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企业传承创新民族非遗技艺的演进路径与作用机制——基于战略性社会责任视角的案例分析

新兴经济体企业传承创新民族非遗技艺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然而,当前其演进路径与作用机制尚不明确。基于战略性社会责任视角下的纵向案例研究发现:首先,管理层战略性社会责任认知中的责任意识与市场意识协同驱引了相关企业的组织学习活动,进而实现了民族非遗技艺产品的多样创新及二元价值创造;其次,新兴经济体企业对民族非遗技艺传承创新的探索是在管理层战略性社会责任认知驱动下的进阶过程,各阶段对应的组织学习和产品创新也随之演进。研究结论拓展了对民族非遗技艺传承创新及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的相关讨论。

我国与亚太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合作的思考

近年来,亚太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发展成效显著,已成为平衡中美在亚太地区经贸博弈的关键力量,我国与亚太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合作将对重塑亚太乃至世界经贸格局有着深远影响。文章从我国与亚太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合作现状出发,分析了亚太新兴经济体数字产业发展需求和我国数字产业优势,发现我国与亚太新兴经济体在跨境电商和数字新业态领域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同时,通过对亚太新兴经济体对外签订数字贸易条款的覆盖率和法定承诺率进行测算,发现亚太新兴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协定数量以及条款质量逐渐赶超我国,给我国与其数字贸易合作带来诸多挑战。为此,从多层次增进数字贸易合作共识、以协定整合及规则对接构建数字贸易合作制度性安排、以发展需求为导向深化数字产业合作、打通数字贸易合作的数据流动通道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与亚太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合作的对策建议。

政府债务率、私人部门跨境资本流入与经济增长--基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证检验

全球金融危机后大部分国家的公共部门债务规模大幅扩张,同时金融抑制程度有所反弹。本文以金融资产利率管制指数来衡量一国金融抑制程度,通过使用交叉项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1990—2019年间55个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私人部门跨境资本流入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存在政府债务率门槛效应,即当债务率偏高时资本流入的积极效果将会减弱。作用机制在于,政府债务率偏高会推高国内金融抑制程度,而金融抑制会削弱跨境资本流入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果。上述发现凸显了我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与传导机制对于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积极意义。

新兴经济体主权债务货币错配演变及启示

鉴于历次国际债务危机的教训,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新兴经济体积极发展本币债券市场与发行本币计价国际债券,以降低主权债务货币错配程度,2013年之前国际投资机构持有的新兴经济体本币政府债券占比总体不断上升,但近十年来由于新兴经济体本币汇率波动加剧,这一趋势基本停滞。因此,一方面,与21世纪初相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原罪”约束显著缓解,本国国际债务实际偿还负担变动对汇率波动负面效应的敏感度下降;另一方面,货币错配风险从新兴经济体政府部门转移至国际投资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新兴经济体对全球金融周期波动变得更敏感,新兴经济体外部金融风险模式从“原罪”向“新形态原罪”转变。这给新兴经济体和我国的宏观管理政策带来了启示:一是成熟的国内金融市场体系和健全的国内投资者基础,有助于对冲因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对本国货币金融环境的负面冲击;二是适度发展本国汇率衍生品市场并开放国际投资机构参与,有助于稳定从汇率波动到国际资本流动顺周期波动的传导。

新兴经济体技术国际化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外溢研究——国际专利数据分析

伴随着经济资源日趋国际化,技术资源国际化属性也日益明显,国家竞争力优势来源在经济资源与技术资源间转换,对技术国际化现象的关注重要而紧迫。以2008—2018年欧洲专利局优先权专利为研究样本,讨论我国技术国际化水平对发达经济体技术外溢的影响,对国际专利数据进行去噪与填充,结合国际专利缺失值“填补”算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伴随着专利数据去噪与填补过程的逐渐推进,技术国际化始终对发达经济体国家技术外溢具有积极影响,当采用的专利数据“纯度”更高时,技术国际化对发达经济体技术外溢的影响更接近真实水平;此外,技术特征是观测技术外溢的重要环境条件,其中专利独特性水平、技术周期、显性技术优势等因素对技术外溢具有积极影响。

欧亚经济联盟的形成、发展与实际效用——国际环境与新兴经济体角度的考察

欧亚经济联盟是欧亚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机制,也是新兴经济体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实践。从国际环境和新兴经济体的角度来看,欧亚经济联盟是在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受阻、双边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日渐盛行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是欧亚地区应对世界贸易体系由多边化向分散化发展、由自由贸易主义向贸易保护主义演变的有力举措,也是新兴经济体通过加强合作增强自身实力、谋求成为多极化世界中新的一极的战略选择,以及提高贸易地位、改善贸易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及预警机制

