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被害人维权运动的正当化根据研究

环境犯罪被害人维权运动是环境刑法学必不可少的研究内容,它必须符合正当化事由的一般原理,包括正当防卫、自救行为和劳动争议三种类型。作为正当防卫维权运动的合法根据在于保护个人被威胁的重要环境权;作为自救行为维权运动的合法根据在于恢复或补偿个人已经被侵害的重要环境权;作为劳动争议维权运动的合法根据在于通过保护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来保护自己或他人的重要环境权。

被害人承诺正当化根据再思考

被害人承诺作为超法规阻却违法性事由得到广泛认同,但是,对于它的正当化根据存在较大争议。正确地界定被害人承诺的正当化根据,对于司法实践有很大帮助。被害人承诺的正当化根据在于,基于社会相当性的利益衡量理论。在实践中,生命法益绝对不能承诺,身体健康法益以及其它个人法益在符合社会相当性范围内可以有限承诺。

医疗行为之正当化根据探析

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作为医疗刑法研究的起点,是当前刑法教义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医疗行为伤害说是医疗行为性质认定的基本立场,医疗行为正当化根据的理论探讨得以展开。以医疗行为为中心的学说过于注重行为的社会价值,忽略了患者个人价值的实现。在刑法自由保障机能之下,医疗行为正当化根据探析应以患者为中心展开。在尊重患者自我决定权的基础上,对患者同意说作谦抑性设定,维持医生开展医疗活动与尊重患者自我决定之间的动态平衡,有助于保障医疗安全和缓解医疗纠纷。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下适用患者同意说,可以顺应医疗刑法的论述架构,合理判定专断医疗行为的刑法容许程度,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医疗刑法之公平正义。

论刑罚的正当化根据

刑罚的正当化根据,是能够从实质上说明刑罚的存在根据以及国家对公民适用刑罚的理由。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应当是预防犯罪的正当性。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体系的重构与完善——以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为切入点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高发常引发有关应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议,而争议的本质在于应否采用刑罚手段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即站在传统报应论立场的“以刑代教”与基于现代预防刑论的“以教为刑”之争。引发争议的现实原因在于我国现有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体系的“失灵”,即存在刑罚与非刑罚处遇措施不明确、保安处分措施缺失与刑事政策偏重保护等方面的局限。在现有体系尚不完善之时,仅仅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扩大犯罪圈恐非良策。同时考虑到立法成本与司法现状,弹性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引入亦不可取。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对现有体系进行完善:重视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预防,在个案中充分贯彻个别化原则,并在现有的犯罪治理体系中增设保安处分规定。

论被害人同意的正当化根据与界限--人的尊严限制论的提倡

被害人同意的正当化根据与限制被害人同意效力范围的根据应分开讨论。被害人同意的正当化根据在于对自我决定的尊重,这从根本上源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刑法观。刑法仅消极保护个人自由不受侵犯,没有义务积极促进个人的自由发展与自我实现。被害人同意的效力范围受到“人的尊严”的限制。“人的尊严”的调和功能与宪法根据为人的尊严限制论提供了外在体系支持,“人的尊严”的独立性、终极性、客观性为人的尊严限制论提供了内在理论根据。适用人的尊严限制论应遵循一定的规则,行为严重地否定“人的尊严”时,被害人同意无效。

论诱惑侦查行为的正当化根据

诱惑侦查是侦查机关设置圈套,引诱侦查对象实施犯罪,并将其及时(在犯罪现场或人赃并获)拘捕的一种侦查手段,有其致命的弊端,而且目前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因而有人认为它是不合法的。但本文认为,诱惑侦查不失正当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其正当化的根据。

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的正当化根据与法律适用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实现了预备行为实行化,将刑法对法益的保护再一次前移到准备活动阶段,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具有正当性。在法律适用中,应当将主观上具有政治性目的作为成立本罪的核心要素;该罪既包括为自己也包括为他人将来实施恐怖活动进行准备;应当注意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其他类似罪名,避免扩大化适用。

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及条件

现代各国刑事立法对于正当防卫大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认定正当防卫应以“正当化”为根据,并以“紧急不法侵害”的存在及“防卫”行为为要件。

推定的被害人承诺:正当化根据及其成立要件

推定的被害人承诺与被害人承诺紧密相关,在研究推定的被害人承诺的定义、分类、正当化根据以及成立要件时都需对二者进行比较。推定的被害人承诺的正当化根据在于对不同利益的比较与衡量,是法益保护主义在违法阻却事由领域的一种体现。推定的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包括行为人具有承诺能力、在行为时推定、在个人法益范围之内、现实承诺的不可获得、被害人承诺的当然性、情势紧迫、有效性与必要性。

论认罪认罚从宽的正当化根据

作为一种重要的量刑情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必须具有刑罚正当化的根据,否则,其存在的正当性就会受到质疑。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一方面要统筹考虑实体性和程序性因素;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区分认罪认罚从宽的不同内涵,在其内涵上,存在“低度”和“高度”的区分。对于“低度”的认罪认罚从宽而言,其正当性在于刑罚本身对效率的追求。对于“高度”的认罪认罚从宽而言,其正当性还在于特殊预防和恢复的刑罚目的的实现。

人权保障语境下的刑罚正当化根据

在传统刑罚理论研究中,报应刑论在技术和价值层面存在一系列理论障碍,目的刑论则在罪刑均衡和社会公平等问题上有失偏颇。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折中说由于没有从更高的层次上对报应刑和目的刑进行有效整合,也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前二者的缺陷。从人权保障的高度重新界定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主张以保障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是刑罚权正当化的根据,刑法不得已原则是践行人权保障的有效途径。

