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故意研究

概括故意是指行为人对于认识的具体内容并不明确,但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或者放任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根据行为人认识的具体内容的不同,概括故意可以分为对行为认识不明确的概括故意、对行为对象认识不明确的概括故意以及对危害结果认识不明确的概括故意三种。对于概括故意的犯罪,应该考察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及其结果,在概括故意的范围内按照主客观统一的原则予以认定。

论侵权法中“故意”适用的理论基础及完善路径

在侵权法完全赔偿原则的影响下,关于故意的研究主要包含在过错问题中,涉及过错程度的研究较少。尤其在第三人侵害债权、纯粹经济利益损失等问题上,“故意”是否为要件仍存在不确定性。在责任范围上,“故意”在何种程度上影响责任范围,也存在不确定性。侵权法关注行为人的道德可责性,故意正属于这一趋势的环节之一;且动态系统论等新理论对民法典的影响,需要梳理、分析故意在侵权法中的影响与作用。通过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关于故意对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认定和责任范围影响的情形的比较与分析,结合中国目前关于故意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探究故意在中国民法典话语体系下适用的路径。

论狭义因果关系错误的故意归责

行为人预期的因果经过与实际发生的因果经过不一致只是狭义因果关系错误的表面现象,其实质在于实行行为蕴含多种能够造成构成要件结果的危险,而最终由行为人预期危险之外的其他危险现实化为构成要件结果,其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在于结果的故意归责。因果经过是行为危险现实化的过程,结果是现实化了的行为危险,三者具有因果同质的属性;狭义因果关系错误是行为危险认识错误,结果的故意归责是行为人对现实化了的行为危险是否构成故意的判断。

论著作权故意侵权与非故意侵权赔偿数额规定的区分——以《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为中心

《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在区分故意侵权与非故意侵权赔偿数额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通过对该法条的深入分析,提出了明确的区分标准和司法适用建议,对故意侵权应加重惩罚,而对非故意侵权则应酌情减轻赔偿。同时,适用法律解释和类型化方法,可以更准确地认定侵权性质,合理确定赔偿数额。

犯罪故意类型新论

本文对于犯罪故意的类型 ,进行了系统的新探讨 :(一 )首次提出了行为故意和结果故意的分类法 ,进而将结果故意划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确定故意和不确定故意、实害故意和危险故意 ;(二 )首次提出容忍故意的概念 ,将间接故意划分为容忍故意和放任故意 ;(三 )赞同将故意分为目的故意和非目的故意、预谋故意和非预谋故意、作为故意和不作为故意 ;不赞同积极故意和消极故意、无条件的故意和附条件的故意。

故意伤害罪理论研究六十年

建国六十年以来,我国刑法学界对故意伤害罪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但对故意伤害罪研究的真正展开,是从第二个阶段开始的。在故意伤害罪的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观方面,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既遂与未遂等问题上,论者们都有过不同的主张,在有的问题上至今还存在分歧,但成效还是显著的。在许多问题上,经过众人长期的不懈论争,观点逐渐趋于成熟,得到刑法学界的普遍认可而成为通说乃至共识。

突发性犯罪的主观罪过分析——兼议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之区别

突发性犯罪的主观罪过即突发性故意,其特点是在强烈的情绪爆发的冲击下,行为人对于自己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其结果的认识及意志因素处于一种模糊、不清晰的状态。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模糊认识与模糊意志并不代表行为人是在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仅能说明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的违法性意识较弱,不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犯罪行为,不一定意料到了犯罪结果的严重程度。但毫无疑问,行为人是在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以满足自己一时的情绪平复。与一般的直接故意不同的是,突发性故意行为人更侧重于追求行为实施时的快感以平复情绪,而一般的直接故意则侧重于通过实行行为的实施实现犯罪目的,完成犯罪结果的满足。据此,与刑法理论通说相异的是,文章认为突发性犯罪属于直接故意犯罪而不是间接故意犯罪,突发性犯罪具有中止与未遂两种犯罪停止形态。

