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建构中国自主历史学知识体系的贡献--纪念《史学要论》出版100周年

李大钊在100年前推出的《史学要论》是中国学者探索建构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开端。在该书中,他广泛吸收中外学者的探讨成果,以唯物史观为指引论述了历史学理论的诸多基本问题,提出了建构新的历史学体系的很多有益构想。时至今日,他对这个体系的构想,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价值。在讨论建构中国自主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当下,重温李大钊的那些鲜活思想,可以使我们得到许多启发。

文本分类理论指导下李大钊纪念馆与故居公示语英译研究

以德国功能翻译学派的文本分类理论为指导,分析李大钊纪念馆与故居公示语英译过程中的问题,提出公示语翻译策略:对于信息型和感染型功能同样突出的文本,一般优先传递信息;对于信息型和表情型功能同样突出的文本,应以信息优先,一定程度上也能兼顾表情功能;对于表情型和感染型功能同样突出的文本,一般优先实现感染功能。

李大钊青年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探析

在国家危亡之际,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结合时代背景,深入分析青年人的思想特点和成长需求,开展了一系列推动青年思想发展的教育和实践活动,引导青年用科学理论改造人生观和世界观,牢固树立家国情怀,带动了一批又一批爱国青年毅然投身创造“青春中华”的伟大革命实践当中,也逐渐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青年教育思想。在教育形式、内容和目标上,李大钊的青年教育思想与当前国家提出的“大思政课”教育理念高度契合。二者的有效融合,对于当前做好青年思想工作,构建“大思政课”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再认识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撰写于他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篇和下篇期间,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具有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都高度重视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而对《再论问题与主义》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忽视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写作上紧密的内在联系,因而遮蔽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独到之处和重要价值。《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更为重要的是,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和开端,可谓《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姊妹篇,这两篇文章珠联璧合,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中国全面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篇经典文献,而《再论问题与主义》则是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方向的第一篇经典文献。

五四时期李大钊的公共交往

五四时期,李大钊以学校、社团、报刊媒体等公共空间为平台,开展公共交往活动。他积极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通过自身言行,拓展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空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凭借公共交往活动,李大钊引导大批有志青年人走上革命道路,为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做出卓越贡献。

李大钊1923年武汉讲学史实考述——附李大钊演讲记录

朱希祖、李大钊1923年到武汉讲学的时间,《朱希祖等北大教授1923年到武汉讲学时间辨正》确定为1923年2月初,而不是11月;但对“绕道上海”拜谒孙中山是发生在去武汉时还是离开武汉后则没有涉及。本文从《钱玄同日记》及李大钊回忆中找到证据,确定该事发生在离开武汉后。李大钊在武汉演讲的“进步的历史观”没有收入《李大钊全集》,笔者在1923年印、已成孤本的《湖北寒假讲演会讲演集》中找到它,经整理和校对,予以刊布。

国博藏李大钊《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讲义考述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他率先在北京大学开设的“唯物史观”和“史学思想史”两门课程具有划时代意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培养了大批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人才,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同时,《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两部讲义还推动了北大史学课程改革,为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奠定重要理论基础,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李大钊编《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两部讲义尤为珍贵。本文对两部讲义征集和收藏过程进行考证,并将两部讲义与《李大钊全集》进行比较分析,对两部讲义的形成、讲授、保存及征集过程进行了详细考证,为研究李大钊及其史学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撑。

红色文化视阈下李大钊数字形象设计与应用研究

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得以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李大钊是红色文化的重要代表,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之一。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利用数字化手段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收集、挖掘、修复和再现成为了保护红色文化资源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以李大钊数字形象为例,详细阐述了李大钊数字人形象设计的方法与原则。同时利用数字媒体艺术与技术,充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实现精准化、个性化传播,有利于促进全民红色文化教育,鼓励全民对于红色文化的参与和保护。

李大钊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轨迹及当代启示

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李大钊的爱国主义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青年求学时期形成的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思想;第二阶段是归国创办报刊时形成的以改造中国为目标的爱国主义思想;第三阶段是“五四运动”后形成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爱国主义思想。随着李大钊爱国主义思想不断深入,也展示了他从朴素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爱国者的过程,其深邃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困境、路径与价值:李大钊文化现代化思想探析

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拓荒者”,也是中华文化在危机中开新局的“举旗人”。面对中华文化受到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等多方面因素制约而陷入发展困境之状况,李大钊立足于中国“实境”,提出在肯定中华传统文化蕴含“容人并存的雅量”与“自信独守的坚操”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启迪作用,以夯实经济基础为支撑,以推动政治建设为保障,以统一思想为引领,形成经济政治思想的整体合力,最终实现中华文化现代性重构。李大钊关于文化现代化的思想,不仅开辟了中华文化现代化的正确方向,赋予中华文化主体性活力,同时也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因。

