朝廷重臣,打压了台谏势力,巩固了皇权,树立了自己亲政后的权威。

北宋宫廷的《长恨歌》——宋仁宗与张贵妃宫廷爱情研究

自康定元年到至和元年,宋仁宗与张贵妃有长达14年的宫廷爱情。为表达对张贵妃的特殊感情,宋仁宗在张贵妃及其家族成员的封赏、任用、立张贵妃为皇后等方面有许多僭越制度之举,尽管这些举措引起部分朝臣的强烈反对,宋仁宗也基本没有让步。张贵妃的早逝给宋仁宗留下终身遗憾,以致宋仁宗在张贵妃的葬礼规格上不顾大臣们的反对,在许多方面僭越制度。张贵妃去世后,宋仁宗陷入极度痛苦之中,出于礼制,连亲自祭奠张贵妃也被大臣们阻挠,以致郁郁寡欢,寂寞离世。

宋仁宗朝缓解财政危机的失败

北宋中期以后,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宋仁宗统治时期,为缓解财政危机,实行了以节省开支为目的的裁减冗官冗兵的措施:为增加财政收入,封建国家与大地主间也展开了争夺田税的斗争。但从这两方面所进行的努力看,均以失败而告终。封建国家为缓解危机,不得不转而加重对农民的剥削。

论宋仁宗至和二年陈执中罢相之深层原因

宋仁宗至和二年陈执中被免相的过程中交织着台谏、宰辅与皇帝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其中既有宰辅与台谏的矛盾,也有仁宗对台谏的抗拒。陈执中身为宰相,无论是在为政还是做人方面,都难以成为朝官的表率,以监察宰相为任的台谏自然会寻找机会予以弹击,这是台谏要求罢免陈执中的重要原因。台谏越职干涉宰相的任免,让仁宗由信赖台谏转为抵触台谏的行为。此时以陈执中为首的相权并未威胁到皇权,在仁宗看来陈执中无大过,故无意罢相,最终罢相是因为顾及到公议,慑于"拒谏"的恶名而屈从。皇帝既要借用台谏制衡宰辅,又不允许台谏滥用风闻言事的特权,制约相权的正常发挥,影响国家机器的运转。

宋仁宗《恤狱诏》考论

《恤狱诏》(《敕毛应佺》书)确非唐玄宗所作。而称宋太宗所作之说,则显与文中'三圣'之语多所抵牾。从宋朝署月恤刑之惯例、宋仁宗专敕守臣恤刑之举动、有宋恤刑敕诏文字比对中所见《敕毛应佺》与《敕祖无颇》文字之类同以及《敕毛应佺》文末用语与宋代诸敕书文末用例之相同,可知宋曾敏行所称此书为宋仁宗天圣时所赐,实是可信之说。而由此敕书切入,有宋恤刑制度的渊源、迁变以及结构、内容之表现,亦大体可以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