论不确定的共同故意

不确定的共同故意中行为人对于自己和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行为、结果、违法性认识等内容具有认识的不明确性。这种不确定的认识使得行为人共同故意范围的认定成为难点。不确定的共同故意可以分为不确定的实行故意、不确定的组织故意、不确定的教唆故意和不确定的帮助故意等四种类型。从认识内容上看,不确定的共同故意主要体现为对共同犯罪人实施的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主体身份情况和行为违法性认识等内容的不确定认识。从认识程度上看,不确定的共同故意主要体现为对共同犯罪人行为出现几率的不确定认识。司法实践中应当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综合考量共同犯罪的组织形式、行为性质和结果性质等因素,慎重认定不确定共同故意的成立范围。

故意传播艾滋病如何定罪

艾滋病对人体的危害性之大不言而喻,但我国法律并没有对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进行明确的定性,也因为艾滋病传播方式的特殊性,不同的传播方式如何入罪在适用中也有分歧。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该如何定性?是将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另行设置罪名,如故意传播艾滋病罪,还是将不同的传播行为限定在现行刑法罪行内?文章认为现行法律对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缺乏明确的规定,在适用相似罪名时存在问题,因此提出可以设置故意传播性病罪这一单独罪名,或者通过司法解释对该行为进行明确规定,以此解决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定性问题。

刑法理论中的“事后故意”之批判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犯罪故意的分类有事前故意和事后故意之说。文中结合案例,以这种分类所依据的标准为切入点,进而对事前故意与事后故意两个概念从法理上展开分析,论证了这一学理分类所依据的标准本身存在逻辑错误,从而否定了这种分类的科学性以及事后故意概念的合理性。

实质故意形式化检讨

晚近十余年来,刑法学界出现了将我国刑法中的"单一实质故意"与德国、日本刑法中的"双重形式故意"等同化并用后者取代前者,即"实质故意形式化"的动向。但依据法治国原则,实行罪刑法定,司法机关必须接受立法机关的价值引领,刑法释义也必须以刑法规范为依据。这就决定了犯罪故意概念的界定必须以规范文本为依据,不能将我国刑法术语与德国、日本刑法术语相混淆。实质故意形式化的思想根源是认为四要件存在缺陷,有必要用阶层论的观念来解释我国刑法的相关概念和规定。但这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又忽视了刑法中认定犯罪主观要素的逻辑。鉴于四要件理论也不能全面解说我国刑法典,三阶层理论与四要件理论同作为犯罪论体系,都不能代替刑法典规则作为认定犯罪根本依据的作用。

论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的刑法定性——基于刑法学本体之解释论的立场

对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的刑法定性一直以来都存在较大争议。2017年7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艾滋病病毒而卖淫、嫖娼的行为认定为传播性病罪。但是,艾滋病并不属于相关行政法规所界定的性病类型,并且与梅毒、淋病的危害及特点也不相当,因此传播性病罪中的"严重性病"不应包括艾滋病在内,对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不宜认定为传播性病罪。基于艾滋病自身的特点,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一般也不宜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而应成立故意伤害罪,当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时,亦有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可能。

论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中的“故意”

作为规范表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制度。故意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廓清其规范语义乃准确适用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关键所在。基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民法典》第1232条之“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不应且不能包括重大过失。认识因素是界定故意的核心标准。故意的认识对象或指行为人对其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明知,或指行为人对其行为会造成损害后果的明知,但无需二者同时兼备。故意的认识类型包括确实知道以及通过欺诈规则和漠视规则的推定知道,但不包括应当知道。基于推定知道的或然性,司法解释在列举推定知道的典型情形时,还应增设相应的“除外规定”。

