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强制执行制度的证立与展开

《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强制执行制度的构建进行了初步探索,但由于该草案意见分歧较大已终止审议,致使该制度在立法层面未能得以确立。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强制执行制度的构建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在对该制度进行构建时应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的强制执行既可以采取间接强制,也可以采取直接强制,在顺位上应优先适用间接强制;二是如果存在未成年子女明确表示反对、强制执行会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权益,以及判决自生效后满一定期限未及时履行等事由,可以产生阻却强制执行的效果。

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乳腺癌患者育儿干预研究的范围综述

目的归纳和总结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乳腺癌患者育儿干预的基本内容及干预效果。方法以JBI发布的范围综述指南为方法学框架,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CINAHL、PsycINFO、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3年11月30日。对纳入文献进行归类和分析。结果共纳入14篇文献,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乳腺癌患者育儿干预研究涉及针对乳腺癌患者、未成年子女及其配偶的干预,干预内容包括亲子交流指导、情绪管理指导、加强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培训、健康知识教育及亲子相处指导等;育儿干预的频次、时间存在较大差异;育儿干预可改善患者的育儿能力、亲子沟通能力以及其未成年子女的情绪行为问题等。结论针对乳腺癌患者及其未成年子女开展的育儿干预内容、干预形式仍有待完善和优化,需重视以家庭为中心,并进一步探索基于互联网及针对特殊患者群体个性化的干预方案,以提升育儿干预效果。

癌症患者对未成年子女养育忧虑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癌症患者对未成年子女养育忧虑的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改善癌症患者养育忧虑提供参考。方法便利抽取372例癌症患者为研究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养育忧虑问卷、痛苦表露指数量表、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和育儿胜任感量表进行调查。结果癌症患者对未成年子女的养育忧虑总分为32.00(24.00,41.00)分。广义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最小未成年子女的年龄、子女健康状况、是否出现转移或复发、痛苦表露、感知伴侣回应性和育儿胜任感是癌症患者对未成年子女养育忧虑水平的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癌症患者对未成年子女的养育忧虑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医护人员应根据影响因素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缓解癌症患者养育忧虑。

论未成年子女名下房产抵押的设立与效力——基于裁判分歧的分析与展开

父母将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产抵押,引起了交易活动中交易安全、第三人信赖利益以及未成年人财产利益保护之间的冲突,亟待考量。当前该种抵押的行为存在权利归属不明确、处分行为性质模糊、处分行为导致的后果不适当等困境。由于个案之间情况相差悬殊,价值判断和政策考量不应过于死板,且不能过于偏颇倾向于某一种利益。应对问题进行规范分析,明确没有特殊情况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房产应属于未成年子女单独所有,《民法典》第三十五条属于对父母抵押行为的法定限制,行为最终的法律效果应结合个案和基本原则的考量来决定有效与否。

外来务工人员未成年子女帮群组织治理刍议

外来务工人员流入城市投身于社会建设,随其流入的一些未成年子女以帮群组织的形式纠集在一起,呈现出行为类型集中且动机单纯、组织成员低龄化与从众心理突出的特点,构成社会治安的新型威胁。综合分析此类人群加入帮群组织的成因,归纳总结为家庭管理的弱化、环境的不稳定性、社区亚文化的渲染。通过对外来务工人员未成年子女帮群组织的特点和成因进行分析,根据其特殊性,将“打击控制组织头目—解构帮群组织—帮教感化组织成员”作为治理策略,以弱化标签效应为治理抓手,推进全社会联合共治,以达到彻底消除此种帮群组织隐患的效果。

抚养纠纷案件中实现“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首次明确规定“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这既是《儿童权利公约》“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体现,也是解释和适用儿童相关权益规定的基本指向。但是司法实践中存在适用场景不明、“长期共同生活”作为衡量因素以及不合理增加“更适合抚养”证明责任标准等问题。究其原因是受传统司法观念影响和相应配套措施不足。为此从儿童自治主体的法律地位入手,明确“最有利于未成年”的当代精神是尊重儿童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以此为标准和宗旨,分别确定衡量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因素、类型化原则适用情形和衡量因素、提出实现“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配套措施,以期在司法实践中既能保护儿童的基本权利,也能让儿童参与并决定与自身相关的事项。

