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特质与研究价值——《新中国的战犯审判与归国后的和平实践》读后

石田隆至、张宏波合著的《新中国的战犯审判与归国后的和平实践》是迄今有关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两位作者通过对数十位日本战犯的深入采访以及对大量一手档案资料的研究,还原了新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历史过程及其深远影响。新中国审判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教育改造,在认罪和反省的基础上,对大部分战犯免于起诉,且一个不杀。在战后日本社会上层推卸战争罪责、下层“受害者”意识占据主导的环境下,回到日本的绝大多数战犯坚持认罪和反省的和平实践。该书论证了新中国战犯审判与战犯归国后的和平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对以战犯个人为主体的改造心路及归国后在新环境如何面对自身罪责的问题用力尤深,填补了空白。

日本战犯笔供中记录的毒气战

本文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犯管理所关于日本战犯的亲笔供述书中有关毒气战记载,对照现存日军方面的资料,进一步分析日军毒气战的实际情况,同时,论证日本战犯的亲笔供述书中记载内容的可信性。通过挖掘亲笔供述书中毒气战的相关记载,日军在台儿庄、华南等地的毒气战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化。可见,这些亲笔供述书并非故意编造,而是将所犯罪行根据记忆如实地记录下来。

武汉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1946年6月至1948年1月,武汉军事法庭对所辖鄂湘赣三省以及豫皖部分地区的日本战犯案件进行了审判。由于辖区广阔、战时交战区和沦陷区并存,武汉军事法庭在审判程序、范围和对象等方面均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武汉审判的过程和结果突出反映了国民政府司法审判主客观方面存在的种种不足以及民众维权意识的淡薄,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战犯审判的充分性和规范性,不少战犯被处以轻判甚至逃脱审判。

用铁证严惩日本战犯

1二战结束后,对日本战犯的起诉,一开始就碰到了大问题。当时很多中国老百姓甚至官员都以为,日本侵华战争是全世界皆知的事情,惩治日本战犯只是走个程序而已,这场审判最多几个月就能结束(后来足足审了两年半)。但是,东京审判适用的是英美法系,无论是不是战犯,先做“无罪推定”,然后需要在法庭上拿出一条条证明其有罪的证据,这样才能判定。

中共审判日本战犯工作述评

中共审判日本战犯工作,是战后盟国审判日本战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日本侵华史中不可替代的法理证据;沈阳、太原审判是包括东京审判在内的历次审判日本战犯中最成功的一次。它创造了教育改造和审判惩治相结合的成功经验,为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往往忽视中共审判日本战犯工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更由于战后中国政治对峙格局的影响,国共双方在审判日本战犯问题上存在矛盾和斗争,人们难以客观评价国共各自所开展的审判工作,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本文试就战后中共对惩治日本战犯的态度,国共双方在审判日本战犯问题上的斗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阳、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作一简要述评。

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

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处理面与处罚度均作了严格控制，且对少数重要战犯网开一面，在离开大陆前夕又将在押战犯全部送回日本服刑，且在日台缔结和约后，使之全部开释。总之，战后国民政府的战犯处置工作，既有伸张正义、惩处元凶的一面，又有敷衍民意、虎头蛇尾，甚至刻意开脱的一面。

宽大抑或宽纵: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处置论析

战后国民政府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日本战犯采取宽大政策。这一政策取向既反映了国民政府试图实现战后中日两国和解的良好意愿,又是战后若干内外现实因素影响的结果。国民政府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一方面借重投降的日军配合其接收沦陷区,另一方面为保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而追随其对日政策,这两方面因素都直接导致其对日处置的宽大取向。在对日本战犯审判过程中,由于国民政府对日军罪行证据的调查尚不全面,从而造成引渡战犯的困难,使得中国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存在一定的缺失。从整体来看,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在政策层面表现为宽大,而在实践层面不免失之宽纵。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研究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确立"宽而不纵"、"以德报怨"的审判日本战犯方针,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和各地军事法庭,逮捕、审判和惩处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一定程度上为惨遭日本侵略者虐杀的死难同胞找回了公道,洗刷了近代中国人的百年耻辱。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才开始关注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且至今主要集中于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方针、政策、历史经过与价值评判,以及最具代表性的南京审判方面,研究视野相对狭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研究成果也不太丰富。故而,关于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研究,需要广泛挖掘史料,拓宽研究视野,细化研究内容,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从而推动这一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国民党政府处置日本战犯述评