简论犯罪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划分

犯罪故意是构成故意犯罪的主观要件。为了揭示故意犯罪内部的复杂情况及其不同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以有助于正确地量刑，刑法理论根据我国刑法第ll条关于故意犯罪的规定，把犯罪故意区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类型。长期以来，刑法理论界在犯罪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划分上存在着不同的主张，但迄今尚缺乏对此问题的专题研究。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儿童非故意伤害预防科普短视频研究

目的探究抖音平台儿童非故意伤害预防科普短视频的特征和存在问题,为儿童非故意伤害预防科普短视频的制作和传播提供借鉴。方法选取在抖音平台儿童非故意伤害预防科普领域传播影响力较高的4个官方账号和6个自媒体账号,筛选出每个账号点赞量最高的前10个视频,共100个视频纳入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从传播主体、平台运营、呈现形式和传播效果四个层次开展研究。结果视频科普内容基本涵盖了常见的儿童非故意伤害类型,官方账号与自媒体账号在原创情况、互动情况以及视频类型、画面比例、解说方式、配乐、时长、封面设计方面存在差异(P<0.05);两者账号视频的点赞量和评论量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即传播效果存在差异;视频传播效果与原创情况、互动情况、视频类型、画面比例、配乐和封面设计存在显著影响(P<0.05)。结论儿童非故意伤害预防科普短视频应重视封面设计、制作适应平台和用户特征的内容、发挥权威专家优势并积极进行粉丝维护。

故意杀人罪中“手段残忍”情节认定及其对量刑的影响

虽然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手段残忍”在故意杀人罪量刑中的作用,但部分规范与司法解释间接提及了“手段残忍”可能导致从重或加重的量刑结果,且在故意杀人案件的裁判文书中,已发现“手段残忍”被运用在法官说理部分。如何结合刑法理论与实务,分析法官认定手段残忍的测量依据,并检验其在量刑中的作用,成为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本研究以2014—2019年17785份一审刑事判决书为数据基础,通过随机抽样3000份样本,应用多种编码策略,检验了故意杀人犯罪中哪些具体手段残忍情形影响了法官对“手段残忍”的认定,以及已认定的手段残忍与具体手段残忍情形对量刑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手段残忍”的认定上,六类具体情形都与法官认定手段残忍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量刑层面上,仅有多次侵害、侵害多部位、分尸或毁损尸体以及多被害人对刑期有显著影响;当考虑了法官认定的手段残忍后,多次侵害、多被害人和分尸或毁损尸体依旧具有显著增加刑期的作用。基于以上发现,研究者讨论了潜在的解释与未来研究方向。

试论间接故意

犯罪的间接故意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它由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组成，与直接故意有明显的区别但又是与直接故意相依存的一种特殊形态，刑法上不存在仅由间接故意构成的犯罪。

犯罪故意:立法比较与学理阐释

我国刑法采取不区分构成要件故意与罪责故意的单一的实质故意概念的立场,不存在三阶层赖以存在的犯罪论体系之基础。《刑法》总则第14条第1款明文规定了"故意"的概念内涵,并且将"社会危害性认识"作为成立"故意"的条件,这与不定义"故意"概念的德国刑法、日本刑法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德国、日本刑法学理上给"故意"所下的定义存在较大的差距,也不同于规定单一的实质故意概念的俄罗斯刑法。认为我国刑法可以与三阶层体系完美契合的观点,明显忽视了我国刑法规定单一的实质故意概念这一规范障碍,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而且,双重的形式故意概念不具有合理性,它会导致一些案件处理的复杂化。无论是出于逻辑自洽还是功能自足的考虑,我国采取中国特色的单一的实质故意概念,不承认"故意的双重地位",都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香港、澳门、台湾与大陆刑法犯罪构成比较——故意之比较

故意是犯罪构成主观要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比较刑法学中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作者对港、澳、台刑法以及大陆刑法中关于故意的规定从内涵、类型以及语言表述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并得出了简要的结论。

合同诈骗罪犯罪故意形式辨析

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犯罪故意的形式只能是直接故意。主张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故意形式也包括间接故意的观点是错误的。本文从理论上进行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