统一监护制度下父母处分未成年子女财产行为的效力解释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处分行为仅指法律上的处分即负担行为与狭义上的处分行为,事实上的处分应通过《民法典》第1165条一般侵权规范依内部监护关系加以调整。立法未采亲权概念意味着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子女仅享有法定代理权而非法定处分权。在判断财产处分行为是否合乎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时,应首先判断处分行为是否处于未成年子女的意思能力范围内和充分尊重其意愿,而超越其意思能力的处分行为的效力应由法院根据客观利益标准加以判定。相较于意定代理,法定代理在价值上优先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违背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处分,行为构成越权型无权代理,未成年子女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完全行为能力的可由其决定追认与否,否则法院应径直作出行为有效或无效的判决。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的成因及预防

近年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犯罪率较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的成因,从个人层面看,主要是因为未成年子女心智不成熟;从家庭因素看,主要是家庭教育的缺位;从社会因素看,主要是不良标签与青年亚文化造成的。预防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面临亲情帮教制度难以满足亲情维系的需要,预防政策针对性不够,部门职责模糊缺乏协作等困境。预防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的路径为:优化亲情帮教制度,维系亲情关系;推进亲职教育,促进服刑人员履行监护职责;完善学校教育,关注品德培养与法律科普;多方主体联动,关注心理健康。

法律缺失视角下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对策研究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因其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在押服刑而陷入失权境地,加之国家救济权力与责任分散后有权统筹部门的缺位和上位救助法律规范的缺失以及社会救济的不足,成为处于“法律真空”地带“被遗忘”的危困群体,沦为重点青少年群体、社会不和谐因素、失依儿童以及困境儿童等多重语境下生存受困、发展受限、心理异化的边缘人。应当在坚持立法先行,完善救助法律规范的同时,反思借鉴域内外有益经验,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主体权力与责任合理分担;逐步构建起家庭抚养优先、国家主导为重、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等多方主体有效介入服刑人员未成年人子女救助的多元合作救助机制。

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重,生育政策不断调整的现实背景下,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究了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呈正相关关系,剔除无未成年子女家庭样本以及解决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果仍具有稳健性。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未成年子女数量对低学历户主家庭、农村家庭及无老人抚养负担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更高。最后,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储蓄率是未成年子女数量影响家庭风险资产投资的作用机制之一。

加味酸枣仁汤对于父母焦虑相关的未成年子女心理问题的疗效观察

目的研究一线医护人员及其未成年子女的心理问题和相关性,观察加味酸枣仁汤的疗效。方法选择一线医护人员及其未成年子女各75名,非一线医护人员及其未成年子女各80名,分别进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和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量表(mental health test,MHT)调查,研究未成年子女心理问题与父母焦虑的相关性,并观察中药疗效。结果一线与非一线医护人员在HAMA的躯体性、精神性焦虑得分以及总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未成年子女MHT因子中,学习焦虑(P=0.009)、对人焦虑(P=0.002)、过敏倾向(P<0.001)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一线医护人员未成年子女上述3个因子得分与其父母HAMA总分呈正相关(P<0.01)。常规治疗+中药组患者在上述3个因子得分上的改善明显优于常规治疗组(P<0.05)。结论一线医护人员焦虑状态明显,其未成年子女存在明显的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和过敏倾向,与父母的焦虑呈正相关,中药调理后明显改善。

癌症患者抚养未成年子女体验质性研究的Meta整合

目的 探讨癌症患者抚养未成年子女的感受,为临床改善患者心理体验提供参考。方法 检索国内外数据库中有关癌症患者抚养未成年子女真实体验的质性研究文献,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2年10月,采用Meta整合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整合归纳。结果 共纳入12项研究,提炼52个结果,归纳后形成13个类别,整合成4个结果:癌症患者抚养未成年子女情感体验复杂、癌症患者育儿的担忧和挑战、癌症患者适应双重角色并有所收获、癌症患者抚养未成年子女的过程中有多方面的养育需求。结论 患癌父母育儿体验复杂,心理压力较大,渴望得到帮助。医护人员应重视该群体的特殊需求,并制定针对性护理支持,减轻患者心理压力和负担。

癌症患者告知未成年子女疾病诊断过程体验的质性研究

目的 探讨癌症患者告知未成年子女疾病诊断过程中的心理体验,为制订相关干预措施提供参考。方法 2022年3-6月,采用目的抽样法选择广州市某三级甲等医院抚养未成年子女癌症患者14例为研究对象,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深入的半结构式访谈,根据Colaizzi 7步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结果 多数癌症患者经历了由不告知到告知的过程。其心理体验可归纳为:选择不告知的原因、隐瞒病情面临诸多困境、病情告知前的斟酌、告知后感知的益处、病情告知后所遇困境等5个主题。结论 癌症患者常因担心疾病对孩子健康造成不利影响等原因而选择选择隐瞒病情,在此过程中会面临诸多的困境。医护人员应加强对此类人群的关注,协助其选择合适的时机、方式与子女进行沟通,更好地发挥家庭功能在促进疾病治疗中的积极作用。