二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１９４６年～１９４７年，各地军事法庭对在押战犯进行了审理。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就形式而论，有一定的进步意义：（１）符合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２）表现了中华民族与人为善的传统美德和人道主义精神；（３）填补了中国法律上的一大空白；（４）保存了大量的有关日本战犯的资料。同时，国民党政府出于反共灭共的需要，对日本战犯利用、包庇。

20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释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民政府曾对日本战犯本着宽大的原则进行过审判,但是由于二战后美苏之间冷战的蔓延以及中国内战的缘故,日本战犯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仍关押着日本战争犯罪分子1109人。由于国际形势的缓和、改善中日关系的需要以及侦讯工作的结束,1956年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并予以分批释放。处理战犯不仅是法律问题,而且是有关国际斗争的政治问题,是为了争取日本的需要。尽管宽释日本战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从总体而言并未达到预期目的。由此也说明,一项对外政策成功与否是建立在对对方国真正了解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良好愿望上。况且,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宽容必须借助于实力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

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简述

新中国成立后,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以确凿的事实和证据,将日本侵略中国特别是华北和东北的一些犯罪暴行具体地揭露出来,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滔天罪行,昭示全世界。对日本战犯的审理,实际上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审判,为中国人民讨回公道,雪洗了民族耻辱,伸张了人类正义。

民国法庭如何审判日本战犯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本战争罪犯展开审判。在南京、北平、广州、上海等10个城市设立了专门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从1945年12月至1947年12月共审判日本战犯2435人，

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和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对曾在侵华战争期间千余名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在押日本战犯采取了以思想教育改造为重点、以消除其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方针 ,实行正义与人道、惩处与宽大相结合的处置原则 ,达到了让他们认罪服罪的目的 ,妥善地处理了全部在押的日本战犯问题。这批战犯归国后 ,都将余生献给了中日友好事业和国内和平与反战运动。新中国改造和审判日本战犯的成就 。

文明与正义的历史记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启示

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得人类历史上空前惨重的战祸得到了制止,人类的文明得到了拯救,人民以巨大的牺牲换来了世界的进步与发展。在经历了过去50年的沧桑变化之后,我们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在内,一起来隆重纪念这个伟大胜利的历史节日,对人类的进步、友好、和平、合作是大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是,正如胡乔木前几年指出的,“有些当年的侵略者和他们的同情者,在近年千方百计地企图推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庄严审判,歪曲这次战争的性质,竭力粉饰和隐瞒这次战争的罪恶,美化甚至崇拜在中国进行‘三光政策’和细菌战,制造南京大屠杀和无数万人坑的战争罪犯为‘民族英雄’,力图使日本现代青年和将来的人民不知道这次战争的真相”。①因此,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重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并研究其经验教训,是十分有现实意义的。

《日本战犯酒井隆判决书》解读

《日本战犯酒井隆判决书》自2013年公布以来,在回击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华史实的斗争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立足于判决书,着重介绍正义审判的过程以及酒井隆所犯下的罪行,以示历史不容篡改,和平应当珍惜。

日本战犯中国体验书写下的中国观

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了艰难的教育与改造,并且对其实行了宽大处理。这些战犯回国后对中国念念不忘,中国印象在他们的感恩情怀下得到了提升,它是人道与正义的象征,也是革命与和平的代表,他们带着深深的负罪感讲述着自己的中国体验,期望日本民众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并为实现和平而努力。这为战后日本民众正确认识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

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理

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轰动世界的一件大事。中国政府把审理与改造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认真侦查、核准日本战犯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审理过程自始至终贯穿了公正、严肃和法制的精神。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实行宽大的政策,启迪了日本战犯的心灵,促使他们从思想深处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认识了自己在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从而使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