本文首先基于新兴经济体面板数据,研究了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发现:金融开放与发展水平上升会显著增加各类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经济周期上升能显著吸引跨境资金流入,金融周期差会显著减少其他投资净额——即金融周期背离时跨境资本会通过其他投资项目流出。其次,以probit面板模型构建了跨境资本流出风险预警系统,结果显示,对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周期上升期会显著减小跨境资本流出风险;与美国的金融周期差、金融开放与发展水平上升、全球经济风险、浮动汇率制会增加跨境资本流出风险。最后,本文研判了近期人民币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认为人民币跨境资本外流的风险整体可控,但是伴随中美金融周期出现背离和外部风险上升,我国其他投资项目可能出现较大波动,应引起关注。

新兴经济体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

新兴经济体具有经济活力较好、增速较快的特点,在全球经济疲软的背景下扮演着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角色。而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也在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的今天,传统的总值核算法会导致重复计算的问题,为了更加准确地认识新兴经济体服务出口竞争力的真实水平,本文将从贸易增加值视角出发核算新兴经济体服务出口的国内増加值,并基于此测算整体和不同要素密集特征行业的服务出口竞争力。此外,选择最小二乘法,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对新兴经济体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重点研究,并且通过替换因变量对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了新兴经济体服务贸易产业部门出口竞争力水平不高,相关及支持产业和企业战略、结构、同业竞争方面对新兴经济体服务出口竞争力促进作用较为显著的结论,并基于此对新兴经济体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元制度环境、制度能力对新兴经济体创业企业加速国际化的影响

新兴经济体(EE)创业企业在与母国缺失的制度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制度能力。运用大规模访谈和扎根理论方法,本文提炼出制度能力的概念及其三个维度:制度适应力、制度关系力和制度创业力。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通过融合制度理论和组织能力理论,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设计,探讨了二元制度环境、制度能力与E E创业企业加速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并构建了一个被中介的调节模型。研究结果显示:(1)完善的母国制度环境减轻了东道国缺失的制度环境对EE创业企业加速国际化的阻碍作用,而母国缺失的制度环境则提升了完善的东道国制度环境对E E创业企业加速国际化的促进作用;(2)母国缺失的制度坏境有助于E E创业企业开发制度能力,而完善的母国制度环境则不利于E E创业企业制度能力的开发;(3)东道国缺失的制度环境对制度能力较强的EE创业企业加速国际化的抑制作用较弱;完善的东道国制度环境对制度能力较弱的EE创业企业加速国际化的激励作用较强;(4)E E创业企业的制度能力中介母国制度缺失性对东道国制度缺失性和加速国际化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有助于E E政府创造国际创业友好型制度环境和创业企业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人才战略浅析

人才战略对于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适时有效的国家人才战略不仅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成功所在,而且也是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崛起的重要因素。对俄罗斯、韩国、印度和巴西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人才战略予以总结和分析,以期为我国人才战略的制定及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论国际分工市场失效与重构全球价值链——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升级理论构建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兴经济体企业以什么方式融入世界经济是一个极其重要并影响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问题。许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实现转型升级,成为在全球范围整合资源的主导企业。结合企业实践和理论探讨,运用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对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以及由发达国家企业主导的国际分工观点提出挑战,提出重构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并进行理论构建。主要观点包括: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从初期的发达国家企业,到新兴经济体优秀企业演变的过程;其内外部驱动因素,主要有全球价值链高端存在巨大利润空间、新兴经济体自身巨大的市场空间及其企业家精神与创新驱动;存在多种转型升级路径,如从价值链低端向品牌营销、研发设计等高端环节延伸,提升原本生产制造环节的附加值;重构全球价值链导致全球竞争格局发生结构变化的三个方面;形成分析框架与理论体系。重构全球价值链为新兴经济体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理论解释。

国际资本流动、对外贸易和金融发展对新兴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资本流动和对外贸易是新兴经济体融入外部经济的两种基本途径,金融发展是其重要的内部推动力。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将会面临怎样的难题?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与评价,研究发现:资本流入、进口资本品与服务是新兴经济体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金融深化对其所带来的技术溢出起到了媒介作用;资本流动与贸易又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彼此之间形成了交互效应;新兴经济体的技术效率总体上呈现上升的态势,但在效率值上存在着明显差异。新兴经济体对国外资本、技术与市场存在着路径依赖,这已成为制约其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新兴经济体资本外逃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选取1981~2015年62个新兴经济体作为样本,测算资本外逃规模,并基于所测算的资本外逃数据建立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本币币值变动率、政府公共债务、本国存款利率、政治风险因素对新兴经济体资本外逃影响显著。考虑到资本外逃具有一定惯性,为增强结果的可靠性,使用动态模型进行验证,其中动态面板模型选用两步系统GMM法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两种方法的分析结果具有一致性。并据此结果为新兴经济体提出政策建议,以防范资本集中大规模外逃,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新兴经济体增长趋缓中的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及启示

