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服饰变革与古代服饰变革之比较

中国近代服饰变革作为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内容,是具有革命性特征的:它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一次革命,标志着历经几千年的服饰等级制度在中国彻底消亡;它是对保守封闭的中国传统思想的一次革命,标志着"夷夏之防"彻底消除,西方服饰文化在中国的制度上确立了地位;它是对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一次革命,标志着中国服饰审美文化与世界服饰审美文化接轨;它是对服装制作技术的一次革命,催生了中国服饰史上第一个制作服装的流派——红帮。

清代汉族服饰变革与社会变迁(1616～1840年)

满族入关后,为了在思想和形式上更好地完成统一清初政府实行民族间的服制折中政策,促成独具满汉交融风格的双轨形式。服饰风格既体现出清政府的服制方针又体现了汉族人民的穿着习惯和亡国之思。满汉服饰既各自有本民族特色,又互相融合,在社会生活中呈现出服饰风俗与样式的多变,奠定了1840年以前我国汉族服饰的社会、生活与习俗等方面多元与融合的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清代服饰的审美风尚也呈现出由俭入奢的变化。在纺织品日益昂贵和奢华的同时以从事纺织业为主的家庭女性的地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略论红帮裁缝与中国近现代服饰变革之关系

红帮裁缝,作为中国近现代服饰史上的一个流派,与中国近现代服饰变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红帮裁缝是中国近现代服饰变革的主力军,近代服饰变革也为红帮裁缝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缘,同时红帮裁缝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凭借精湛的技艺和敢为人先、勤奋刻苦、诚信重诺的精神,创制中山装、改良旗袍,将中国近现代服饰变革推向更深更远处发展。

历代帝王在中国古代服饰变革中的影响与作用

在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历史上,有过多次大的服饰文化变革,帝王的意志和态度在服饰文化的变革中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服饰的发展方向。在战国的"胡服骑射"、北魏的"孝文改制"、唐代胡服的兴盛以及清朝的"剃发易服"等阶段,皆可以看到作为封建政治核心力量的帝王对服饰变革的干预情况,他们有的凭借其强有力的政治权利强硬规范或引导,也有的以其自身的个人爱好,身体力行地影响着人们对服饰的审美标准及风格走向。

康有为:近代中国服饰变革的倡导者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呈《请禁妇女裹足折》与《请断发易服改元折》,提出服饰变革三项主张:反对妇女缠足,提倡天足;反对蓄辫,倡导断发剪辫;反对长裾雅步,提倡改易西服。这是近代史上第一次以奏章的形式正式向皇帝提出变革服饰的主张,康有为因此成为近代中国服饰变革的倡导者。

新潮与多元:辛亥革命以后的服饰变革

服饰变革是生活方式变革中最易得风气之先者,它往往成为社会风尚变迁的焦点。辛亥革命以后,新女性在追逐时尚过程中,一改以往单调的生活,穿起展示曲线的时装,大出风头,追求现代的自由平等。男子则在剪去象征奴隶与落后的辫子和试穿西装的过程中,呈现出富有阳刚之气的新形象。男女服饰反映出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服饰的急剧变迁映衬出近代观念的影响。

清末民初城市女子服饰变革述论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服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面临的大变革。本文以清末民初城市女子服饰的变革为着眼点,考察了中国剧烈转型期城市女子服饰的变革,认为其以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进步,并深入分析了服饰变革背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层影响。

论清末民初的女性自由观——基于服饰变革的视角

清末民初时期,随着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女性思想开化程度加深,衣着服饰方面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衣着服饰不仅是女性外表的具体表现,也是女性自由思想的展现。清末民初的女性自由观是国仇家恨造就解放之自由、挣脱封建伦理桎梏之自由、立足大局与应势而为之自由和主动争取与被动接受之自由。它虽然受到形势的局限,也曾无意识地迎合既定主流标准,但我们不能否认清末民初的女性为争取自由所做的努力,并应对其取得的成果给予尊重与肯定。

清末民初服饰变革的现代性表达

清末民初,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下,中国人的服饰也由传统走向了现代。封建社会的衣冠之制随之解体,服制观念在文明与落后的对立中被重构,中国人旧有的民族、国家观念更被冲击和重塑了。这一时期满汉兼容、中西并蓄的服饰,就鲜活地体现着这一时代特征。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与服饰变革

服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的文化风俗现象,是政治、经济、心理、习惯等因素的综合表现。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符号,其演变离不开各个时期文化思潮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对服饰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由引起中国社会变动的太平天国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三次主要事件为契机,引发服饰变革。

浅议民国时期服饰变革的意义

本文对民国时期服饰变革和服饰现象进行了分析,阐述了民国时期服饰变革的原因,指出了民国时期服饰变革在中国服饰史上的意义。

从近代文化语境看汉族服饰变革

近代汉族服饰处在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近代文化语境的变化影响着汉族服饰的传承与变革.本文以近代社会发展变革为研究脉络,通过分析近代文化语境的要素总结出汉族服饰经历了纵向传承与横向交流的发展态势,汉族服饰受西方审美思想与窄衣文化的影响,上衣下装在保持传统样式的前提下变的更为量体裁衣,同时中西文化融合衍生出中山装与旗袍两大服饰典范.中华服饰文化兼收并蓄的特性是形成新服饰文化的根本所在.

