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观结构模型及应用分析

一种思想人的利害关系有三种:有利,有害,中性(简称为“中”)。按照某种思想对自己和他人的利害关系,可以把思想分成九类。如果按照“他人优先”的原则排列,可以把思想境界分为九级。从低到高依次为:害己害人,中己害人,利己害人,害己中人,中己中人,利己中人,利己利人,中己利人,舍己为人。其中,“害人”的思想有三种,分别为:利己害人、中己害人、害己害人;利人的思想也有三种,分别为:利己利人、中己利人、害己利人;还有三类对他人没有害的思想,分别是:利己中人、中己中人、害己中人。把这九类思想与幸福观对应起来,就形成了利人幸福观、中性幸福观和害人幸福观等三大类幸福观。对于利人的幸福观,要宣传、鼓励;对于中性的幸福观,要教育、引导;对于害人的幸福观,要反对、打击、控制。从而使得意识形态监管工作有所遵循。

幸福生活园本课程建设的旨趣与追求

“幸福”是人生恒久且终极的追求,一百个人对幸福的一百种理解,衍生出了幸福生活的一百种味道。幸福生活园本课程基于“在三餐四季中,遇见幸福百味”的课程理念,培育拥有“健康福、交往福、探究福、表达福、生活福”的幸福儿童;在内容上由“寻味我的幸福”“玩味幸福四季”“探味我们的幸福”和“余味留白的幸福”四大板块构成,创生“细嗅几下、多尝几口、深聊几番、互传几次”的动态实施模式,通过幸福感受环境化、幸福体验日常化、幸福时刻仪式化、幸福表达故事化的实施策略,以期实现幸福生活园本课程的旨趣与追求。

生育的幸福效应——兼论其对低生育率的支撑

生育的幸福效应是理解低生育率社会中个体生育决策的一个重要维度。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数据,考察孩子出生前后父母幸福感轨迹。研究发现,个人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对生育事件有积极的预期收益,主观幸福感在生育事件发生的当年达到顶峰,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生育事件前后的主观幸福感轨迹表明,生育事件对个人的心理和生活感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证实了适应效应的存在。就业性质对生育的幸福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并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表明当父亲和母亲的工作允许他们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时,他们都会增加亲子互动和沟通并从中获得更高水平的幸福感。生育的这种幸福效应具有超经济性,并借助个人的生育决策筑成低生育率的底部。

推进幸福体育课程模式实施的价值意蕴、面临问题与多元途径

幸福体育课程模式是深化体育课程改革的必然选择,是体育课程一体化精准实施的具体范式。当前,幸福体育课程模式仍处于理论初创与实践探索阶段,在该课程模式有效实施方面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体育是为健康还是为健康而幸福的人生的认识问题亟待统一;幸福体育课程模式在体育课堂如何呈现问题需要明确;幸福体育课程模式的协调发展和协同推进问题需要重点把握。有效推进幸福体育课程模式需要系统性地整体规划和精准有效地实施。从教师的角度,需要全面提升实施能力;从课程系统性变革的角度,需要整体布局并形成合力;从课堂教学的角度,需要把握学生的真实感受;从课内外体育联动协同角度,需要有明确的分工和相互的协同。

高铁开通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高速铁路建设蓬勃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本文基于CFPS三期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多期DID模型,探究了高铁开通对农民幸福感的作用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提升了农民的幸福感,且该结论通过运用工具变量法、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测量方法、更换解释变量的测量方法和运用PSM-DID模型后结果仍然稳健;影响机制检验显示,县域高铁开通通过增加农民家庭人均收入、提高医疗资源可获得性和提高农民旅游消费意愿,进而提升了农民的幸福感。因而,政府应当充分考虑地区实际发展情况和现实需求,实行宏观考虑、合理统筹与科学规划,促使更多的资源要素通过高铁线路从东部、中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流动,让更多农民切实享受到交通设施建设带来的“增福效应”。

幸福感培育对大学生使命教育的作用机理与路径

使命教育和幸福感培育之间存在彼此联系且相互促进的关系。使命教育关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具有宏大主题叙事性。幸福感培育强调主观心理体验和自我价值实现,具有微观内化特征。事实上,二者在目标方面具有一致性,在功能方面存在契合性。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助于夯实大学生担负使命的思想认同,实现理论内化于心;心理幸福感的提升有助于练就大学生担负使命的综合能力,实现理论外化于行;社会幸福感的提升有助于锤炼大学生担负使命的优良品质,实现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相协调。教育实践中,通过加强社会支持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温度、提高成就动机练就“善作善成”的过硬本领、培育亲社会行为涵育担负使命的优良品质,以上三方面的路径推动了大学生使命教育与幸福感培育的互促互补、同向发力,实现了使命教育的内化效果与外化效益相统一。这为创新大学生使命教育途径、提高使命教育实效性提供了新的思路。