本轮新兴经济体增长趋缓并非短期性现象,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都将趋于温和增长,这是由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决定的。一方面,新兴经济体面临的资本流入周期、出口增长周期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周期逐渐终结,发达经济体力推的区域性高标准贸易安排将主要的新兴经济体排除在外;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在高速增长的环境下错失了结构性改革的最佳时机,不仅在需求层面过度对外依赖,而且面临愈发凸显的供给层面约束。在此背景下,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开始进入调整期,中国的政策侧重点应从总需求管理转向总供给管理,并注意宏观经济金融指标对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过程中技术知识如何流动?——基于华为公司的案例研究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根植于企业的整体追赶战略,以实现与行业领导者相同的地位,通过研发国际化获取异质性技术知识资源是弥补知识空缺、突破资源束缚和创新瓶颈的必然选择。本研究通过选取华为公司作为案例,对其研发国际化过程中技术知识如何流动及流动机理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是由技术追赶到技术引领的动态演化过程,对空缺技术知识认知以及对未来技术方向感知的差异性导致其研发国际化采取不同的战略举措;第二,知识位势的高低决定技术知识的流动方向,随着知识位势的不断提高,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知识流动路径由最初的单向流动路径向双向流动路径演化,对知识流动控制权由弱势地位向主导地位转变;第三,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过程中流入的技术知识与母国研发机构对知识的消化和吸收能力相适应,流出的技术知识与技术在海外市场的适应性相匹配。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与货币政策独立性—— 基于新兴经济体的实证研究

随着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与陆续退出,新兴经济体面临着货币政策独立性挑战。以2001年至2016年间19个新兴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动态面板GMM方法研究了短期跨境资本规模的变动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汇率弹性大小和资本账户开放度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不显著,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显著降低了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这表明新兴经济体在面临跨境资本监管难题的情况下,中心国家货币政策通过影响跨境资本流动传递信号,进而影响他国信贷规模和杠杆率,浮动汇率制并不能保证货币政策独立。为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新兴经济体应该对跨境资本流动实施审慎监管,并加强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多层次货币与金融合作。

炼油格局继续调整 新兴经济体和产油国炼油业稳步发展——2010年世界炼油工业综述

2010年,全球炼油能力比2009年增加约5030万吨,增速放缓。亚太地区占世界炼油总能力的比例从2009年的27%增至2010年的28.2%,欧美等发达地区炼油业在复苏中继续调整,西欧地区炼油能力继续下降。全球炼厂总数达到662座,炼厂平均规模从2008年的653万吨扩大到2010年的666万吨。随着国际油价逐步回升,2010年对石油下游产业的投资开始复苏,一些受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影响暂时搁置推迟的项目重新启动,新兴经济体和产油国提出了更多的新建炼厂计划,中东依托资源优势积极新建炼厂,非洲寻求外资扩大炼油能力。跨国石油公司继续调整和缩减炼油业务,新兴市场国家石油公司积极拓展海外炼油资产。

中国开拓新兴经济体市场的政策方略

中国外贸出口外部环境正面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美欧市场不振、出口市场单一、西方国家试图孤立等困境,内部则遭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部分产品产能过剩、能源和原材料供应不足、品牌建设仍需加强等压力。开拓新兴经济体市场既是中国应对外贸出口严峻形势的重要选择,也是中国争取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话语权,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必由之路。因此,探讨中国开拓新兴经济体市场在经济、政治上的必要性以及中国与部分新兴经济体的贸易现状,能就开拓新兴经济体市场的具体措施提出建议。

全球经济再平衡中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战略转型

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了第三次全球经济失衡的通道中。尤其是经历了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这一失衡对全球经济复苏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全球经济再平衡"已经成为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以新兴经济体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应在认清全球经济失衡本质的前提下,充分认识自己的内外部环境,利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机会实现外向型经济的战略转型。中国和印度同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将面临着较为严峻且不利的国际分工、贸易、金融和治理环境。两国参与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模式各有特色,也各有利弊,因而两国在寻求全球经济再平衡、外向型经济战略转型的过程中可以相互借鉴经验教训。

领先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实需因素及货币因素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笔者基于MS-VAR模型研究了领先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实体经济因素和货币因素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环境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时,实体经济因素和货币因素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更加显著。领先经济体的货币因素对大宗商品价格有显著影响,纳入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因素后影响增强的幅度有限;领先经济体的实体经济因素对大宗商品价格影响不显著,纳入新兴经济体的实体经济因素后影响显著增强。在不同的经济时期需要根据不同的经济形势和目标价格采取区别化的政策手段;同时应关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对大宗商品市场的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