伊斯坦布尔社会变革中的服饰与政治(1856—1923)

1856—1923年伊斯坦布尔市民群体的服饰变革,既是晚期奥斯曼帝国西化改革的成果,也是伊斯坦布尔都市文化流变的重要内容。在以穆斯林为主体的社会,服饰领域的变革不是一件小事,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它源于帝国的政治变革,反映出西化政策对市民生活的具体影响;源于市民心态的变化,反映出伊斯坦布尔人对美、时尚与潮流的追求和模仿;源于都市文化内涵的变化,反映出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多元博弈和平衡。如何穿衣打扮,既是个人日常生活的选择,也揭示出西化改革的实践效果,映射出帝国深刻的历史变迁与社会的转型轨迹。

近年贵州苗族服饰变革研究

服饰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生活的重要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传承着一个民族的内涵。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很多的具有传统的民族特色的东西在不断地消失,苗族的服饰也在这一行列。本文通过对苗族服饰的特征,苗族服饰风格变化的过程及原因两个方面进行具体的阐述,希望未来贵州苗族的服饰可以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近代汉族服饰的变革与社会变迁

中国近代印清末民国时期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转型期，也是中国近代汉族服饰重要转型期，这种转型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民族内部的斗争与改良，民国成立后，为与世界大同，吸收西方服饰审美理念来变革服饰，此时汉族服饰呈现出传统服饰的传承沿用、中西服饰的融合吸纳以及外来服饰的民族化创新的趋势，同时体现出传承性、过渡性、多元性的时代特征。因此在革故鼎新的民国时期，服饰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亦折射出服饰审美风尚的变迁，社会风俗的裂变移易。

从动还是能动,跟着还是领着?——20世纪初中国女性服饰变革与社会变革

中国古代,重重衣饰束缚着女性身体和行动,暗喻妇者雌伏的社会心理。清末民初"礼崩乐坏",服装逾制。女性以服饰为道具和工具,一反其长期扮演的次要角色和失语地位,史无前例地参与到社会变革中,服饰变革与社会变革呈现出复杂多维的历史关系。一方面,女性服饰变革从动于社会变革:在"兴国强民"的时代语境下,放女足首先从清末京沪开放城市兴起,而后风行全国,蔚为大观,这一变革追随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客观上被攫升到复兴民族的历史高度去认知和实践,女性服饰变革是为社会变革之"影"。拟男服饰和早期旗袍流行一时,响应女权主义思潮,女性扮演同等国民,女性服饰变革是为社会变革之"镜"。另一方面,女性服饰变革能动于社会变革:反叛传统的"服妖"和趋于极端的裸体运动划开了服饰禁忌的口子,解放了囿于服饰的人性,引发激烈争议,女性服饰变革是为社会变革之"剑"。女学生着文明新装,引领文明生活先声;名媛影星穿改良旗袍,展示女性时代风貌。这些代表性群体的服饰行为塑造了摩登女性形象,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女性服饰变革是为社会变革之"轮"。

近代服饰大变革论纲

19世纪中期以后,我国先后出现过几起改良派。康有为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主将,也是服饰改良的呼吁者,他的呼声,是中国服饰大变革的先声。在民主革命中,孙中山领导了一场服饰大变革,是革命重要成果之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红帮是服装大变革中的一支功勋部队,为服装大变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山西历史上的两次服饰文化变革

“胡服骑射”和“易服改制”是历史上发生在山西的两次著名的服饰文化变革 ,变革的内容始终围绕民族性和时代感这一文化内涵中最核心的部分。两次变革都对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 ,这两次变革是民族服饰文化长期碰撞与融合的结果 ,也是山西的先民们大胆吸收外来文化的结果。

20世纪初服饰变革与社会变革

已有的服饰变革研究往往认为清末民初的服饰行为是把握生活变迁脉络的钥匙,服饰及其所承载的礼俗观念,反映着社会变迁的形态。20世纪初,女性以服饰为道具和工具,史无前例地参与到社会变革中,服饰变革与社会变革呈现出复杂多维的历史关系。

孙中山服饰大变革的思想、理论与实践

服饰大变革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服装大变革的最重要成果是中山装的创制;中山装有六大中国服饰文化标识,从而鲜明地把中山装与欧美的西装、日本的明治新装(学生装等)鲜明地区别开来,是典型的中国新装;服饰大变革的实践主体是多源的,宁波红帮是其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