教师幸福感评估的第三方视角:基于PERMA模型的德国教师课堂观察工具研究

客观评估教师幸福感对于提升其职业体验感、建设新时代高素质教师队伍有重要意义。单一问卷或量表形式的评估工具缺乏它方数据互证,结果可靠性难以保证。美国埃尔福特大学学者基于PERMA模型开发了教师幸福感课堂观察的结构化工具。对该工具的理论基础、相关内容及价值局限进行梳理,这启示我们关注教师课堂行为表现,重视教师的自然情感表达;综合审视教师幸福感受,推动相关研究科学化发展;落实课堂观察研究手段,多方提升教师幸福感。

福文化与大学生幸福观培养路径研究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学生幸福观教育被广泛纳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之中,经过多年的发展仍然存在课程体系分散、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效果欠佳等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话题。以中华传统福文化概念的历史流变为切入点,通过说明中华传统福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观之间的传承关系,指出高校幸福观教育发展的路径与可行的办法。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视阈下妇女幸福生活教育口号研究——基于《新中国妇女》(1949—1966)文本内容的考察

《新中国妇女》(1949—1966)文本中关于妇女幸福生活教育口号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为指导,推动妇女教育与发展的具体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视角下,这些口号不仅体现了国家对妇女的深切关怀,还通过多元化教育手段促进了妇女的自我提升和社会融入。它们鼓励妇女将个人追求与社会建设相结合,实现了个人幸福与社会进步的和谐统一。同时,这些教育口号也塑造了新时代妇女的精神面貌,增强了她们对新中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理解妇女运动历史与探索幸福生活路径提供了宝贵视角。

论数字劳动幸福权

劳动是幸福之源。数字劳动作为人类劳动方式的最新样态,与人的数字化生存具有直接同一性,数字劳动幸福权与人的数字化生存质量具有高度相关性。提升人的数字化生存质量,需要坚决捍卫人的数字劳动幸福权。维护数字劳动幸福权的前提,是从本体论层面上认清什么是数字劳动幸福权。数字劳动幸福权是数字主体通过劳动获得属人的属性而获取深层愉悦体验的权利。准确把握数字劳动幸福权这一概念,有必要将之与数字活动幸福权、数字劳动幸福观以及数字劳动幸福感等做进一步的辨析。确证并肯定人的本质力量、唤起并增强人的劳动意愿、发展并提升人的劳动能力,是维护参与主体数字劳动幸福权的有效路径。

从中西方传统幸福观探析新时代幸福观要素

幸福是什么?中西方哲学史上留下了很多各有特色的幸福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主流幸福观包括墨家义利并行的幸福观、儒家德福合一的幸福观、道家自然无为的幸福观、佛家“即心即佛”的幸福观。西方传统哲学中的主流幸福观主张快乐至上、德行至上和劳动至上。吸纳中西方传统幸福观精华,结合新时代要求,认为拥有“现实的自我知足”“精神上的充实”“快乐的心情”“不懈的奋斗”“永不褪色的家国情怀”是新时代幸福观应具备的要素。

马克思幸福观对于大学生幸福观培育的价值

追求幸福是人类社会发展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马克思高举人民的旗帜,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提出了科学的幸福观。马克思幸福观厘清了实现幸福的主体、实现幸福的手段以及明确了幸福的本质,同时向大学生揭示了幸福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社会幸福与个人幸福、创造幸福与享受幸福多方面的统一,深刻而全面地阐释了幸福的基本内涵与基本内容,为大学生正确认识幸福本质、培育奉献精神、理解劳动价值、树立正确幸福观、追求幸福生活提供了方向指引。

项目化推进小学“SAE” 幸福德育课程的校本建构与实践

一、追求幸福德育:旨在德育过程中体验幸福和创造幸福幸福是人类生活普适而永恒的追求,追求幸福是推动生命个人与人类发展不竭的原动力。幸福作为每一个主体的体验,这种体验是个体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所表现的特质,德育正是通过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来教育个体理解什么是符合社会要求的幸福体验,在德育过程中体验幸福和创造幸福。太仓市科教新城南郊小学秉承“幸福教育”的理念,在“十二五”期间开展了“从关注效度走向关注人本:构建幸福课堂的实践研究”,我们的“幸福课堂”善于激发学生的活力,是一座活泼的乐园;善于开启学生的智慧,是一座探索的乐园;努力夯实学生的学力,是一座求学的乐园。