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及边界

竞技体育是以激烈的比赛的形式进行,在比赛中既可以体现出竞技运动员自身过硬的综合素质也可以在国际的竞技比赛中彰显出国家的力量,代表着国家的荣誉,同时也受到了国家的重视。但是由于竞技的关系,所以其不同于普通的体育运动,具有高强度,高危险的特点,关于竞技体育伤害的事件层出不穷,所以其是否正当化受到了普遍的关注^([1])。

过失犯的正当化事由研究

依据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犯罪过失具有双重机能,既是构成要件要素又是责任要素,而且在评价内容上也有所不同.从理论上讲,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过失行为可以成立正当防卫的正当化事由,实践中也有相关判例.但依据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对违法性不能独立进行评价或判断,所以从法律效果而言,只能直接地、无条件地排除犯罪构成.在实践中,因过失犯的社会危害性明显小于故意犯,对存在正当化事由的过失犯罪,一般通过刑法第13条之规定出罪,但这种处理方式缺乏充分的论证和必要的理论支撑.因此,内地法系国家刑法关于过失犯的正当化理论,对我国过失犯排除社会危害性理论体系的构建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避险行为对被避险人的法律效果——以紧急避险的正当化根据为中心

《刑法》第21条上的避险行为,分为正当的紧急避险(第1款)、免除刑罚的避险行为(第2款)和减轻处罚的避险行为(第2款)。如果被告人不得已的避险行为旨在保护明显更优越的公共利益、人身权利或更大的财产利益,那么,其避险行为处于必要限度内,可期待被避险人忍耐相应的避险行为。必要限度内的避险行为是正当行为。紧急避险的正当化根据,不应局限于功利主义的法益权衡说,而应引入公平视角,进而采取限制的社会连带说。限制的社会连带是被避险人对避险行为负有忍耐义务,进而不再实施防卫或转嫁危险的学理根据。如果避险行为所保全的利益并不明显优于被损害的利益,或者会产生与《刑法》第20条第3款所列暴力犯罪相等同的效果,则难以期待被避险人忍耐相应的避险行为,此时可采取反抗措施。

卧底侦查司法实践的比较法分析——兼论卧底侦查行为的正当化根据

卧底侦查的概念,大陆法系一般采用狭义说,英美法系则采用广义说。广义的卧底侦查包括两种情形:第一种是侦查机关派遣经过特殊训练的侦查人员进行卧底侦查;第二种是侦查机关派遣普通的非侦查人员进行卧底侦查。美国法有关卧底侦查积累了丰富的判例,其中比较重要的三个判例和判解对卧底侦查的应用与犯罪嫌疑人宪法权利之间的平衡以及合理应用卧底侦查及其道德限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保障卧底侦查的顺利进行,或为保护卧底人员自身或他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可以允许卧底人员实施一定的侵害法益的行为。至于这种容许侵害法益行为的正当化根据何在,则可以通过作为义务理论、义务冲突理论、执行命令的行为以及受到人身绝对强制的事由作为其正当化的根据。

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研究

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直接决定了正当防卫行为虽然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但为何能被正当化的问题。正当化根据的选择还影响到正当防卫的成立、防卫行为相当性的判定、防卫过当责任形式的认定以及防卫过当减免处罚根据的确定等。正当防卫正当化根据的确定与违法性本质的理解密切相关。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的方式以及结果无价值论所具有的天然优势,决定了在违法判断上应当采取结果无价值论的立场。在正当防卫中存在着保全法益与侵害法益对立的双方,在法益的比较衡量中不法侵害者的法益在必要限度内丧失了要保护性,因此,保全法益优越于侵害法益,正当防卫正当化的根据就是法益衡量说内部的优越利益原理。同时,基于法益衡量说坚持"结果行为"的违法性判断的思考进路,能够妥当地解决正当防卫的相关问题。

坦白的正当化根据与合法性适用

从坦白制度的发展源流和现行立法来看,"被动投案和效益兼顾"是坦白的正当化根据。一般坦白的主体限于犯罪嫌疑人,而被告人和罪犯可作为准坦白的主体。坦白必须以明示的"被动归案"和隐含的"归服法律"为前提条件。如实供述的内容不得违背主观认识并应当与实际情况大致相符,供述方式体现为主动供述与被动供述。对于翻供现象应当以一审判决前作为评价时点,将作为犯罪嫌疑人时的如实供述和一审判决前的重新交代联系起来进行认定。在裁量从宽幅度时要将人身危险性程度和国家效益大小作为衡量要素。"退赃退赔"不符合"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立法规定,不宜按照坦白条款减轻处罚。

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及边界

利用竞技体育规则的行为，终究属于规则范围内的行为，虽有伤害之风险，但也是规则范围内之风险。因此，只要是基于比赛的目的而合婵地利用规则，即便导致伤害后果的发生，应以“被害人”存在对类型性的优越利益的追求而对该危险的“现实化”（实害结果）准同意的效力，从而阻却行为的违法性。但是，对于出于报复、泄愤等目的，不计后果地利用规则（假借比赛为幌子）而伤害他人的，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犯罪目的，尽管该行为没有僭越竞技规则的范围，但已经明显偏离了竞技体育的精神，违反了刑法关于故意伤害罪的规范保护目的，因此应根据行为人的主客观情状，相应地认定成立故意伤害罪。

论被害人承诺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兼论成立条件

被害人承诺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以正当化根据为理论基础,以有效成立条件为核心要素,但在司法实践的界定中却存在着许多问题。准确把握被害人承诺有效成立的条件,关系到刑事责任的大小和有无,因此,对被害人承诺成立的有效范围和条件必须严格地加以区分和限定,才能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