精神障碍患者未成年子女与父母的亲子沟通及相关因素

目的:父母患有严重精神障碍,亲子养育功能不良,可能对其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和成长环境造成影响,本研究拟了解患者家庭的亲子沟通状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调查患者的12~17岁子女,收集人口学信息、家庭特征和亲子沟通情况;采用亲子沟通量表评估父子/母子沟通的开放性和问题性。结果:149例子女中,70.5%父母诊断为精神分裂症,63.8%家庭不经常沟通;因素分析显示,主要照料者是否为父母影响亲子沟通量表得分(P<0.01);父母照料组较之非父母照料组,母子/父子沟通的总分和开放性得分以及亲子沟通频率均更高(P<0.01)。结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亲子沟通频率低;在父母不作为子女主要照料者的家庭,亲子沟通情况相对更差。

癌症病人对未成年子女养育忧虑研究进展

对癌症病人养育忧虑概念、评估工具、影响因素及忧虑来源等方面进行综述,旨在引起我国医护人员对癌症病人抚养未成年子女养育忧虑的重视,为制定针对性的护理支持干预提供参考,以期改善癌症病人养育忧虑水平,提高其生活质量。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预防路径的多元构建——以关系恢复为主旨的探讨

目前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相关研究多关注其基本权益保障,仅有的涉及犯罪预防的研究也未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与普通青少年予以区分,未意识到父(母)服刑导致的家庭功能弱化与亲社会程度降低两大困境是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特殊致罪因由,所提出的对策因此缺乏针对性。从犯罪原因出发,应当以关系恢复理念为指导,从恢复家庭基本功能与提升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亲社会程度两个角度,多方向构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预防路径。

父母抵押未成年子女房产行为的效力认定研究

由于《民法典》第35条第1款的规定较为抽象,法院在审理父母抵押未成年子女房产纠纷案件时,对于未成年子女名下房产的归属、“为维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界定标准以及父母抵押行为的效力认定路径存在争议,进而导致对于抵押行为效力的认定存在有效、无效及部分无效三种不同情形。针对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应厘清父母、未成年子女及交易相对人三方法律关系,并在未成年人利益与市场交易安全二者发生冲突时,作出优先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价值选择。为完善父母抵押未成年子女房产行为的效力认定规则,还应明晰未成年子女名下房产的所有权归属,以“最有利于被监护人”为原则,综合衡量未成年子女利益,以及适用无权代理路径规范父母抵押行为的效力认定,实现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监管与代理效果的有机融贯,保障未成年人利益和市场交易安全的价值衡平。

家事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问题研究

家事诉讼涉及了因感情关系引起的身份关系如亲子、婚姻关系或财产关系的法律纠纷,故而家事案件相较普通民事诉讼案件具有更强的伦理性和复杂性。而家事案件中的当事人多为具有亲属关系的人,对簿公堂时很容易对家庭中未成年人的精神和生理造成不良影响。未成年人心智水平不成熟和提高审判效率的考虑,一般在涉及未成年人的家事诉讼中很少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本文探究了如何从程序保障的角度来维护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的利益。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对我国家事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利益程序保障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现阶段家事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利益程序保障存在的制度缺陷及实务困顿。提出关于完善我国家事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利益程序保障制度的构建设想,包括确立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完善案件事实调查制度、保障未成年子女参与诉讼的权利以及改善案件审理形式。

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保护

当代社会离婚率不断攀升,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保护迫在眉睫。“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是世界各国处理未成年子女事务的通识原则,我国急需以此原则为指导完善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保护体系。本文对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不周、缺乏有效救助与监管问题,以法官缺失对案件事实的职权探析、容易忽视未成年子女的真实意愿、抚养一方监护机制不完善及抚养费支付不合理等现行司法实践中不完善的情况展开分析,在借鉴国外相关通行做法的前提下,提出针对性的具体对策,力求最大程度保护好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的利益。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社会救助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保障不能仅仅依靠公权力的力量,社会救济对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只有公权力和私权利同时提供救济途径,双管齐下,为服刑人员未能年子女提供多渠道的救济方案,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基本权利的保障才能全面、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