爱心·尊重·沟通:幼儿园教师获得职业幸福的三条专业路径

似乎我天生与幼儿有缘,又似乎我天生就有幼教情结,在我从事小学教育六年后,被组织安排到幼儿园从事幼儿教育和管理工作。实话实说,这一份工作使我获得了更加强烈的幸福体验,让我对它的热爱一发而不可收。作为一个“专业”的幼儿教育工作者,我是如何收获幸福并不断提升幸福指数的呢?

主观幸福感稳定性的形成机制(综述)

稳定性是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特征。元分析表明生活满意度和情绪幸福具有不同的稳定程度。人格的稳定性、环境的稳定性和幸福的适应性是主观幸福感稳定性形成的重要基础。不同人格特质者具有不同的情感基线水平,其人际交往、兴趣活动、情绪调节等也具有相对稳定性,从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稳定性。本文有助于全面地理解主观幸福感的稳定性。

地方文化视域下突破教育“幸福坎陷”的县域探索——“二轴五环”幸福教育模式的设计与实施

基础教育改革实践中存在“幸福坎陷”之困,主要表现为学生学习幸福感缺失、教师职业幸福感缺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余姚市将“幸福”作为新一轮教育改革的神经元,秉承“文化浸润每个生命幸福成长”教育理念,开展县域整体教育实践,建构了“二轴五环”幸福教育模式。这一模式以“制度引航”为驱动轴,以“文化滋养”为输出轴,环以“幸福亲师培育”“幸福班级创建”“幸福课堂打造”“知心家庭引领”“幸福教育研究”五大幸福教育实验项目,以高效联动实现复合增能,打造了基于地域文化底色的幸福教育,为突破教育“幸福坎陷”、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新视域与新路径。

智慧城市发展会提升居民幸福感吗?——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依据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考察智慧城市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智慧城市发展通过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提高居民医疗满意度,增加公民互联网参与等提升居民幸福感,并且对中东部地区、高收入家庭、强政策支持力度城市的居民幸福感影响更大。在采用“所在地区与杭州的球面距离”以及“所在地区与省会的球面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稳健。鉴于此,应重点关注城市居民的民生问题,警惕智慧城市发展中的“数字鸿沟”,缩小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差距,提升居民幸福感。

生活参与度、健康老龄化与老年人幸福感

推进老年人健康化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手段。在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的“生活参与”视角下,通过对老年人家务型参与、社会型参与和休闲型参与对其健康状况的影响数据的分析表明,生活参与能够显著促进老龄群体的健康,但边际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且存在明显的性别和城乡异质性;生活参与通过健康提升促进了老年人的幸福感,但家务型参与也具有降低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因此,应引导老年人参与社会型参与和休闲型参与,而对于家务型参与则应当予以适度的克制,以避免老年人幸福感的削弱。

内隐情绪信念与大学生心理幸福感:认知重评与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内隐情绪信念与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关系,并考察认知重评和心理韧性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方法:采用内隐情绪信念问卷、情绪调节量表、心理韧性量表及心盛量表对1134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内隐情绪信念与认知重评、心理韧性及心理幸福感均呈显著正相关(r=0.443,0.502,0.464;P<0.01),认知重评、心理韧性与心理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r=0.553,0.757;P<0.01)。认知重评、心理韧性分别在内隐情绪信念与心理幸福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认知重评和心理韧性在内隐情绪信念与心理幸福感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结论:通过培养成长型内隐情绪信念,可以帮助个体主动使用认知重评等适应性调节策略来提高心理韧性,进而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水平。

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幸福感并未随着经济同步提高,这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挑战。首先,基于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实体经济以及二者融合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实体经济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均呈倒U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居民幸福感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其次,通过分位数回归、门槛效应回归做进一步探究,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居民幸福感越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高其幸福感的作用越明显,与此同时,门槛效应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幸福感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不同年龄组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再次,使用客观社会地位和主观社会认知作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中介变量进行机制探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通过提高客观社会地位和主观社会认知来提升居民幸福感。最后,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不同类别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男性群体和低教育水平群体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因此,要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增进人民群众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