河北红色名人纪念馆“民俗化”宣传模式研究——以“李大钊纪念馆”为例

相较于全国掀起的红色旅游文化热潮,河北红色名人纪念馆的资源开发与利用仍显滞后。纪念馆宣传工作普遍停留在对名人生活图片与相关实物的“静态”展陈,缺乏对其所处地域民俗文化的深度融入。该项研究以“李大钊纪念馆”为范例,通过对其所处乐亭县民俗文化资源的深度考察与尝试运用,探索“民俗化”宣传模式对纪念馆建设工作的理论价值与实际效能。进而,努力推进“民俗化”宣传模式在河北红色名人纪念馆建设工作中的有效运用,达到对革命历史及文化精神的当代传承。

基于李大钊思想资源的革命文化认同教育路径研究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十分关注对于青少年的教育,他的思想在培养学生革命文化认同感时,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通过分析李大钊的教育理念,明确加强高中阶段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的重大意义,并提出革命文化认同教育进头脑、革命文化认同教育进课堂等具体的教育策略。研究表明,利用李大钊思想资源可以有效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革命文化认同感,提升学生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

新时代以来海内外李大钊研究综述

李大钊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进入新时代以来,海内外学者在既有基础上,围绕对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李大钊与其他历史人物关系,以及李大钊思想研究等方面,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与新史料整理出版、研究队伍壮大以及运用新研究视角紧密相关。推进李大钊研究深化发展,可以从结合新时代理论创新成果、发掘海外有关李大钊新史料等方面继续努力。

李大钊与伟大建党精神

李大钊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开创者和忠实践行者。十月革命以后,他通过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播撒真理“火种”,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奠定思想基础;通过推动工人运动,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筑牢阶级基础;通过建立党的组织,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夯实组织基础。同时,他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革命导师与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光辉典范,具有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家国情怀和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高尚品格。李大钊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对于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具有重要启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大力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充分发挥表率引领作用。

李大钊精神融入新时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

李大钊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将李大钊的思想融入新时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能让学生深刻领会李大钊精神的内涵和时代价值,学习李大钊的革命气节、高尚情操以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文章从李大钊精神产生的背景、李大钊精神的内涵、李大钊精神融入新时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李大钊精神融入新时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探讨,以促进学生继承和弘扬李大钊精神。

论李大钊的“第三新文明”构想及其现实意义

近代,由于东方文明“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方文明又“疲惫于物质之下”,东西方文明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于是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一种崭新的文明来改变这一被动的局面。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得李大钊深受启发,再加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李大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第三新文明”的构想。一方面,李大钊强调我们既要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吸收和借鉴西方先进社会文明,从而能够调和与融通东西方文明之长处;另一方面,其“第三新文明”构想的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可以厚植当代青年文化自信之底气,还可以真正发挥“两个结合”的现实指引,从而不断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发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

立足北大红楼,科学传播真理——李大钊在中国首传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路径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立足北大红楼,以科学精神首次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走出一条坚实的真理探求之路。其学理路径表现为以下七个方面。窃火:购置书籍、翻译绍介;发声:编辑报刊、撰写文章;传道:学院讲授、课堂教学;组织:成立社团、标明主义;争鸣:切磋探讨、讲演辩论;溯源:缅怀先驱、纪念经典;动员:深入民众、调研实践。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开创性、奠基性相一致的是研习与传播方法上的科学性、系统性、实践性,从而形成了影响的广泛性、深入性、持久性。

新时代读懂李大钊的五个向度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新时代读懂李大钊,需要着眼于五个向度:一是地域文化滋育的向度,应深入了解李大钊生于斯、长于斯的燕赵大地;二是革命精神锻造的向度,应深入领会李大钊对伟大建党精神的以身淬炼;三是思想播火传薪的向度,应深入把握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四是以百姓心为心的向度,应深入体察李大钊心中始终装着劳苦大众的人民立场;五是异质美德通合的向度,应深入感悟李大钊身上德厚流光的伟大人格力量。

重识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发表于1919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山之作,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史上占有奠基性的地位,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然而,人们对这篇文章内在价值的认识和理解还需要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李大钊的“思辨”切入,紧紧围绕“唯物史观”的阐释,结合文本内外的实践活动,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作深入、具体的动态分析,能够引出更深刻的思想理论命题和更严谨的学术思考。

李大钊爱国救亡翻译活动的行动主义考释

为变革旧社会、挽救中华民族,李大钊自主发起爱国救亡翻译活动,且具有鲜明的行动主义色彩。李大钊翻译活动的社会启动、社会生成和社会启用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在组织上具有整体性。李大钊作为发起者、译者甚至出版者,运用全译、摘译、译评、译写、参译、合作翻译、间接翻译等方式生成译作,并通过出版发行予以启用,灵活高效地契合了时代需求,同时其译作文体从文言文演变为白话文,使翻译成为其救亡图存运动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